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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

冀州

冀州，中国古九州之首，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一书。《尚书·禹贡》作：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冀为“九州之首”。“古九州”是中原地区古代的地理称谓，华夏文明初开，自黄帝起，割布九州，其中便有冀州。大禹治水后，九分天下，重新划野分州。夏铸九鼎，冀鼎最大。

冀州的辖域以现代的地理概念来解释，是三面距河，西与南及东南部大致以黄河为界，东北以辽河为界，北以沙漠为界。包括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全省、河南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一部分，皆古冀州境，面积约140余万平方公里。后来增换的幽州为今河北北部及辽宁西南部，太原市为今山西大部。

大禹治水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位列之首，被誉为“中原地区”。刘彻时，冀州成为十三州刺史部之一，下辖九郡国，是汉朝监察体系的关键部分。东汉末年，袁绍凭借势力成为冀州牧，统治广大地域，使冀州成为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逐步收复冀州，统一北方。曹魏时期，冀州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经济、军事基地。

冀州自古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黄帝时期即为“九州”之一，后成为禹划“九州”之首。历经春秋、战国、秦汉等多个历史时期，冀州（冀县、信都县）始终保持其重要地理和政治地位。该地原野广阔、水源充足、百姓富庶，是战略要地，历史上多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无数战事和英雄崛起。因此，冀州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名称由来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中冀州位列九州之首。关于九州，《尚书·禹贡》称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按殷制，称九州为冀、幽、兖、青、徐、扬、荆、豫、雍，比《禹贡》多个“幽”，少个“梁”。《周礼》按周制，称九州为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比《尔雅》多个“并”，少个“徐”。

在《禹贡》《尔雅》《周礼》等多部古籍记载中，有夏制、殷制、周制三种说法，《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尔雅•释地》中所载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幽、营、荆，相对于《尚书•禹贡》的说法，增加了幽州和营州，而没有了青州市和梁州。《周礼•职方》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相对于《尚书•禹贡》的说法，增加了幽州和太原市，而没有了徐州和梁州。另外《尚书•尧典》还有十二州的记载，称虞舜曾就禹所划的九州，又划出幽、并、营三州，合为十二州。

“冀州”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为什么取名叫“冀”，说法不一。《禹贡辩》说，古冀州境内的晋国西南部有一个叫“冀”的国家，它的首都在河东皮氏县东北的冀亭，因而取这个国的名称做为州的名称。《周礼·职方》云：“河内曰冀州。”河内是指黄河以北的地区。《淮南子·坠形篇》日：“正中冀州为中原地区”，冀州之地“当天下之中”，为“天下之中州”。《淮南子·地形训》中又称“冀为天下之号”。冀州一词成了“天下”的代名词，也即中国的代称。

春秋时代的一部星相书《元命包》称：“冀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日冀州。”许慎也说：“冀，假借为望也，幸也。”把赋予“希望、寄托”涵意的字眼，作为这个州的命名，正是前人的愿望之所在。

区域衍变

上古冀州

夏朝（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和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66年）及西周（约前1066年-前771年）均沿袭了上古九州的划分。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北方戎狄纵横河北，现冀州区境曾属白狄的鲜虞国。公元前489年，鲜虞国为晋所灭。现冀州市境为晋国的东阳地区。战国时期，公元前295年，现冀州市境改属赵国。先秦时期，州只是传说中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州作为地方行政区单位是从汉代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实行郡、县两级制，划天下为三十六郡。现冀州市境属巨鹿县。

信都冀州

西汉至宋代，冀州的治所大多设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信都冀州”。西汉初实行的是郡（国）、县两级制；后改为州、郡（国）、县三级制。高帝六年（公元201年），设置信都郡（地区级），治所设在信都，即现在冀州市的旧城。信都郡下设信都县等诸县，其中现冀州市境内设置了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旧城）、扶柳县（今小寨乡扶柳城一带）、昌成县（今码头李镇南顾城村一带）、辟阳县（今安兴村一带）。信都郡和信都县两级治所都在冀州市旧城。吕雉六年（前182年），高后封赵王张耳之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之子）张侈为信都县侯，将信都郡改为信都国，治所仍在信都（现冀州市旧城），所辖区域没有变化。

在现冀州区境内仍设置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昌成县（今冀州市南顾城）。公元前155年，刘启封自己的八儿子篯铿在信都为刘去，改信都国为广川国。广川国的治所、所辖区域和现冀州市境内设置的四县都没有变化。刘彻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设州，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将全国划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也称刺史部。当时，州作为监察机构巡行，无固定治所），冀州下辖魏、清河、巨鹿县、常山四郡和广川、赵、广平、河间、中山、真定六国（郡、国属于地区级）。广川国治所在信都（现在的冀州旧城），领县十七，即信都、辟阳、扶柳、昌成、下博、桃、观津、东乡、历、高堤、平堤、武邑、广川、南宫市、东昌、西梁。在现冀州区境内仍设置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昌成县（今冀州市南顾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广川国改称信都国。信都郡仍属于冀州，信都国所辖区域与原广川国相比没有变化，且现冀州市境内设置的四县也没有变动，信都国和信都县的治所仍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

新朝行政区划与西汉相同，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公元9年把信都县国改称新博，把信都县改称新博亭，治所都在信都（今冀州旧城）。新博仍属冀州，在现冀州区境内设置四个县，即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昌成县（今冀州市南顾城）、乐信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和新博亭（今冀州市旧城）。东汉王朝，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东汉初，州仍没有固定治所，东汉后期，州的治所才开始固定下来。建武元年（25年），全国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东汉初无固定治所），冀州下设信都、常山、中山、河间、清河、赵国、巨鹿县、渤海国、魏九个郡（国）。信都郡（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领信都、阜城县、扶柳、南宫市、经、武邑县、观津、堂阳、武遂、下博、饶阳县、安平、深泽县十三个县。信都郡和信都县两级治所都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在的冀州区境内设置三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

永平15年（72年），刘庄封自己的六儿子刘党为乐成王，改信都郡为乐成国。乐成国仍属于冀州，乐成国的治所仍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在现冀州市境内设置了三个县：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没有变动。延光元年（122年），刘祜封汉章帝之孙刘得为安平王，改乐成国为安平国。安平国仍属于冀州，安平国的治所在冀州区（今冀州市旧城）。现冀州市境内设置三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阜城县（今冀州市南顾城），把原辟阳县并入了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延光年间，州的治所开始固定下来，冀州治所在高邑县（今河北柏乡县北），冀州的下辖区域没有变化。中平元年（184年），司马德宗将安平国改为安平郡。安平郡仍属冀州，安平郡治所仍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现冀州市境内设置三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阜城县（今冀州市南顾城）。

中平年间，冀州州治迁于邺（今河北临漳县邺镇），三国冀州属曹魏，魏国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黄初二年（221年），魏国划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曹丕将冀州的治所从邺迁到了冀州区（今冀州市旧城），冀州下辖安平县、赵国、巨鹿县、平原、渤海国、章武、河间、高阳、博陵、清河、中山、常山、乐陵等十三个郡（国）。安平郡下设信都县等诸县，安平郡治所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现冀州市境设了三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阜城县（今冀州市南顾城）。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中心，从此冀州的名称与今天冀州市的属地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晋朝刘彻泰始元年（265年），全国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安平郡改为安平国。冀州下辖包括安平国在内的诸郡、国（地区级），冀州的治所在冀州区（今冀州旧城）。安平国下辖信都县、下博、广宗县、经、观津、武邑县、武遂、扶柳八县，安平郡治所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现冀州市境内设两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和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太康五年（284年）安平国改为长乐国。长乐国的治所仍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辖区和现冀州市境内设置的两个县都没有变化。司马衷之后(晋朝十六国时期)，北方的鲜卑、氐族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冀州先后属后赵、前燕、前秦和后燕，随所属国家的变换，冀州的治所经常变动。后赵时期，将州治自冀州区迁至邺（今河北临漳县邺镇），前燕鲜卑族慕容俊将冀州治所迁于房子，前秦时将冀州州治迁于邺，后又将冀州治所迁至信都，至后燕慕容垂沿袭下来。

南北朝，冀州先后属北魏、北齐、北周，三代均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北魏时（396年）将全国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冀州辖长乐、武邑县、渤海国三郡，冀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长乐郡（相当于今地区级）下辖信都区、扶柳、堂阳、枣强县、索芦、广川、南宫市、下博等八县，长乐郡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区境内只设信都一县，治所在冀州旧城。信都为州、郡、县三级治所。北齐、北周两时期全国的州、郡、县的划分没有变化。隋朝，前两年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掉郡一级，实行州、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冀州等诸州（地区级），冀州下辖十二个县，即信都、堂阳、衡水市、枣强、武邑县、南宫、武强县、鹿城、下博、阜城县、斌强。冀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市境只设信都一县。

开皇六年分信都县，设置长乐县（今冀州区旧城）；开皇十六年分长乐县，设置泽城县（今冀州市扶柳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行郡、县两级制，冀州改为信都郡，辖域未变，郡治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同时，信都县和泽城县均并入长乐区。唐朝，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唐初分天下为河北道等十道（省级），河北道下辖冀州等诸州。冀州（曾改称魏州或信都郡）下辖信都、堂阳、南宫市、枣强县、武邑县、衡水市、阜城县、武强县九县（后改辖六县），州治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区境只设信都一县（今冀州市旧城）。李治龙朔二年（662年）改冀州为魏州，州治仍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咸亨三年（672年）复名冀州。李隆基天宝（742年），改为信都郡。李亨乾元元年（758年）罢郡复为冀州，所领县由九个改为六个，即信都、南宫、堂阳、枣强、武邑、衡水等六县。李柷天佑二年（905年），改信都县为尧都县。

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各朝均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将辖域分为河北道等诸道（省级），河北道下辖冀州等诸州，冀州（地区级）下辖冀州区等诸县，冀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市境内只设信都一县（今冀州市旧城）。五代时，冀州多战事，“梁兵取冀州，李克用救之。辽朝攻冀州，周兵拒之。自唐末乱离，群豪竟起，兵连祸连，血战数年”。　　宋朝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制。分天下为河北东路等十五路（省级），河北东路下辖冀州等诸州（地区级），冀州下辖信都、南宫市、枣强县、武邑县、衡水市、阜城县七县，冀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市境内只设信都一县。赵构建炎二年（1128年），冀州归属金朝。完颜晟天会七年（1129年）仍设置冀州（地区级，也称安武军）。冀州治所仍在信都（今冀州区旧城）。冀州属河间府（省级与地区级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隶河北东路（省级）。贞元年（1213年）蒙古兵攻占冀州。

直隶冀州

元、明、清三代，冀州作为陪辅京都的“畿内巨州”，一直为路（元）、府（明）、布政司（清）直辖，故称之为“直隶冀州”。元朝实行路、府、州、县四级制，将全国分为真定路等诸路（省级），冀州（地区级）直属真定路（跨过了府一级），隶属燕南河北道（省级）。冀州治所在信都区（今冀州旧城），冀州下辖信都、南宫市、新河县、枣强县、武邑县五县。现冀州境内只设信都一县。明朝实行府、州、县三级制。将全国分为真定府等诸府（省级），冀州（地区级）属真定府。冀州下辖枣强、武邑、南宫、新河四县（洪武二年，即1369年，废除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冀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市境直属冀州。清代实行府、州、县三级制。雍正二年（1724年）冀州升为直隶州，直属朝延布政司所辖。冀州下辖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市等五县，州治在信都（今冀州旧城），现冀州市境直属冀州。

近现代冀州

民国三年（1914年）裁撤直隶州冀州，设立冀县，属直隶省的冀南道（地区级），第二年改属大名道（地区级）。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道一级，冀县隶属河北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属南宫行政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属河北省第十四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15日，冀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冀州区设抗日民主政府。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9日，日军侵占冀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民国冀县政府自行消亡。

冀州的辖域以现代的地理概念来解释，是三面距河，西与南及东南部大致以黄河为界，东北以辽河为界，北以沙漠为界。包括今辽宁省西部、河北西北部、山西省全省、河南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一部分，皆古冀州境，面积约140余万平方公里。后来增换的幽州为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西南部，太原市为今山西大部。

历史事件

大禹治水

孔颖达《尚书正义》中记载：“九州之次，以治水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冀州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汉书》记载：“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从冀州始。”冀州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古帝王首都所在地，被列为九州中的第一位。

袁绍与冀州

袁绍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人物，和他弟弟袁术都为割据一方的名将，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袁绍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武艺出众，更因性格直爽、好礼贤下士而广受赞誉。初领兵时，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广招贤才，一时间，谋士如云，武将如雨，鼎盛时期更是号称拥兵百万，养有谋士三千，成为当时势力最为庞大的军阀之一。

然而，袁绍的雄心壮志并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领地。他看中了冀州这块富饶之地，但冀州牧韩馥却不愿轻易放弃。于是，袁绍的谋士逢纪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通过联合公孙瓒来共同夺取冀州。在逢纪的精心策划下，袁绍成功地骗取了公孙瓒的信任，使其出兵攻打冀州。而韩馥在公孙瓒的威胁下，不得不向袁绍求援。袁绍趁机而入，最终成功占领了冀州，韩馥则无奈投奔了张邈。

占领冀州后，袁绍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大兴土木，修建了太和殿、楼台榭阁等豪华建筑，并为自己和家族成员修建了疑冢和女儿坟等防御设施。然而，这些举动也暴露出袁绍的狂妄自大和贪图享乐的性格特点。他逐渐变得目中无人，不再礼贤下士，错失了许多良机。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错失良机是在曹操与孙权争斗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前来投奔袁绍，并献上了趁曹操攻孙吴之际抄其后路的良策。然而，此时的袁绍却因儿子袁尚病重而无心战事，错过了这个一举消灭曹操的绝佳机会。刘备等人见状，长叹不已，拂袖而去。

袁绍的狂妄自大还体现在他对谋士的态度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虚心听取谋士的意见，而是独断专行，往往自以为是。在决定南征灭曹时，尽管谋士们纷纷劝阻，认为时机不利，但袁绍却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了惨败。更为可悲的是，他在战败后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将责任归咎于谋士荀谌，并将其斩首示众。这一举动彻底寒了众谋士的心，他们纷纷四散而去，有的投奔了曹操等敌对势力。

谋士许攸在袁绍失败后投降了曹操。曹操深知许攸的才能和价值，因此对他委以重任。许攸对袁绍的为人处世、兵将气质以及地理环境等都非常了解，因此向曹操献上了破袁绍的计策。曹操依计行事，成功地引漳河水淹了冀州区，袁绍被迫弃城逃窜。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再次被曹操击败，最终忧病而死。

袁绍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的狂妄自大、不听谋士意见、错失良机等行为都成为了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骄兵必败”这句名言也成为了对袁绍失败的最佳注解。

曹操纳贤破冀州

三国时期，袁绍占据冀州，势力庞大。然而，他因未采纳谋士荀谌等人的建议，贸然出兵攻打曹操，结果招致惨败。袁绍心胸狭隘，不仅未反思败因，反而屈斩了荀谌，这一举动使得他手下的谋士们心生恐惧，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逃散。

在这其中，谋士许攸也选择了离开袁绍，投降了曹操。袁绍败退冀州后，曹操紧追不舍。为了动摇袁绍的守城决心，诱其出战，曹操命军士在冀州城外筑起了两座高大的“蓄粮冢”，谎称自己粮草充足，准备长期围困冀州。袁绍见状，误以为曹操决意要将他困死，于是被迫出城迎战，却再次被曹操围歼。

许攸投降曹操后，询问曹操为何围而不打。曹操表示，他打算长久围困冀州，等城内粮草耗尽，袁绍自然不战而败，冀州也将唾手可得。然而，许攸却看穿了曹操的“蓄粮冢”计谋，指出曹操的粮草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仅够三日之用。曹操听闻后，惶恐不已，急忙向许攸请教破城之计。

许攸建议曹操引漳河水攻取冀州。曹操虽然为人奸诈，诡计多端，但他却非常爱才，对许攸的献策大为叹服。为了振奋军心，曹操故意斩杀了管粮官，并谎称其私扣军粮，导致将士们受苦。随后，曹操大摆宴席，让全军将士大吃大喝了一顿。待将士们吃饱喝足后，曹操依许攸之计，连夜发兵攻打冀州。

由于曹军士气高涨，又有许攸的参谋相助，曹操一鼓作气，大败袁绍，成功占领了冀州。这一战役不仅彰显了曹操的军事才能和许攸的智谋，也再次证明了冀州在中原地区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燕王扫北与大庙寨的兴起

冀州镇的大庙寨，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尽管如今它只是一个空有村名而没有居民的地方，但其背后隐藏着一段悠久的历史故事。大庙寨被陈家寨、崔家寨、柳家寨、宋家寨、李家寨、杨家寨等几个村寨紧紧环抱，其地形宛如一朵出水芙蓉。关于大庙寨村名的由来，要追溯到元末明初的那段动荡岁月。

那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顺势而起，他一方面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明朝，并自封为皇帝。在统一过程中，他杀掉了起义将领陈友谅，并霸占了陈友谅的妻子为贵妃。这位慧贤皇贵妃美貌出众，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自幼聪明伶俐，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学识渊博。然而，他性情暴烈，好惹事端，常常让百官和百姓们头疼不已。由于朱棣出生时不足月数，朱元璋一直怀疑他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因此心中早有除之而后快的打算。当朱棣因性情暴躁而接连杀死宫中两人后，朱元璋更是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和办法，朱元璋找到了他火烧庆功楼时幸存下来的一名军师。这位军师深知朱元璋的意图，便诚恳地建议将朱棣封为燕王，派他去北方平叛异族。军师认为，朱棣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带兵打仗必然凶多吉少。如果死在疆场，可以给他追封一个大大的谥号，这样既能让贵妃感激朱元璋的厚德，又能让百姓念及朱元璋的英明。如果朱棣真是个将才，能够镇守一方，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助手，那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朱元璋觉得军师说得有理，便一口答应了。然而，他转念又怀疑军师可能是在用计害他，于是决定让军师也随朱棣一同去扫北，并且只给他3000人马，还都是老弱残兵。军师深知这是朱元璋在借刀杀人，但他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暗下决心，一定要死保朱棣。

军师和朱棣从南京出发，带着这3000人马过长江北上。他们故意放慢行军速度，每天只走一二十里路就安营扎寨。这样走了三四天，才走出四五十里路。军师利用士兵们恋家、家人牵挂的心情，让朱棣下令放假三天，让士兵们回家探亲。三天假期结束后，士兵们陆续回到军营，军师又续了三天假，并允许亲戚朋友到军营探望送行。这样一来，等士兵们按期回到军营时，连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朋友，已经聚集了二三万人。军师趁机迫使一些士兵将这些人都围起来，下令男女老少都得一起从军北上，违者立斩不赦。于是，朱棣的扫北之军遍地滚，走一村清洗一村。从者家家都跟着他们走，抗者则个个被杀。当军师和朱棣来到河北省时，他们的队伍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

在战冀州（今冀县）时，燕王的指挥总部设在大庙寨的玉皇庙上。人马分散驻扎在玉皇庙周围二三里路的地方，形成了日防敌攻、夜防偷袭的坚强营垒。战后兵马进发，在周围驻扎过兵的地方都留下了兵底盘儿。后来，从洪洞县迁来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立村定居。他们根据姓氏的优势给村寨命名，如陈家寨、崔家寨等。而玉皇庙由于战后没有老弱可留，所以这地方逐渐荒废，没有人家居住。然而，周围村寨的人们为了不忘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也为了纪念他们立村的祖先的辛劳和功德，便以玉皇庙这个地方为这些村庄的代称，叫做“大庙寨”。

随着时间的流逝，玉皇庙的香火日益旺盛起来。每年春秋两季，这里都会举办大型庙会，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城乡居民前来参加物资交流等活动。这样一来，“大庙寨”的名字就在河北省大地上广为流传开来。如今，虽然大庙寨已经没有了居民，但那段传奇的历史和动人的故事仍然被人们传颂着。

战略价值

政治地位

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中原地区古代的冀州。因此后人记述尧、舜、禹的“帝都”俱在冀州。《史记.五帝本纪》谓“舜，冀州之人也”。《艺文类聚.帝舜有虞氏》引《帝王世纪》说舜“家本冀州”。顾炎武《日知录》则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冀州，大致在今河北省东部、辽西地区西部，这与红山文化区域相吻合。

位于黑龙港流域的冀州，在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中，曾古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传说远在4000年前，黄帝在征服蚩尤、炎帝两个部落之后定居中原，依山川大势，“割地布九州。”据《左传》记载，禹死后，其子启继位，也将夏的统治地区划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而冀州为九州之首。

冀州区自西汉以后，历来的建制均在冀州。冀县历史上又称冀州、信都。春秋时期，周代分天下为12州，将冀州分为幽、并两州，冀县之地属并州鲜虞国辖区，后又属晋国。战国时，中山郡在冀县境设扶柳邑。中山国灭后，冀县之地归赵（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划天下为36郡。汉高帝时，冀县称信都县，又称信都郡，隶冀州，郡外领县十六。刘彻时，冀州辖四郡六国，冀县属广川国。此后，历史上多称信都。清代，冀州是直隶省辖下的直隶州。1913年降州为县，“冀州”一词便被“冀州区”取而代之。

战略地位

历史上，冀州“原野平旷”，水源充足，沃野千里，百姓富庶，兵力强盛，英杰荟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南北之冲，戎马之场，要害之重地”。所以“冀野纷纭战事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不知发生多少浩浩战事，不知有过多少刀光剑影的拼搏。东汉刘秀在这里称霸立业；北齐神武高欢也在这里起兵称雄。“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这是《县志》一书中，从古冀州所处的战略地位，从历代王朝兴衰战乱中得出的结论。

经济

据史料记载，冀州信都地势平坦，土田饶衍，棉花的种植有着较长的历史。棉花不仅长势好，且种植量大。明清时，深、冀两州的植棉户几乎占农户的80%。这些棉农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植棉经验，掌握了“一岁数收”的耕作技术。夏秋时节，茫茫棉海，一望无垠，有“冀南棉海”之称。冀州的枣也很有名，据说它形大如梨，核小味甘。由于枣的质量好，常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晋左思《魏都赋》曾把冀州枣称为“御枣”。传说北齐时仙人步阐曾得冀州枣，因而叫“仲思枣”。隋大业初年，“仲思枣”作为贡品，曾献给里帝隋炀帝。

冀州境内河渠纵横，舟车辐集，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商业十分发达。据《县志》一书记载，南北朝的后魏时，这里是主要贸易活动中心，不仅有傅水店、曾家庄、陆村等8个铺，还有如今的田村、韩村、谢家庄和码头李镇4个大堡子城；其他还有漳淮村为元朝的章、华两镇。这些村镇沟通四方交通，迎接八面客商，因而商旅云集，市场活跃，贸易繁荣。说到恩关村，则为交通要道，秦朝时官府曾在这里设交通关卡，管理贸易。冀州境内，许多村落是由经商贸易发展起来的。如中、东、西安市店，就是汉朝在河堤上开设的客店，由于生意兴隆发展成村的。前店杨村、傳水店、沧头等不少村庄，也是由于当时地处沿水要道，商业发达，人丁兴旺，逐渐发展成为村落。

社会

文化胜迹

古冀州文化胜迹遐迩闻名。如宋知州鲁有开建的“养正堂”，宋朝著名学者黄庭坚为之作记。位于州治东北的“百花楼”，据《县志》载，“楼高百尺余，上置钟楼莲漏，壁绘百花”，气势宏伟，优雅壮观。宋朝时建的八角井，据说井水清冽，常年不干深二丈，径九尺五寸。明隐士张风翱建的“清隐轩”，轩前迭石为山，花木扶疏。另外还有风光幽美的竹林寺，大道庵等。可惜这些文化遗址已在兵荒马乱和十年动乱时代，全部被毁。现在尚存的文化遗址有汉赵王张耳之墓，已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县志》载，境内州冀土阜垒垒。据考察分析多属汉朝古墓，后冢古墓已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城内的大石磨，直径四尺八寸，周长一丈六尺八寸，厚一尺四寸。相传在袁绍坐冀州的时候，冀州城里出了二个叫李三娘的仙女，她逢双日在城外海子里用这个石磨磨面；逢单日趁着夜色，骑着神牛给老百姓送面粉。

文化教育

冀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重地，大禹治水后重新划分九州，冀州位列“九州之首”，故称为“九州之首，河北省之源”。冀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河北省的简称“冀”的来源。隋朝大儒刘焯出自冀州，与另一位大儒刘炫并称通学大儒，曾在冀州长期讲学，培养了一批杰出弟子，如孔颖达、盖文达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唐代的文学馆学士，对唐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董仲舒对冀州文化教育也有重要影响，其思想在冀州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古代冀州设有书院等教育机构，如信都书院（由吴汝纶创办），为冀州培养了大批人才。清末，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在洋务运动兴起、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顽强地树起了振兴桐城市文学的旗帜，建立信都书院，延请名师，选拔青年才俊到学院读书，一时间冀州“文风丕变，经术文采，盛极一时”。吴汝纶为冀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又把尊儒重教之风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民国时期，冀州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阵地，直隶省立第六师范（后成为冀南地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的建立，为冀州培养了大量新文化人才。冀州武术文化发达，诞生了许多近代著名的武术大师，如八卦掌创始人尹福、梁振圃等，为冀州增添了阳刚豪迈之气。冀州拥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如竹林七贤的传说、金鸡城的传说等，为冀州文化增添了神秘色彩。

知名人物

冀州，以它特有的风姿曾经使不少文人骚客、豪杰壮士为它引亢高歌，留下了美妙、动人的诗篇。冀州人民也以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歌颂着这块古老的土地。冀州，似一块迷人的丰碑屹立在人们心中。送讨部华言玉通其宗在历史的长河中，冀州也涌现出许多名人志士、英雄豪杰。《县志》载：“名卿士大夫出于是州，载于传记，斑斑可考。”“豪杰挺秀如孔巢父，赵涓辈代不乏人，流风遗俗，至今传焉。”释道安是东晋时杰出的佛教学者，佛教奠基人之一。他18岁时出家，经刻苦学习，潜心研究，掌握了一整套佛学经论。他不辞辛苦，四处跋涉，除了讲经，他还着手翻译，整理出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原地区第一部“经录”，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原地区佛教史上留下了令后人难忘的一页。

长乐冯氏是北魏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改革家。当时，拓跋濬去世，皇帝年幼，为争夺王权，皇室内部各派之间相互倾轧，诛杀异己，朝政混乱，社会上长年战乱，使大片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贪官污吏猖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长乐冯氏毅然临朝听政，扭转了时局。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冯氏还协助拓跋宏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孝文改革”，实行了均田制、三长制，推行了若干汉化政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朝的天文学家刘焯，自幼聪慧好学，苦读经传，遂同刘炫齐名，时称“二刘”。由于考察洛阳市“石经”时，刘焯敢于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遭到群儒的诽谤、围攻，被除名为民。自此，他始游学授徒于闾里，专致教育和著述，孜孜不倦，他著纂《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义》等，并行于世。他还多次建议修改隋朝的历法，他造《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了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运动的速度。推日行盈缩法，黄道日道损益，日月食多次及所在所起，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虽然他著历书得罪于权威人士，致使《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然而该书无疑提供了天文历法新成就，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朝时，孔子三十七代孙、同李白为友的“竹溪六逸”之一的孔巢父，与韩愈为友的孔癸（礼部尚书），还有孔如圭（工部尚书）、孔纬（吏部尚书）等，都是冀州人。画家程仪、程修己父子及赵博文(他们都是大画家周昉的弟子），北魏曾集成《四序堪舆》的颜绍；幼有文名的李适户部尚书赵涓；宋金时的田况、路仲显、路铎、张存(司马光的岳丈）；元朝时著《百中歌》的王白；明朝的石九奏、汪元范等都是冀州名列史册的文人学士，他们或以文采或以政绩被誉于世。

在冀州工作过，彪炳于史册的外籍知名人士更是难以胜数。如汉“京兆画眉”的张敞，不循私情，秉公执法；在冀州境内被传为佳话的苏州市刺史苏章，唐朝被称为“铛脚刺史”的冀州刺史贾敦颐，宋朝被誉为“河朔三令”的冀州区（今冀县）令李帅。还有被誉为“冀州神童”的晋崔宏和元和问，以及清代桐城市派后期学者、被称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等，都以他们显赫的事迹，渊博的学问，在冀州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篇章。

《汉书》称冀州士风慷慨，《宋史》称冀州人民“大气勇尚，号为强伎”。五代十国时的马震、荆罕儒；北宋时的张廷翰、傅思让、耿全斌，都是抵御外侵，战功赫赫的著名将吏。在“冀野纷纭战事多”的兵荒战乱的岁月里，冀州还出现了不少抑强抗暴的武林豪杰。如明清间出现的创三皇炮锤拳术的宋迈伦，八卦掌鼻祖董海川的著名弟子尹福和梁振圃等，他们传奇纷呈，保持发扬了燕赵慷慨遗风。另外刘秀，唐名将尉池恭、罗成，明朝的刘墉，这些名垂青史的人物都在冀州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载：“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后汉书》载：“孙敬，字文宝，好学，闭户读书，不堪其睡，乃以绳悬之屋梁，人曰闭户先生。”《太平御览》卷六载：“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载：“孙敬，冀州区人”，并记述了其刻苦学习的典故。

孙敬，出生在一户殷实人家，早年父亡，儿时的孙敬和母亲相依为命。在父亲遗教、母亲的教导下，年少好学的孙敬，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与社会接触不多，偶尔到街市购买大宗商品，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孙敬读书时，为防止打瞌睡，他将自己的头发用绳子捆住吊在房梁上，古人的头发长，一打盹便把自己扽醒了，便接着学习。为了参加远在京师（首都）洛阳市的考试，孙敬携母亲步行千里到洛阳住下读书。那时还没有纸，而帛金贵，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孙敬便到河边路旁搜寻柳枝，回家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上边写字抄写典章。

对这位苦读的后生，有的人故意多给他些粮米，有的无偿馈赠他些生活用品，还有的帮他砍柳枝劈条子。孙敬常为民众义务写算，作为回报。随着日积月累，孙敬的学问修养便在京师传开，有的慕名登门求教，有的把孩童送来拜他为师。孙敬便一边进修学问，一边设帐教学。孙敬的学生最多时达数百人，他便分期分批地走教。

后人对孙敬的“头悬梁”苦读精神加以褒扬，并和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的故事相加为“悬梁刺股”，成为典故。苏秦刺股苦读，成为战国时期穿梭于列国的纵横家，就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后人还对孙敬的“缉柳”学习，与西汉人路温舒的编蒲相结合组成了成语“编蒲缉柳”。西汉人路温舒，家贫，自幼牧羊，经常取山泽中的一种宽片香蒲作纸抄书。

孙敬悬梁、孙敬缉柳、孙敬闭户的故事都是反映在他勤学苦读的精神之上的。清康熙扬州市诗局本《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一录李瀚的《蒙求》载：“仲连蹈海，范蠡泛湖。文宝缉柳，温舒截蒲。”其中，把孙敬缉柳的典故并称于“白水杜康造酒、仓颉制字、孔明卧龙、吕望非熊、孟子养素、扬雄草玄、向秀闻笛、伯牙绝弦”之列。不仅如此，最具普及性的推广当属《三字经》中所载的“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此外，在冀州民间，孙敬苦读的故事家喻户晓，还形成了一句歇后语：孙敬苦读——悬念。

韦宋氏（后称宣文君）283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由其父一手抚养。父亲传授她《周官》学（古文经，含有周代礼乐、政治制度与百官职守等），并嘱咐她：“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韦宋氏所生一子名曰韦逞，韦逞年幼时，韦宋氏白天上山砍柴，夜晚一面纺纱织布，一面教儿子读书。如此苦教苦学数年，韦逞的学问与日俱增，名声逐传四乡，韦宋氏终于将儿子抚育成才，韦逞官至前秦（十六国时期）太常（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官员，兼管文化教育，也统辖博士和太学）。

前秦时，时世多乱，礼乐散缺。因而《周官》礼注，找不到能够讲解的先生。前秦帝苻坚得知本朝太常韦逞的母亲韦宋氏掌握周官学，并知韦宋氏虽八十有余，却眼不花、耳不聋，常研《周官》，并有建树。于是，苻坚命在韦宋氏家里，立起讲堂，召来一百二十名生员，隔了一层红色纱帏听韦宋氏讲学（因古代男女授受不亲，所以隔了一层红色纱帏）。因此，使“周官学”得以盛行、流传。韦宋氏被誉为中原地区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苻坚特赐韦宋氏号宣文君，并赐侍婢十人。

自此，冀州人家纷纷效仿韦宋氏，于是“好学”“勤耕”“忠孝”等相关的风尚在冀州蔚然兴起，冀州也成为民间树立家风的起始之州。家风文化形成并传承，成为中华民族优良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