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观会议，是指东汉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因在北宫白虎观举行而得名。会议主要是讲论“五经”同异，统一经说。
自刘彻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同时，由于刘秀把谶纬正式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之一，各家儒学学派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也同样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将儒学和谶纬学结合起来，创建统一的思想标准，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按照校书郎杨终的奏议，东汉中央政府决定仿西汉石渠阁会议，召集各地名儒于洛阳市白虎观，公开讨论儒学经典五经。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主要参加者有丁鸿、桓郁、班固、贾逵、魏应、李育等数十位学者。过程是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诸儒分别回答，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汉章帝称制临决。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会议提问与发言的原始记录由淳于恭整理为《白虎议奏》，会议的结论由班固整理为《白虎通义》。
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义》一书的编定，是汉代谶纬之学发展的又一标志，其象征着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白虎观会议开兼宗今古文经学之端，为汉末郑玄汇通今古文开辟了道路，同时也预示着今文经学的没落和古文经学的兴起。此外，这场会议利用政治力量、法定程序来肯定纬书法典化，纬书被抬高到和经学具有同等的神圣崇高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并将君权绝对化。
会议背景
政治背景
西汉晚期，汉王朝的统治已难以维系，在连年天灾和农民暴动的压力下，统治者只能借助谶纬迷信思想，希望假借“天命”“神的启示”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而上层阶级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也利用宗教迷迷信，给自己篡夺政权制造“神意”的借口，如王莽利用谶语篡夺政权。在王莽之后，刘秀也利用图谶夺取政权，建立了东汉，并于公元25年“宣布谶记于天下”，正式肯定了图谶在官方统治思想中的地位。
自东汉王朝建立至刘庄时期，在此期间阶级斗争短暂的缓和，统治者便利用这一时期把谶纬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封建经典相结合，决心制定一整套庸俗经学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统治理论。为了提高神学的学术价值，使其与经学密切结合，他们要求神学经学化；而为了使经学符合于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也要求经学神学化。
学术背景
自刘彻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至汉章帝即位，这期间已有二百年，其间经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异常现象。其一，繁琐注经的现象。人们注释经书时，代代相传，经书的注越来越多，越注越复杂，“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读经者终生难通一经的现象日益普遍、日趋严重。其二，章句之学。人们在研究经书时，着眼于一字一句的解读，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且容易陷入烦言碎辞之中，这种状况妨碍着经学发挥统治思想的作用。其三，儒家的内部争议。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同时，由于刘秀把谶纬正式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之一，各家儒学学派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也同样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将儒学和谶纬学结合起来，创建统一的思想标准，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基于上述情况，为调和今古文学，制定中央政府对经义的统一解释，并确立感应之说的学术地位，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
会议过程
汉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下诏称“五经”章句繁多，想议定减省。至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修上奏说：“先帝大业，应当及时施行。要使诸儒共同正确理解经义，令学者能得到提升。”此后，官员杨终上奏，称：“汉宣帝广泛征召群儒，在石渠阁论定五经。当前天下太平无事，学者得以完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皇帝也应效仿石渠阁会议，来制定后世所遵循的规范。”
汉章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北宫白虎观召开了经学会议，令太常以下，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多位儒生会参加会议，其中主要参加者有丁鸿、桓郁、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贾逵、魏应、杨终等。会议围绕着讲论“五经”同异，统一经说展开，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诸儒分别回答，在达成共识后由侍中淳于恭统一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会议提问与发言的原始记录由淳于恭整理为《白虎议奏》，会议的结论由班固整理为《白虎通义》。
相关人物
白虎观会议的召集者为汉章帝刘炟，参会者有太常以下，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多位儒生，其中主要参会人员有李育、魏应、杨终、淳于恭、丁鸿、楼望、张酺、成封、鲁恭、刘羡、桓郁、召驯、班固、贾逵等数十人。
刘炟
刘（公元56年—公元88年4月9日)，东汉第三位皇帝，刘秀之孙，刘庄的第五个儿子，母亲贾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章帝被立为皇太子，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刘庄很器重他。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即位为帝，次年改元建初。继位不久，刘炟出军打败匈奴，救出了驻守在车师国的东汉将领耿恭等人。 建初元年（公元76年），州（今山东省西南及河南省东部）、豫州（今安徽省北部及河南东部）、徐州市（今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南部）等地发生旱灾，刘炟紧急调度粮食救灾，与大臣商议解决措施。章和二年（公元88年），刘炟死于章德前殿，享年三十三岁，庙号肃宗，谥号孝章，死前下令，不要大兴土木建寝庙。
刘炟为政上一改刘庄苛察，事从宽厚，放宽刑律，废除苛法五十余条，又颁布胎养令，给每位怀孕的女性赐谷“三”，以鼓励人口生育。同时轻徭薄役，奖励农桑。军事上面对匈奴对西域的大举进犯，派部队进行增援，后选择彻底放弃。又被忠勇的班超打动，两次派兵增援班超，最终西域统一。汉章帝崇尚儒术，曾令诸儒于讨论“五经”异同作《白虎通义》，又诏曹褒定《汉礼》一百五十篇。刘炟在位期间，社会民生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后世史家将其与刘庄统治时期并称为“明章之治”。然而外戚窦宪专断独行，帝待以宽容，遂开外戚专政之始。
丁鸿
丁鸿，字秦孝公，为颍川定陵（今河南省郾城区）人，他的父亲是丁綝。永平十年（68年）皇帝下诏征贤，丁鸿受到陵召见，他讲述了《文侯之命》篇，被赏赐了御衣及绶带，享受博士的同等礼遇。不久被任命为侍中。建初四年（79年），他参加了白虎观会议，凭借其才华以及明晰的辩难，获得了皇帝的赏识和诸儒的称赞。当时的人称赞他：“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多次受到赏赐，被提拔为校书，而后代替成封出任少府一职。此后丁鸿先后出任太常、司徒、太尉一职，于永元六年（94年）去世。
李育
李育，字元春，为扶风郡漆县（今陕西省彬县）人。他年轻时学习了《公羊春秋》，得到了班固的赏识。班固将李育举荐给东平王刘苍，于是京师的贵胄都想要结识他。前世陈元、范升等人又多有非难，他们引用图谶，不据理体，于是李育作四十一条《难左氏义》。建初元年（76年），卫尉马廖举荐李育，出任议郎，后来被授予博士。建初四年（79年），李育参加白虎观会议，他用《公羊春秋》与贾逵相互辩难，二人往来都有理据。此后他又升任为尚书令。明德皇后被废黜时，李育因是马廖所举荐的，被免官归家。一年多以后他再次被征召，升任侍中，死在任内。
杨终
杨终，字子山，为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是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官员。他十三岁是做郡中小吏，知府认为他有才华，于是派他到京师学习，学习《春秋》。刘庄时，召他到兰台，并任命他为校书郎。汉章帝在位时，杨终上书建议汉章帝效仿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的做法，制定后世所参照的规范。汉章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召开了白虎观会议。此时恰逢杨终因事下狱，班固、贾逵等人便上书为他求情，称杨终对《春秋》颇有心得，在学术上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杨终自己也上书表白，汉章帝因此而赦免了他，杨终得以参加白虎观会议。后来杨终因替知府廉范游说而被充军到北地。皇帝出巡之时，杨终上奏十五章赞颂嘉瑞吉祥以及先祖大业，获得了赦免而后返回故乡。永元十二年（100年），他被任命为郎中，因病而死。其著作有十二篇《春秋外传》，并改定了十五万字章句。
魏应
魏应，自君伯，为任城区（今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人，是东汉经学家、官员。他年轻时便爱好学习。建武初年，他前往博士处学习，学习《鲁诗》，闭门读书，不与官僚结交，京师的人都称赞他。他归家担任郡中官吏，参加明经考试，后来因病免去官职。永平初年，他被任命为博士，升任侍中。他先后担任大鸿胪、光禄大夫。建初四年（79年），他出任五官中郎将，得诏令入朝参与白虎观会议。在会议中，他负责向诸儒提问。第二年，魏应出任上党郡知府，征授骑都尉，他于永元二年（90年）死在任上。
班固
班固（32年-92年），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为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地区）人，他的父亲是史学家班彪。班固九岁时便能著文诵诗，博览群书，在他父亲去世后想要继续完成其父所著的《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称他私改国史，于是被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上书为他辩解，班固才得以被释放。刘庄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异，任命他为校书郎，继续完成其父所著之书，潜心编纂二十余年，著成了《汉书》。此后班固又出任太极宫玄武门遗址司马。建初四年（79年），班固奉诏参加白虎观会议，并在会后编写《白虎通义》一书。永元初年（89年），他跟随大将军窦宪以中护军的身份北征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因专权谋乱而被迫自杀，班固受到窦宪的牵连而被免职，最终死于狱中。
贾逵
贾逵（30年-101年），是东汉学者、经学家，字景伯，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是贾谊的第九代子孙，曾任侍中、左中郎将。《后汉书》记载他在刘歆处学习《左氏春秋》《国语》以及《周官》；又在涂恽处学习《尚书》；在谢曼卿处学习《毛诗》。永平年间他向朝廷进献三十篇《左氏解诂》、二十一篇《国语解诂》，刘庄非常看中这些作品，命人抄写一份保存在密馆中，他还曾利用朝廷对谶纬之学的推崇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汉章帝在位时他曾参加白虎观会议，与今文经学学者李育相互辩难，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永元十三年（101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在天文学方面，贾逵还提出以黄道坐标测量天体位置。他的著作有二十一篇《左氏条例》《经传义诂》《论难》，以及《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九篇，但他的著作均已散佚。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以及黄奭的《汉学堂丛书》有辑本。
相关概念
石渠阁议
石渠阁议是西汉由汉宣帝召开的“平定”五经同异的御前会议。自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后，研读经书的人越来越多，对经义的解释也越来越详细，由此因解释经义产生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多。因此为了“平定”五经同异，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未央宫石渠阁召集诸儒讲论五经的异同，参加者有《易》学博士施雠、黄门郎梁丘临；《书》学博士欧阳地馀、欧阳高的弟子林尊、译官令周堪、博士张山拊、谒者假仓；《诗》学韦玄成、博士张长安、薛广德；《礼》学戴圣、太子舍人闻人通汉；《公羊传》学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椎、宋显、许广；《穀梁》学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等二十二人。会上汉宣帝增立梁邱为《易》学博士，大小夏侯姓为《尚书》《穀梁》博士。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的《鲁》《齐》《韩》三家外，其余都始于石渠阁议。
今古文之争
自儒家成为一尊后，儒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主要可分为两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以《公羊传》为经典，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何休。今文经学家重视“微言大义”，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其缺点是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曲解附会。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以《左传》为经典，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故称“六经皆史”，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着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缺点在于繁琐。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成为两汉注经的集大成者。
今文言文之争，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末年。刘骜时，刘歆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以今文经书残缺不全，博士诸儒抱残守缺为由，请立《左传》《毛诗》《尚书》于学官，遭到博士诸儒的反对而未成。东汉初，韩歆上疏建议立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遭到了博士范升的反对。汉章帝在位期间，古文经学学者贾逵称《左传》比《公羊传》《穀梁传》要好。《公羊》博士李育又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贾逵则撰写《左氏长义》四十一事。白虎观会议期间，李育以《公羊传》与贾逵相互辩难，二人所言均有理据。东汉末年，何休撰写《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公羊墨守》，郑玄则作《起废疾》《发墨守》。
清代今文经学兴起，同时也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以经义讥讽时政。廖平在二变时尊今文抑文言文，康有为在他观点的基础上撰写《新学伪经考》，力斥古文诸经为“伪经”，古文经学为“新学”。而章太炎、刘师培则捍卫古文经学，互相对垒，形成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之争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上，今文经用隶书，古文经用蝌蚪文；古文经在篇章上较今文经更多，如《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礼古经》（五十六卷）比今文《礼经》多三十九篇，《古论语》（二十一篇）比今文《鲁论语》多一篇。内容上，许慎撰《五经异义》即从名物、制度、解说上区分经今文言文。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与汉代的政治和现实结合紧密，但不免附会和神化孔子与经学；而古文经学则重训诂、考订，多从历史上找根据，故今文经学近乎哲学，古文经学近乎历史学。
谶纬之学
谶和纬原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发展到后来，二者融为一体，合称为“谶纬”。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谶，验也。”验就是应验、灵验，因此“谶”实际上是一种预言，尤其是日后会应验的预言。“谶”的内容多涉及吉凶祸福、人事兴衰，如陈胜起义和刘邦兴起时都曾借助谶言进行宣传和造势。“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在汉代，“六艺”作为经典的地位已经被确立和普遍承认，因此任何对“六艺”的不同理解都自然的被排斥到“经”的范围之外。不少思想家结合时代的特点提出了对于经典的不同解释和理解，但这些理解无法进入“经”的范畴内，因此人们就取“经纬”之意，将这些不同于原始经典但又与经典有着密切联系的思想成果称为“纬”。由于当时社会神秘气息浓厚，故纬书也借助了神学的形式以神化圣人、吸引关注：其一，纬书都存在将圣人神异化的趋势；其二，纬书常常对已有的经文加以神异化解释，使圣人在形象上异于常人；其三，纬书有时会为一些圣人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编造种种神迹、种种征兆，以显示其行动的神圣性。
谶纬之学盛行于西汉末年，彼时汉王朝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在连年天灾和农民暴动的压力下，统治者只有借助宗教迷信的宣传，希望假借“天命”“神的启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刘秀也是借助谶纬的力量上台的，而他深知谶纬存在的威胁。因此他命人将当时的图谶编校整理成八十一篇，即“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这些官方承认的谶纬包括：与河图、洛书相关的计五乘九共四十五篇，与六艺相关的计四乘九共三十六篇，合计八十一篇，被称为“秘经”“内学”。换言之，只有这八十一篇谶纬是合法的，其他的以及以后新出现的谶纬都不具有合法性。这一举措既保留了对自己统治有利的谶纬，又断绝了其他会威胁到统治的谶纬出现的可能性，实质上完成了对谶纬神圣权力的垄断。
相关著作
《白虎议奏》
《白虎议奏》出自淳于恭，是白虎观会议提问和发言的原始记录，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分别整理而成，共百余篇。《白虎议奏》这部书并非一次呈上的完整文稿，而是前后多次完成的奏议文集，该书以奏章集稿的形式留存；体量较大、卷数较多；书中内容文理精粗、 叙述详异在每一部分各有不同； 问答体、有歧说、 粗精不一。《白虎议奏》在刘志、刘宏时期仍然可见，魏晋以后已经亡佚。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共四卷四十四篇，东汉班固撰，是中原地区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
东汉年间，具有国学性质的经学日益繁琐支离，解释也越来越繁杂，今文经学、文言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相互斗争。在这种背景下，汉章帝大会群儒，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希望能统一经说，为朝廷利用儒术施政提供理论依据。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疏，会议结论作成《白虎议奏》，后再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内容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性著作。
《白虎通义》是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经义的总汇，是汉章帝钦定的群经大义。在历史上，它彰显专制权威，以“法”的形式得以推广；在哲学上，它继承了董仲舒天人观念，以“礼”的思想自成体系；在宗教上，它宣扬神学思潮，以宗教思维影响社会信仰。同时，《白虎通义》也是当时儒学理论的最高体现，对后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议结果与影响
确立纬书法典化
在白虎观会议之前，谶纬还没有取得钦定的法典地位，白虎观会议中讨论某些制度时，在汉章帝的主持下，学者们大量的引用纬书作为论断的依据，如论“诸侯袭爵”时引用《尚书中候》；论“三纲六纪”时引用《礼含文嘉》；论“闰月”时引用《谶曰》，共有数十处之多，未举列书名的，还未计在内。在一次御前学术会议中，把纬书提到合法的地位，利用政治力量，法定程序来肯定纬书法典化，纬书被抬高到和经学具有同等的神圣崇高的地位。
巩固君权神授
在白虎观会议上，诸儒在天道观上强调神权；又在自然界秩序的解释上，把君权绝对化，利用君权巩固了神权，实质上是用神权固君权。这是汉章帝借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首先，在世界观上，自然界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结合的更为紧密。诸儒把“日行迟，月行疾”的现象，比作“君舒臣劳”，即君主就如太阳一样，应该安适；臣民就如月亮一样，应该操劳，这是符合上天的意志的。其次，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在西汉末年发展为“异姓而王”的“禅让”说，东汉统治者看出了这一学说所带的危险性。因此为了进一步说明君主地位的至高无上，诸儒将阴阳五行说与封建秩序相结合。在他们讲到五行关系时，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理论。五行之一的土，被解释为五行之首，土为君，而土的地位又代表了中央，成为五行之君。君主的地位和中央政权的至高无上便由此显现。
提出三纲六纪
白虎观会议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提出了“三纲六纪”，把“三纲”作为永世不变的伦理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讨论的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所谓“六纪”，指的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因此，“三纲六纪”几乎覆盖了当时社会伦理的各个方面。君权、父权制、夫权，再加上神学世界观的神权，形成了完整的四条封建绳索。“三纲”不见于经书，三纲的思想从韩非子的著作中已有萌芽，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关系，在《丧服经传》《春秋繁露·基义篇》中已经有所确定，白虎观会议则将下对上的服从关系进一步绝对化，如《易序卦传》在说明社会伦理的起源时为先有男女、再有夫妇、随后有父子、最后有君臣。而白虎观会议把“君臣”放到父子夫妇之前，因此“君为臣纲”，又成为“三纲”的纲中之纲。
开兼宗古文经学之端
白虎观会议以今文经学为主，也吸收了古文经学家贾逵参加。《白虎通义》引用了古文经学的经典《周官》七次，贯通群经大义，对今文经学派的义理思想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吸取了文言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的一些观点，把经义解说统一起来，成为了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这次会议已开兼宗古文经学之端，为汉末郑玄会通今古文开辟了道路。会议将纬书合法化并赋予其和经学同等的地位，这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同时也预示着今文经学的没落和古文经学的兴起。会议对于“君权神授”观点的明确，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会后由班固编写的《白虎通义》是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双重关系指导下编纂的一部经学官方答案，又是两千年前比较完整的“圣谕广训”。
相关评价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认为：“白虎观会议企图使以董仲舒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主的官方哲学重振旗鼓。这是对西汉末以来农民起义的一个反动，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向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反击。”
哲学教授郭齐勇认为：“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一书的编定，是汉代谶纬之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历史学家熊铁基认为：“白虎观会议在讲论经义时采用谶纬解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它一方面反映经学的僵化、谶纬之学的盛行；另一方面似乎也不该简单称其庸俗、反动而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