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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而建造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纪念工程之一，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中部，天安门广场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在首都北京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碑文。1952年8月1日，纪念碑正式动工，开始修建。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1961年3月4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国务院确立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与天安门一起被定位为一百个全国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首。2021年3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全国17个单位派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以及工程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由两层月台、两层须弥座、碑身和碑顶组成，通高37.94米，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共使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碑身正面碑心石上镌刻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主席撰文、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同时下层碑座束腰部位镶嵌着十幅汉白玉浮雕，其内容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江”，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支援前线”与“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国家应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以纪念英烈，并首次确定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

建设历程

前期筹备

提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在北平艺专任教的滑田友关注时事，以敏锐的思想为北平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给当时北平建设局的领导写了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有中国民族性特点的雕塑建筑组合的纪念碑，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建议与提案。

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在首都北京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碑文。

碑文内容为：“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一碑文后来经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奠基

9月30日大会上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选址定于天安门广场，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通过。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典礼上毛泽东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设计阶段

画稿设计

1952年4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举行纪念碑筹建座谈会，邀请了包括中央部委、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在内共九个单位。经座谈会讨论决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等十七个单位各推派代表一人为委员，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该委员会包括建筑设计、雕画史料编审、结构设计以及施工委员会，集中了当时全国极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建筑师与艺术家。

1952年6月19日，美术工作组成立，雕塑大师刘开渠被确立为组长。刘开渠举荐推选出100多名雕塑艺术家，在他的带领下一同进行画稿设计。

1952年冬天，人民英雄纪念碑画稿工作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一批画家展开。次年2月，雕塑家们在对百年历史的学习基础上，起草了12幅浮雕的草图。经过讨论后，预选出10块浮雕，之后经中央批复，确定了八个主题，即：《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除此之外，还为《胜利渡长江》浮雕两侧设计了主题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饰性浮雕。3月，纪念碑造型再次修改，雕刻家们根据新碑形进行8副浮雕草图的起草和练习，并于9月完成8副草图的起草。在草图的基础上做出了四分之一的泥稿，从泥塑上对浮雕效果进行研究。

大约1953年六七月间，参与浮雕画稿的画家完成了工作，之后雕塑家分为8组，正式开始浮雕创作。

碑型设计

奠基仪式结束后，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筹备工作，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林徽因也参与其中。随后委员会发出正式通知，向全国建筑规划单位征集纪念碑设计稿。1950年6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家和雕塑家齐聚北京，展开一场激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讨论。讨论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一致排除了过于矮小或过于分散的设计方案，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确定了碑的设计方案：纪念碑的设计要以传统的“碑”为主体造型，但要对古碑矮小沉郁的特点进行革新，突出英雄气概。此外设计应以“碑文”为主题，用浮雕的艺术形式表现碑文所叙述的历史内容。另外请毛泽东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放在与碑文相对的一面。这一碑形设计理念确定之后，委员会很快就从征集来的稿件中筛选出了八种理想方案，纪念碑的最终设计模型也呼之欲出。

经过进一步筛选，有三种设计方案脱颖而出，都市计划委员会预备将其制作成模型，在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放在天安门广场展出，以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其中一个纪念碑模型高约8米，相当于天安门五分之一的高度，比另外两个体量要大很多，它的顶端是一个立方体的碑头，上有排列方式和国旗相似的五颗红星，碑身是一个立方柱，下面是一个小型的须弥座，底部是一个红色的、开了三个门洞的高台，这三个门洞与天安门城楼下的三个门洞几乎一模一样。梁思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思量再三，在病中给彭真市长写了封长信，阐释自己对纪念碑造型的意见，他对纪念碑底部开了三个门洞的方案尤为不满，直指其违反了结构常理。他认为纪念碑“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并附上了自己重新设计的十几个方案。最后他表示：“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面对梁思成精辟的分析和一片赤子之心，彭真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梁思成的建议。梁思成的这封信对于纪念碑的设计走向有着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后来将近七年的设计建造均是以此理念为基础进行的。1952年5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委员，梁思成和郑振铎为副主任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组织规程》，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兴建委员会又将各种意见汇总起来，并以梁思成的思路为方向，拟定了新碑形。1953年，《首都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这样记载当时的设计方案：新设计的碑顶是四坡庑殿，碑身正面的碑心用百吨重整块的长大花岗石，上刻毛主席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刻全国政协所通过的碑文，碑身下有须弥座。整块碑矗立在有栏杆的检阅台上，高台四周有十面浮雕，东西有门，中有陈列室等。

这样的方案为游人参观设计了一条游览线路，等到正式动工修建之后，方案再次修改，取消了陈列室和检阅台，碑身下改成了双重须弥座。碑身突出毛泽东的题字，浮雕作品作为碑身和须弥座的连接和过渡，如此一来，整座纪念碑从上到下变得连贯稳固，雄伟大气。

施工阶段

确定碑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

工人召集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尽善尽美，纪念碑兴建委员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规划、建筑、美术人才，为十幅汉白玉浮雕泥塑工作寻找高级雕刻工人，最终决定由具有“雕刻之乡”美誉的河北曲阳的石刻工担任主要雕刻工作。同时1952年至1955年期间，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还先后从河北省武强县，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以及江苏省苏州市等地召集优秀的石工进京参与纪念碑工程。1953年，被召集参加纪念碑工程的252人按照纪念建筑委员会的安排，被分为十个小组，进行了冬季训练，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配合雕塑家圆满完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工作。其中，冉景文、刘润芳、王二生、刘兰星、杨志卿、杨志泉、刘秉杰、曹学静、高生元、刘志清、刘志杰、王胜杰等12名工人学成后由周总理亲自签发聘书，成为纪念碑建设各浮雕组的负责人。

碑心石选运

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共和国第一碑”，碑心石的选择很重要，兴建委员会对此也十分谨慎。对于从全国各地开采的碑心石样，都在材料实验室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衡量。最终决定采用来自自青岛浮山的花岗石。碑心石是纪念碑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岩，重达百吨。1953年4月，数百名工匠在青岛市郊浮山采石场进行碑心石的开采，前后经历了3个月，最终按照预定方案，成功将石料从岩体分离。据记录，该石料，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达300多吨。

浮山采石场距青岛站约30公里，丘陵地形居多。为了方便运输，施工人员对石料进行了两次加工，用千斤顶将石料放置在一个6吨重的卷扬机钢骨架上，沿搬运路线铺设一个移动“铁轨”。历时34天，最终将其运到了青岛火车站。又因为石料重量超过了负责运送的火车的额定载质量，因而又就地对石料再进行了一次加工。经过了三次加工后，石料重量减到94吨。1953年10月16日，石料终于安全运抵北京。

石料就位后，工人们对其再次进行加工，将石料减重到60吨，并用相同的石料造了一个小型的碑心石和小型的碑体进行模拟实验，最终确定利用滑轮原理，将纪念碑内部的混凝土方筒直接作为起重支柱，使用卷扬机进行吊装。经过整整6个小时，碑心石最终吊装就位。

雕刻与落成

1953年9月26~10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形展览在北京展出。但此时碑顶造型尚未确定，最终确定采用“建筑顶”和浮雕主题，是在1954年11月6日。碑上刻字、镏金是在安装以后，通过将所写的原稿按碑文尺寸放大，用阴文镌刻至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中国传统镏金工艺做成的金字镶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为毛主席所书。毛主席共写了3幅，后工作人员征求专家意见，从3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虽然不是取自一副，但仍不失毛主席的书法神韵。碑文部分是彭真建议由“写得一手极好颜体字”的周恩来总理手书，据说周恩来总理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

1957年，纪念碑的浮雕开始石刻。1957年11月，浮雕初步细刻完成。经过石刻艺人的精心雕刻，不但泥塑中的风骨精髓得到完美体现，而且精湛的刀功技法、精确的表现力度、精致的坚硬石质使浮雕艺术质量达到了极高水平，展现出了人民英雄的精神风貌。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5月2日，纪念碑正式开放。

方位布局

位置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距天安门城楼南墙向南约463米，它与北面的天安门、西面的人民大会堂、东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起，共同组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群，围合起中国最大的公共政治活动空间。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一条著名的“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建筑设计评价标准，他认为建筑民族化不能等同于简单复古，而是要推陈出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方体的碑形设计，正是他“中而新”观点的集中体现。南北长、东西短，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只有南、北两面，而东、西面过扁，必然会影响气势，也不利于东、西方向的群众观瞻。因此，在保持中轴线上南、北立面重要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加宽纪念碑的东、西立面，从而为纪念碑四面的浮雕创作奠定建筑基础。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认为，实际上，纪念碑的奠基位置与建成位置并不在同一个地点，奠基时所选地点是象征性的，施工时又沿中轴线向南移动了一些距离。梁思成曾就此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做了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真当时回复说让梁思成揣度自定即可。后来，经过慎重研究，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敲定，把位置定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吴良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对当时临机处置将纪念碑位置向南移动的细节十分清楚。2002年5月，吴良镛回忆说：“由于纪念碑的奠基位置比较靠近天安门，在纪念碑施工前，梁思成先生决定向南移动一些距离。此事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提出，也没有请示，如果请示的话，会很麻烦。”

朝向

中国古代石碑初为墓葬之用，多为扁平形态，碑形矮小，缺乏英雄气概。石碑以南北为主立面，分为碑阳、碑阴，形状是四方体的较为少见。

据资料记载，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8月施工期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型设计仍然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此时的方案是南面为正，北面为背。1953年9月至10月间，建筑工程学会有代表提出：“碑的正面一定朝南，但北面亦可做正面，毛主席的题字，南北都有，政协通过的碑文刻在东西两侧，否则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看到碑的背阴，不太好。”将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放在北面，同时将北面也作为主面，这条建议提的最早。另据当年参与纪念碑雕塑创作的雕塑家李祯祥回忆，“原来设计是正面朝南，已经施工了，有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检阅，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干嘛庙门都朝南？’当时大石头都已打好，要往上吊装，就改为朝北。”

纪念碑朝向的调整，最直接的原因是纪念碑位置的南移。从规划角度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小与容量。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起，群众就形成了在广场中心站队的传统。当时进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有30万左右，为了尽可能多地容纳游行群众，将纪念碑的位置相对南移并将朝向翻转过来，是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决策。纪念碑朝向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轴线的衰落与长安街的东西贯通。有学者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建在中轴线上并且正面朝北，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扭转乾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典型体现。这种朝向对于天安门广场后来的扩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建筑特征

建筑结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基占广场地面3000多平方米，碑高达37.94米。纪念碑自下而上由月台、两层须弥座、碑心、碑顶四部分组成。

月台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宽敞的台阶。月台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南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月台上面是大小两层须弥座，承托碑身。下层须弥座镶嵌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浮雕，这八块浮雕反映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依次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市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和两块装饰浮雕：“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浮雕高２米，总长40.68米，雕刻了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碑心正面最醒目的部位镶刻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碑心由7块高2.4米、宽4.62米的花岗石组成，镌刻着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碑上刻字、镶金是在安装以后进行的。首先将所写原稿按碑的尺寸放大，并用阴文镌刻，力求字形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中原地区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

碑顶上也刻有民族特色的装饰花纹。

建筑材料

月台的内部结构是钢筋混凝土的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用水泥灌浆浇筑成整体。下层须弥座镶嵌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浮雕，背面碑心由7块高2.4米、宽4.62米的花岗石组成。碑上刻字、镏金是在安装以后进行的。首先是将所写的原稿按碑的尺寸放大，并用阴文镌刻，力求字形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的金字镶嵌进去。据镀镏老工人说，能保证300年不变色。纪念碑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整个纪念碑工程共使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上万吨石料。石料的加工十分精细，每一成品的棱角、边线、弧面、花纹、卷边等都经严格检查，安装时也步步有序。

浮雕内容

《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面，由艾中信创作画稿，曾竹韶等人雕刻而成。艾中信，著名油画家、美术评论家，上海人。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师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学油画。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系主任、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编辑委员会主任等职。曾竹韶，中国著名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雕塑事业奠基者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赴西方求学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艺术家，1952年由中央美术学院指派与刘开渠、王临乙、滑田友等调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筹备组，参加纪念碑的浮雕创作工作。

这幅雕塑表现的是1839年6月3日广东省人民在虎门海滩进行硝烟的壮烈情景。浮雕上雕刻着手拿棍棒、斧头，身背鸦片箱的搬运、倾倒鸦片的底层劳动人民，同时以帆船、城墙等背景突出“虎门销烟”的历史元素。画面人物共三组，左侧负责搬运的人物和另外两组负责倾倒的人物动势连贯，中间又以烟雾隔断，实中有虚，疏密有序。整幅雕塑充满严肃紧张的气息但又透露出底层人民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质，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勇气。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面，由李宗津创作画稿，王丙召雕刻而成。李宗津191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叔祖、父亲、叔父、长兄也都是文人、画家、专家，1934年就读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师从颜文樑、李毅士、吕斯百、戴秉心等学习油画。他曾先后供职于北平艺专、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王炳照，字景秋，解放后常常署名王丙召，王丙召自幼酷爱美术，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受徐悲鸿赏识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少壮派”教师。

浮雕再现了1851年1月11日桂平市县金田村的农民揭竿而起、冲锋革命的历史瞬间。浮雕上的人物都是农民，脚下是土地，头顶是蓝天，手上是大刀、梭镖、锄头，肩扛土炮，吹响号角、摇旗呐喊，全力冲向内心向往的美好明天。画面中向后飞扬的头巾把他们联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同时随风摆动的衣襟和被当作盾牌使用的草帽，也将农民群体分割成了三组人物，他们从右侧冲进，眼中满含怒火，表现出当时农民军起义的迫切心情和他们对和平未来的急切向往。同时，高低起伏的人物形成了波浪一般的动势，表现出当时遍地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之感。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由董希文创作画稿，傅天仇雕刻而成。董希文，油画家。绍兴市人。早年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杭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43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敦煌壁画，并运用于油画创作之中，使画风发生了转换，于1946年举办了“"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1946年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预科主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油画系第三工作室主任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天仇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教授。

浮雕展现的是1911年10月10日革命武装军人们攻打湖广总督部堂这一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性时刻。画面中多数人物是着军装、戴军帽、手握枪支的军人，其中有两个形象十分特别的人物，一个是手拿斧头、赤裸上身的农民，一个是手举棍棒、振臂高呼的女青年，二人展现出劳动人民和进步女青年从封建的梏中解放，参与革命斗争，创造革命历史。在他们身后，左侧背景是残破不堪的城墙，右侧则是一座正在被战火焚毁的石狮，敞开的清式建筑大门和掉落在台阶上的湖广总督部堂的牌匾和一面龙旗，点明了辛亥革命结束封建统治的旧时代的成果。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浮雕由冯法祀创作画稿，滑田友雕刻而成。冯法祀，合肥港骆风，庐江县人，现当代著名油画家。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顾问、徐悲鸿国际艺术研究会名誉主席，徐悲鸿艺术学院首席顾问。滑田友，雕塑家。原名庭友，江苏淮阴人。1918年，考入江苏省第六师范。1924年毕业后，先后在宿迁县第一小学和高邮市第一小学任教。1933年赴法留学。1936年，他创作的真人大小的坐态《沉思》雕像，获得了巴黎春季艺术沙龙美展的铜奖。同年应徐悲鸿之邀回国。1948年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滑田友曾亲历五四运动，以深刻体验与独特视角创作了这件作品。画面运用中国传统的平面性迂回构图法，人物造型概括洗练，显现出现代中国雕塑艺术的民族气派。整体画面由高举右臂呼号的青年学生和前排簇拥向前的人物群体构成，生动再现学生群体、以及工人、农民、市民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游行的场面，表达出青年志士追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心声。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第三块浮雕，由吴作人创作画稿，王临乙雕刻而成。吴作人，画家。1927年至1930年初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师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并参加南国革新运动。

王临乙，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上海市人。192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随徐悲鸿学画。次年赴里昂美术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3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雕塑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王临乙不仅出生于上海，更见证了血腥的五卅惨案。因此，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愤怒，他是感同身受。浮雕刻画的是在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的群众不惧英帝国主义的枪炮，冲向英国巡捕房的情景。画面中不仅有工人，还有学生、商人和普通市民，他们情绪激昂，冲向左侧的巡捕房，背景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租界内建造的房屋，揭示了上海市人民长期被欺压的历史图景。

这块浮雕是纪念碑浮雕中唯一一副没有进行人物群像切割的作品。人物的排列几乎平行，但又紧密团结，他们的动作也彼此连贯成线，让静止的画面也有动感的节奏，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横向运动的态势。这组人物群像被分成了前、中、后三个层次，形成画面的纵深感，这个场面已经超越了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容，它同时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时所展现的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浮雕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西面，由王式廓创作画稿，雕塑家萧传玖雕刻而成。王式廓，油画家。早年学习美术，先后入济南爱美高中艺师科、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杭州艺专、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画了大量巨幅抗日宣传画。萧传玖，湖南长沙人。1930年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1946年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曾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这幅作品雕刻的是1927年8月1日凌晨，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南昌市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战斗场面。画面中人物数量众多，全部是起义的战士，身着军装，穿戴整齐，荷枪实弹，身后跟着战马，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军备用具，如弹药箱、马灯等。整个画面视觉的焦点是站在中央的指挥员，随着他的手势，工农红军使用的第一面旗帜也飞扬在视线中，二者动势相互辉映，连接流畅，让整个画面成为一个动态的瞬间，展现出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中国革命未来的憧憬。

《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西面，由张松鹤创作画稿并雕刻的，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东江抗日纵队，参加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美术公司、北京画院从事雕塑工作。同时也是一位军人，历经12年抗战生活，《抗日游击战》就是根据他本人长期参与抗日游击战的经历和体验完成的。

浮雕展示的是无数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的一个普通场景。八块浮雕作品中，此块的人物是最少的，但却包括了战士和老少妇孺等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形象，而且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它的背景是由崇山峻岭、高粱谷子组成的风景画，整幅画面看起来具有极强的绘画性。前方正在准备战斗的紧张画面则与自然环境的安静形成强烈对比。蹲在右下角的老人从树洞中掏出手榴弹装在平时用的担箕中，后方的战士们正在传递着枪支准备战斗，中间的指挥员淡定从容地指挥战局，前方隐身在青纱帐中的战士已进入警备状态，躬身前进，打头的战士或许突然发现了敌情，正在用手势告诉后面的战友小心谨慎。这幅作品叙事性极强，，从准备到指挥再到战斗有完整时间线索，对细节的还原说明了游击战争的隐蔽性、灵活性和流动性特征。

《胜利渡长江》

《胜利渡长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主浮雕，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胜利渡长江”是最大的一块，分布在它左右两侧的是“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块小浮雕，由彦涵创作画稿，刘开渠雕刻而成。彦涵，江苏连云港市人。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画。1938年赴延安市，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在华北根据地从事美术创作和教学，所作版画多取材现实斗争生活。1949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预科主任，后调北京，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刘开渠，安徽肖县人。早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任国立艺术院图书馆主任兼西画助教，同年留学法国，入巴黎高等艺术学校学习雕塑。1933年回国，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9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创作这幅雕塑时，为了再现真实细节，刘开渠曾托人到南京拍帆船的照片寄给自己作为参考，并就战士们使用的武器专门询问过陈毅元帅和陈赓将军。这幅作品是所有浮雕中最大的一幅，位于纪念碑碑心石正下方，高2米，宽6.4米。

《胜利渡长江》描绘的是百万雄师渡长江时动人心魄的宏大历史场景。整块浮雕中只有20余人，几只帆船，几朵浪花，已经上岸的战士和尚在船上的战士形成了一个大波浪构图，层层叠叠的帆船和旗帜展现了渡长江时迅疾的节奏和浩大的声势，正在呼喊的指挥员和飘扬的红旗形成了波浪的最高点，压在南京城上，表达胜利在望的形势。画面背景中突出显示船的桅杆，代表一股强大而稳定的正义力量。

《支援前线》中人民群众从后方拉来补给送给解放军，期望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表现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支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大人和小孩拉条幅，拿锦旗，举捧花，兴奋地向取得战争胜利的解放军致意。这两幅作品分别展现了战前战后人民群众与解放军的互动，之前“支援”，之后“欢迎”，说明解放军深得人心，同时在构图上，两个浮雕作品相对静态的画面还凸显着中间渡江战役紧张激烈的动态场面。

碑文内容

碑心正面最醒目的部位镶刻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碑心镌刻着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碑文中的“三年以来”是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是指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修正)成立；而1840年则是中国受侵略的开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弥漫着滚滚硝烟，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三个时间段中，都有中国爱国志士的不屈抗争。

艺术鉴赏

人民英雄纪念碑风格采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传统，融合西洋写实手法。这座纪念碑是高层次、高规格、高水准、高难度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雕塑建设的前奏与序曲，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甚至20世纪造型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作品主题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碑”的特点是“以文勒石”，以文“述德”“铭功”“记事”，带有碑文题字、展现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1955年6月9日所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箔大字；背面则是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题写的由金箔制成的小楷字体的碑文。碑文虽然简短，却倾注着对人民英雄光辉业绩的深切缅怀，凸显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主题，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不同时期人民革命的斗争历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凝固的石刻，反映鲜活的历史；以纪念逝者的方式，鼓舞着后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无数英雄先烈前赴后继、献出生命，他们的革命精神永不磨灭、永垂不朽。

浮雕特点

从建筑的历史与文化来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与中国传统碑碣及古代建筑具有深厚的文脉联系。以镌刻文字为主题，是中国传统碑碣的形式特征；须弥座自古希腊和印度传入中国，早已成为中国本土建筑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须弥碑座上进行石刻浮雕，是中国古代便已十分成熟的艺术形式；纪念碑的结构兼具碑与塔的特征，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塔”具有文脉联系；碑顶采用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单檐庑殿古典建筑式样，庄严凝重，与汉代石阙有一定的文脉关系，具有东方美学意蕴；在浮雕纹饰设计方面，设计者选择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纹样的主题，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另外，以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花圈，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装饰花纹，都表达了对人民英雄的永久敬仰。

作品风格

人民英雄纪念碑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同时又打破传统建筑形式，以纪念碑的北侧为碑身主要立面。其民族形式的碑顶和收放的碑座、二层白玉台阶的庄重轮廓与天安门、正阳门的古建筑群在同一轴线上，形成为统一的整体。使雕塑产生的天际线同建筑轮廓线柔和协调。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整体设计风格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建立在以建筑家梁思成、雕塑家刘开渠、画家彦涵等为代表的艺术家的团结合作上，同时这是中国老一辈艺术家对东西方艺术深入研究并融会贯通，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成功范例。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一座纪念碑，从建筑到雕塑，都体现了中外优秀艺术与文化的融合，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开阔胸怀与创造精神。

价值与影响

作品地位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纪念工程之一。除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突出的革命性外，还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清晰地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理念：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精神永垂不朽。此后，每年的9月30日，都会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参加的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国家应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以纪念英烈，并首次确定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第二天，负责法律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向逝去的人民英雄报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情况，告慰英灵：革命后辈们没有忘记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朴素初心，没有忘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

所获荣誉

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工程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成为党史、国史上最闪亮的“历史坐标”，成为人民群众纪念、缅怀革命先辈的神圣地方。

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修缮保护

修缮工作

1971年，纪念碑北面原为鎏金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字被改成红色玻璃钢字。玻璃钢字制作工艺复杂，每十年需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要在碑身打几个眼，不仅使纪念碑建筑受到损害，而且与其庄严肃穆极不相称。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对纪念碑进行第一次修缮时，拆除了红色玻璃钢字，更换了损坏断裂的石料，恢复了原有的鎏金字。

1981年3月，增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夜景照明设施。

199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大规模改造时又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和维护。

2006年2月8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经过五个多月的整修工作焕然一新，维修工作的重点是对碑身底座平台栏杆上有裂缝及变形的石头部件进行修复并恢复原状；做好月台的防水工作；对石碑的构造进行了安全性检查；对建筑物的外墙进行冲洗和清洁等工作。

立法保护

除了修缮保护之外，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国家应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以纪念英烈，并首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作出界定。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等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