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又称为伊洛之学、河洛之学、中州正学，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因二程是洛阳人，又在洛阳讲学，故学派被称为洛学。洛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主要思想有天理论、泛神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理欲观、圣人观等，代表人物有二程、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伊洛渊源录》《洛学编》等。
北宋建立后，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不抑土地兼并等政策，导致阶级矛盾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寻求一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稳定政权。而此时的儒家，因为佛教道教的势力冲击，已经逐渐没落，一大批儒家士大夫为了改变儒学疏于哲理的缺点，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学派，洛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洛学创立后，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卷入“洛蜀党争”，一度被禁。南宋时期，二程弟子在中国各地传播洛学，洛学演变出了吉米·道南学派、涪陵区学派、湖湘学派、永嘉学派、吴学派、闽学派等，这些学派由于受程颢和程颐思想学说异同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学派。元、明时期，洛学稍有发展，及至清代时期洛学有所复兴，在发展的同时，还涌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清末民初，洛学受到了“西学”“新学”的冲击，一些学者将洛学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产生了新的哲学体系。
洛学认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强调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为维护君主政治提供了精致而又高明的理论依据，被后世统治者所推崇，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巨大。不仅如此，洛学还走出国门，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认为，程颢和程颐开创的“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洛学才是理学的典型形态。
诞生背景
经济背景
北宋建立以后，因为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的繁荣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北宋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发展，阶级及阶层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北宋统治者对官僚地主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免征赋税”等等优容的政策，既鼓励了官僚地主大肆地兼并土地，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财政负担，同时，朝廷税赋收入减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加强思想的统治，洛学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诞生的。
政治背景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为了防范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收回了地方上的兵权、财权及司法权，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为思想学术的繁荣打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巩固和稳定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因为政权机构臃肿，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等弊病，统治者过于防范武将，严重削弱了军事力量，范仲淹、王安石等官僚士大夫想要革除这些弊病，采取了“庆历新政”“熙宁新政”等改革行动，统治者迫切需要寻求一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稳定政权，洛学就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展而成的。
思想背景
自汉唐以来，儒家注重章句注疏之学，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之后，佛教、道教由于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扶持，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而因为社会动乱，文人士大夫认为儒家学说无益于天下，导致玄学盛行，儒家经学逐渐没落。天宝时期，以柳宗元、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发起了“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强调文学应当承载并阐明儒家之道。
宋朝时期，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疑经风潮，对儒家经典进行怀疑、否定和批判。怀疑经传引起了思想界重新研究儒家经典的兴趣，并逐渐形成了“摆脱章句训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的解经方法，“义理之学”应运而生。欧阳修、范仲淹以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等人成为“义理之学”的先驱，开创了北宋的学术何家槐。为了改变儒学疏于哲理的缺点，以周敦颐、二程等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哲学思想方面，吸收了佛教的心性之学和思辨哲学，吸收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使之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洛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定义
“洛学”又称“伊洛之学”“河洛之学”“中州正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之一，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因为二程是洛阳市人，又在洛阳讲学，后世便把他们创立的学派称为“洛学”。洛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主要思想有天理论、泛神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理欲观、圣人观等。程的心学思想启发了陆九渊、王守仁，形成了“陆王心学”，程颐的理学思想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洛学发源于唐朝，创立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元、明、清时期，由洛学演变的“程朱理学”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官方哲学。
历史沿革
北宋
洛学创立
北宋中期，因为欧阳修、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先后产生了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西学院大学、程氏兄弟的洛学、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等等。周敦颐，被宋明理学家公认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他在《易传》的基础上吸收了道教关于“有形出自无形”的思想，提出了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四时”为公式的宇宙生成论哲学体系；邵雍继承了五代十国末年至北宋初年道士陈抟的象数学，开创了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先天象数学哲学体系。张载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建立了以“气”为核心范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程师从周敦颐，与张载、邵雍的关系匪浅，在他们三人的影响下，二程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用儒家学说构建理论骨架，通过体贴天理，提出了“以理为本、理气不离”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二程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有其理，理是事物运行的必然法则以及所以然之故，是任何人或外在力量所不可改变的永恒道理，建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的哲学体系。
党争被禁
二程反对王安石变法，对新学也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新学是学术思想界的“大患”，王安石则认为程颢的思想学说是一种不切实际及难以实行的空洞理论，并将其贬。赵煦年间，程颢已死，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展开了斗争，史称“洛蜀党争”。程颐因为蜀党的攻击，多次被贬，并且被迫遣散门徒，洛学也门庭凋落，一直不被官方所用，宋徽宗时期更是被朝廷所禁。直到赵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宋钦宗才解除洛学的禁令，任命杨时、尹焞等程颐的弟子为官，企图利用洛学拉拢儒家士大夫，齐心抵御外侮。
南宋
禁洛解洛
宋室南渡后，二程的弟子如杨时、尹焞、范冲、朱震等被起用，杨时开始编辑《二程语录》，校正《伊川易传》，还利用自己身兼学者与学官的便利条件，辗转东南，兴教立学，积极传播二程洛学。然而，赵构只是想利用洛学学者的威望，稳固政权，就在洛学被解禁十年之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左司谏陈公辅上疏请禁洛学，洛学再次被束之高阁。直到秦桧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156年），洛学才再次解禁，洛学传人得到了从事政治以及发展学术的机会，洛学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和发展。
洛学发展
二程的弟子在不同地区传播洛学，使得洛学在各个地区生根发芽，他们在洛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演变出了不同的学派。如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人在福建省传授洛学，形成了道南学派；谯定、谢湜、马涓在四川省传播洛学，形成了涪陵区学派；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省传授洛学，形成了湖湘学派；周行已、许景衡等人在浙江省传授洛学，形成了永嘉学派；王蘋在江苏省传授洛学，形成了吴学派；朱熹师从道南学派，并且兼采众说，成为集大成者，创立了闽学派，后世将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称为“程朱理学”；陆九渊继承了程颢、谢良佐、张九成的心学思想，开创了“心学”一派。南宋后期，统治阶级认识到理学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南赵扩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宋宁宗追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二十一年后，赵昀贬黜新学，全面支持两宋理学，洛学的地位不断上升。
金元
在金朝统治的北方，洛学不属于显学，一些后继者以家学的形式流传。元朝统一中国后，北方流传的洛学与南宋北传的程朱理学相互融合，使得洛学与程朱理学同步发展。经过洛学传人赵复、郝经、许衡等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始创立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独立学派。赵复初步建立起学问师承体系，为北方理学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郝经则继承了原有的洛学，同时又吸收了赵复所传授的程朱理学思想，形成了以范畴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许衡鉴于战乱时期社会道德的衰败，积极推动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治理国家，并且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创立了一个以贱履之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理学思想体系。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朝廷诏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二程等理学家也成为了封建士大夫的崇拜偶象。
明清
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洛学传人曹端、薛瑄继承了程颐的理学思想，何塘、崔铣、尤时熙、孟化鲤、吕维祺继承了程颢心学学说，洛学显现出繁荣景象。然而，明末清初战乱时期，中国再次经历了以“夷”代“夏”的朝代更迭，这对汉族儒家士大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开始深入反思明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并且认识到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过于空泛，缺乏实际的弊端。以孙奇逢、耿介、冉觐祖为代表的“中州八先生”，立志重振洛学，并且重新阐述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他们重建书院，讲授洛学，使洛学有了良好的发展趋势；清朝中晚期，虽然仍然有李棠阶和乌齐格里·倭仁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传播洛学，但洛学总体发展较为平缓。
清代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洛学学术著作，主要分为文集汇编类和学案体两类，文集汇编类有《理学要旨》《中州名贤文表》《国朝中州名贤集》等，学案体有《理学宗传》《洛学编》《中州道学编》《道统录》等。这些著作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洛学的学术内涵，也为后世研究洛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民国
清末民初，因为“西学”和“新学”的兴起，洛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李时灿、王锡彤为代表的、思想较为开明的学者，也尝试对洛学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洛学和许多传统学术失去了延续的制度性保障，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嵇文甫、冯友兰、赵纪彬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洛学及其分支流派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了“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新王学”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哲学主张
天理论
天理观念
二程把“理”或“天理”提升为宇宙本体，作为洛学的最高范畴，具有自然的、普遍的、客观的、永恒的特点。首先，“天理”超然地独立于自然和人类社会之上。二程认为，理是事物的准则（规律），任何事物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变化，理就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天理是客观的，不是人为主观能改变的，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行为而有所存亡加减。其次，“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宇宙的自然而然的道理。二程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理，而万物又有一个共同的理，万物遵循各自的准则，不脱离各自的轨道，便形成了自然界的总秩序，二程即看到了矛盾的对立，也看到了矛盾的统一，把事物内部各种矛盾看成阴阳二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感，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第三，“天理”还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二程认为，天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本体，还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是至高无上的天理的表现，是不可以摆脱的，等级秩序也是自然界的规律，父子君臣的关系，是天下不变的道理。
气化说
在洛学中，气指的是物质。二程认为，道是形而上的精神，气则是形而下的物质，气普遍地存在于天地之间，物未有形体时，称为气化，成形之后，便为形化，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气化产生的，万物的形成和演化，都经历了由气化至形化的发展过程，气化产生各种动、植物物种后，各种物种都以种而生。气的聚散构成事物的生死，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现象都是气化过程。由于气是物质性的，所以，它有生灭的特性，气是随着事物的消散而消灭的，气有生灭，但理无生灭。有生有灭的气是由不生不灭的理产生的，气具有物质性，也具有道德属性，有善、恶、偏、正之分。
理气观
对于理气关系，二程主张理不离气、理为气本、理先气后的观点。首先，二程认为，理不离气；理是决定性的，气是依附性的，道（理）充塞宇宙，与物不相离，与人也不相离。神气本是合一的，二者不能分离。神与气在无限的宇宙空间，各自达到极点，相互包容，合而为一。性与物合一，二者不相分离。其次，二程认为，理为气本；理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唯一的本原。诚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着理或者天理，具备了诚就能见物，不诚则不能见物。第三，二程认为，理先气后；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理是无形的，象是有形的，无形的理，通过有形的象显现出来，无形的理是至微的，有形的象是至著的，理是体，象是用，象以理为本原，理与象，不可分离，彼此结合在一起，紧密无间。理高于气，气散了而理还存在着。
泛神论
在洛学中，理或者天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中心范畴，而天、神、帝等范畴则是从属性的。二程认为，天即是理，明确地把自然界具有的运动变化趋势叫做理，天只不过是自然之理，天地动静完全是自因，并非雅威有目的安排的结果，否定了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有神论观点。神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所以然之理，神本身无方所，它所造成的运动变化也无实体，但又不离物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神与气合一，天地万物是自己在运动，而不需要上求于鬼神。帝者，气之主也，帝只是就主宰作用而言，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超自然的实体，他们把帝看作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自然必然性，而这种自然必然性就是所谓理，上帝的主宰作用由理取而代之。鬼神是造化之迹，鬼神体现着理，普遍存在于万物变化过程中。二程提出“天者理也”，重新诠释了天、神、帝的含义，批判佛教以鬼神为说，走向了泛神论。
格物致知论
格物说
格物致知论，是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二程认为，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知觉，一是指知识，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穷理，就是要认识事物之理，格物还可以探索人伦之理，研究人类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通过深入研究人伦之理，人们就可以明白何为善。格物致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探索万物之理的过程。格物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法则，而是要在人们的内心里恢复天理，通过不断格物穷理，最后达到豁然贯通，实现人心对天理的自我体认，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追求知识的过程，更是通向道的必经之路。
知行观
在洛学中，格物致知所获得的知识，还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首先，二程认为，“识在所行之先”，人的行为必须受理性知识的指导，先知而后行，先得知道理，才能照此践行，首先对道德知识有了解，才能有践行道德规范的自觉。其次，二程认为，行难知亦难，知难在自得，难在由不知到已知的转化。第三，二程认为，知亦有浅知和深知的差别，浅知即“知而不能行”之知，停留在道的表面认识上；深知即真知实见，通过亲身体验，有得于心，从而去了解道的本质。
人性论
洛学的人性论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的，同时又吸收了历来各家关于人性的学说。首先，二程主张二重人性论，从物性和人性的异同方面来看，性有“五行之性”和“五常之性”之分，就物性而言，万物都具备五行之性，人和其他生物具有共同的自然本性；就人性而言，人人又具备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从本原和气禀方面来看，性有“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的区别，“天命之谓性”中的性，是人天生具有的本原之性，是宇宙根源的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是绝对的善；“生之谓性”中的性，是人出生之后才有的气禀之性，气有清有浊，使人的思想感情有善有恶。其次，在人性论上，二程继承了孟子“尽性知天”的公式，主张以性制气，希望人们通过养心及养气，使人性中恶的成分为本然的善所克服，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能与封建等级名分以及礼教相合，不越雷池半步。
理欲观
洛学将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成为伦理道德哲学的核心环节。在道德论范围内，二程认为，“天理”又称“天德”，是指人心具有的先天的道德禀赋。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人身的，而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内在的自然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天理”，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懂得礼义廉耻，如果人丧失了“天理”，人就不能成为人，而与禽兽没有分别了。“逐物是欲”，人有物质欲望是常情，“人欲即私欲”，过分的欲望会诱使人陷于恶，人欲是造成天理不明的根本原因，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此消彼长。二程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希望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用思考、持敬、克已复礼等方面，克去人欲，复尽天理，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
圣人观
在洛学中，圣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达到了天地般的至高境界。二程认为，圣人是天理的化身，是天地间至清之气生成的，是权衡事物的标准。圣人是人伦的最高象征，能够完全遵循和实践人伦道德，圣人具有博大的胸怀，能让百姓和万物各得其所，圣人最大公无私，能够广泛地施予恩惠，惠及天下苍生。圣人即是天理，所以不会产生过失，圣人也有情感，但圣人是基于事物本身的好恶来判断好恶，圣人虽然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但他们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教化百姓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圣人的内心平静如水，但圣人心中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天下的百姓。圣人善于灵活变通，能够应对各种情况而不违背事物的本质。尽管圣人与天地合一，但他们仍然是凡人，无法像天地那样生化万物。
代表人物
程氏兄弟
程颢
程颢（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先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祖籍安徽徽县，父亲程珦迁至洛阳。程颢出生于湖北黄陂，少年时师从周敦颐，在周敦颐的影响下，立志求道。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程颢考中进士，先在地方上担任官职，视民如伤，政绩显著，后调任到中央，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遭到贬谪。之后，程颢将主要经历放到聚徒讲学中，与其弟程颐共同创立洛学，赵顼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病卒。著有《遗书》《明道文集》《经说》《粹言》等，均收录于《二程全书》中。程颢提出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思想，认为“理”的主要内容，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纲常，他把“仁”视为封建道德的总和和最高的道德境界，溶“理”于“心”。
程颐
程颐（1033年－1107年），字正叔，号伊川先生，洛阳市人，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程颐出生于湖北黄陂，十四岁时，师从周敦颐，倾心于孔孟之道。赵祯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程颐进入太学读书，受胡瑗赏识，得封为太学学职“处士”，曾经在《上仁宗皇帝书》列举了北宋王朝之弊，未得宋仁宗赏识，后与兄长程颢一起在洛阳开馆授徒，创立洛学。赵煦时期，曾任崇政殿说书，洛蜀党争时期，被迫遣散门徒，北宋宋徽宗崇宁六年（公元1107年）病卒。著有《遗书》《伊川文集》《伊川经说》《伊川易传》等，均收录于《二程全书》中。程颐提出“万物皆是一个理”，认为“理”或“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和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万物都有各自具体的特殊规律，以此认证封建纲常的绝对性和永恒性。他主张格物穷理，增强自身的封建道德修养，认为性善才不善，宣扬“存天理，灭人欲”。
杨时
杨时（1053年－1135年），字行可，改字中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省）人，号龟山先生，“程门四先生”之一。赵顼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考中进士，但没有出仕。五年后，杨时拜入二程门下，先在地方上任职，历任徐州市司法、无为军判官、荆州市府学教授等，颇有政绩，威望日益增高；后调入中央，担任著作郎，靖康之变时期，他上疏提出“选出有气节的人震慑奸人之心，“严加守备战略要地”，“聚拢人心”；看到地方军队都来保卫京城，建议任命一个擅战之人为统帅，严明纪律，并且认为应该治童贯临战脱逃之罪。杨时反对割地求和，为李纲、陈东等人辩护，攻击蔡京祸国殃民，攻击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历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工部侍郎等官职，他的著作多佚失，今存有《杨龟山先生集》。
杨时继承和发展了程颐“性即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思想，作为洛学的正宗传人，为了扩大洛学的影响力，他编辑《二程语录》，校正《伊川易传》，激烈批判王安石的新学，并且利用自己身兼学者与学官的便利条件，辗转东南，兴教立学，积极传播洛学，对于洛学在南宋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后世理学家称为“南渡大师”“闽学鼻祖”。
谢良佐
谢良佐（1050年－1103年），字显道，河南省上蔡县（今河南省汝南县）人，“程门四先生”之一。赵顼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考中进士，先后担任渑池县以及湖北省应城县的知县，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召见谢良佐，因逆宋徽宗的旨意，被贬为监督西京竹木场，后因言获罪，废官为民。谢良佐是二程的大弟子，著有《论语说》，其弟子曾恬、胡安国将他的言语收录为《上蔡先生语录》。谢良佐继承和发扬了程颢程颐的天理论、心论、穷理论、融佛论等哲学思想，对于洛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侧重于发展程颢关于“心是理”“万物一体之仁”的心学思想，开陆九渊心学的先河，在程颢与陆九渊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游酢
游酢（1053年－1123年），字定夫，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人，号山先生，“程门四先生”之一。赵顼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考中进士，历任萧山区尉、太学录、府学教授、监察御史、寻知和州等官职，政绩平平，著有《中庸义》《易说》《诗二南义》《论语孟子杂解》《文集》。他重视“治气养心行己接物”的心性修养问题，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可以通过“为学”来实现的；其“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意思是“依据自己亲身体会的道理来阐述经义”，对于元、明、清时期疑经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吕大临
吕大临（1046年－1092年），字与叔，陕西蓝田人，号芸阁，“程门四先生”之一。吕大临少年时师从张载，张载去世后，拜入二程门下，有《易章句》《大易图象易传》《论语解》《孟子讲义》《老子注》《西铭集解》等著作。吕大临受关西学院大学影响，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学贵有用”“务为实践”；又受洛学影响，领悟了“默识心契”“惟务养兴情”的理学旨趣，逐步向“涵泳义理”的方向发展；他曾经与程颐展开过一场关于“中和”问题的论辩，争论中涉及到“性与天道”这一理学的中心问题，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其中的“已发未发”心性哲学问题，影响深远，为之后杨时、罗从彦、李侗等洛学传人探讨“理学的修养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联学派
濂学
濂学，以北宋周敦颐为代表的学派，也称“濂溪学派”，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周敦颐原居道州营道（今道县）濂溪，故称为濂溪学派。周敦颐揉合儒、释、道之学，利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和儒家的哲学观念，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理论阐释，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和“诚”本说的思想。除周敦颐外，代表人物还包括周文敏、傅耆等，代表作品有《太极图说》《通书》。程颢、程颐曾将其与象数学派相提并论，学者张岱年认为此学派在北宋影响不大。自南宋张栻、朱熹等人的提倡后，始被尊为理学的开山。
关学
关学，以北宋张载为代表的学派，宋代理学的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张曾长期居住、讲学于渭河平原（古代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弟子多关中人，故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张在关中居住与讲学的地址为凤翔眉县横渠镇（今山西眉县横渠镇），学者尊称他为横渠先生，故亦称横渠学派。官学没宗传，张载无师承。关学的理论是张载自己经过探索而求得的。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宣扬仁孝的兼爱思想，主张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出“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关学的基本特点事具有“学贵于用”的学风，表现在关学学者重视对封建、宗法、军事、井田、自然 科学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另一个特点事株守儒学，躬行礼教，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在北宋时。关学曾一度兴盛，与“洛学”、“新学”鼎足而三。关学的主要弟子有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苏、潘拯等主要弟子依傍二程，归依洛学，成了二程的得意门生。虽然李复、游师雄等仍继续其传，但伺候官学再没有出现较有影响的思想家，加之政治上缺乏靠山，便逐渐衰落消亡了。到了南宋，关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影响依旧存在。它的性二元论和仁孝等伦理思想受到朱熹的推崇；它的“宇宙者，心之实”的观点成为陆九渊“心学”的一个思想来源；它的思想的精髓——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被明清时代的王廷相、王夫之、戴震所继承和发挥。
闽学
闽学，指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又称朱子学、考亭之学、紫阳学派。因朱熹长期在福建省崇安（今武夷山市）、建阳区讲学，福建别称“闽”，故学者称其学派为“闽学”，为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
赵扩庆元元年（1195），因朱熹反对贬黜赵汝愚，遭韩侂胄党徒诬陷迫害，朱熹理学被指为“伪学”，朱熹被指为“伪学之魁”。后朝廷又指“道学”为“逆党”，使该学派遭受严重打击。赵昀以后，朱熹理学思想重新取得思想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正统学说，遂使该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有蔡元定、蔡沈父子等。宋元之际，朱熹理学由赵复、许衡等人传播到北方，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官方的主要思想流派。
道南学派
北宋末年，福建人杨时、游酢师从于二程，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以“吾道南矣”一语相送。南宋初年，杨时、游酢在东南讲学授徒，传播洛学，人们就将他们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南学派”。杨时、游酢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观、气化说、理一分殊、性即理、格物致知等哲学思想，以倡导儒家道统为己任，在传播洛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改造，形成了一定的学派理论特色。其门人弟子众多，代表人物有罗从彦、李侗、朱熹等。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他在洛学、道南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闽学，与洛学合称程朱理学。道南学派延续了两宋期间传统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奠定了程朱理学走向世界的基础。
湖湘学派
南宋初期，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胡安国隐居在南岳衡山，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建立书院，积极传播洛学，建立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众多，有胡安国及胡安国之子胡寅、胡宁、胡宏，胡安国之侄胡宪，胡宏的弟子张栻等，胡安国继承了程颐主敬与致知的思想，并且引历史学入理学，通过历史的批判来贯彻理学的价值观；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在濂学、洛学、关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性本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形成了湖湘学派最重要的理论特色。
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指的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二程弟子杨时将洛学传到福建省，经罗从彦、李侗等人加以传承、发挥，继承了程颐“性即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已发未发”的思想，南宋时期，朱熹兼采众说，在程颐洛学的基础上，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生成论、邵雍的象数论以及张载气的学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从理论的深层面上完成了“理”或“天理”学说的系统化哲学化论证，丰富了洛学的天理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建立起了一个“以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程朱理学代表着洛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指的是以南宋陆九渊与明朝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等洛学传人，继承了程颢的“心是理”“万物一体之仁”“穷理尽性”的心学思想，陆九渊还融合了儒家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学的思想，以“心”作为宇宙本体，形成了一个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后人称为“陆学”或“心学”。明朝思想僵化、学术衰退，王守仁认为是程朱理学的罪过，他主张辩明学术之是非，以新的理论来取代程朱理学，以挽救明朝封建统治的危机。经过“龙场悟道”，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主张“致良知”，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心学哲学体系。王守仁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集大成者。
主要影响
政治影响
二程建立的洛学，因为其本身思想的力量、传人的推广和统治者的推崇，影响力逐渐扩大。洛学认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强调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为维护君主政治提供了精致而又高明的理论依据，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洛学其中的“天理论”“理一分殊”“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学说，被朱熹所继承，并发展成了“程朱理学”。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
文化影响
洛学的建立，标志着宋明理学的初步形成。二程长期收徒授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南宋时期，在二程传人的努力下，洛学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演变成了福建省吉米·道南学派及闽学派、四川涪陵学派、湖南省湖湘学派、永嘉县学派、江苏省吴学派等等学派，中原洛学的南传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昌盛的基础，而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理学体系程朱理学，成为洛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洛学形成于中原，兴盛于南方，回传到北方，成就了七百年的理学辉煌，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影响
洛学刚建立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符合时代潮流进步的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洛学中“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学说思想，为加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上的认证，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要求，将广大人民群众封锁进封建伦理道德的牢笼，扼杀了他们的欲望、独立意识、自由思维以及自主精神，不仅违背了洛学的初衷，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封建统治者扭曲了二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言论，摧残和吞噬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心身，对中国古代后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影响
二程创立的洛学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走出国门，对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日本、朝鲜受到的影响最大最深远。首先，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临济僧人圆尔辩圆曾赴中国宋朝留学，深受洛学的熏陶，并将其带回日本，为洛学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此后，南宋僧人道隆、禅僧兀庵普宁、元朝僧人禅僧一宁等人，相继赴日。他们虽以弘扬禅学为初衷，但在传播过程中，洛学思想亦随之在佛寺禅僧中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学在日本天皇、公卿及儒学博士等上层阶级中广泛传播，导致日本朝野上下的学风改变。之后，洛学逐渐从禅学中独立出来，不仅得到了普及，更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形成了分为“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日本古学”三个派别的“日本宋学”。
其次，在高丽时代末期，朝鲜使臣安珦出使中国元朝，得以接触到当时中国的著名儒臣，回国后，他在朝鲜太学讲授洛学，使儒学教育得以复兴；禹研究程颐易学，教授生徒；权溥首先翻刻洛学著作；担任成均馆大司成的李樯，积极传授洛学；在安、禹倬、权溥、李樯等人的影响下，洛学得以在朝鲜广泛传播，并且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发挥了思想武器的作用，促进了朝鲜洛学的发展，并且逐渐本土化，形成了分为“李滉学派”和“李珥学派”的“朝鲜朱子学”。
相关著作
《二程集》
《二程集》是一部收录了程颢和程颐著作的文集，由二程的传人编完成，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六个部分。《遗书》有25卷，是二程的弟子所记录的二程讲学语录，由朱熹整理编纂而成；《外书》有12卷，是《遗书》的补编和续编；《文集》有12卷，是二程写的诗文杂著；《易传》有4卷，是程颐对《周易》的解读；《经说》有8卷，是二程对部分儒家经典的解读；《粹言》有2卷，是二程弟子杨时把二程语录加工成文言文改写的，后来由张栻重新编写，流传于世。《二程集》是研究二程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均为哲学史上的创新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伊洛渊源录》
《伊洛渊源录》是一部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著的梳理理学历史及源流的思想史专著，成书于赵昚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全书一共十四卷，记述了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及门人后学一共四十六位理学家的言行事迹，并且在经过辨明和考证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师承传授关系排列了谱系。朱熹在编撰这部著作时，广泛搜集人物的事状、行状、年谱、奏状、逸士状、墓志铭、祭文、墓表、赞、诗、哀词、门人友朋书札、叙述等历史资料，原文直录，不加篡改，使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得以保存，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伊洛渊源录》还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学案体”形式编写的专著，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洛学编》
《洛学编》是清代政治家、理学家汤斌所著的一部学术史著作，一共有四卷，成书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分为前编、正编两部分。前编一共收录了6人，分别是汉朝的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唐朝的韩愈，宋朝的穆修，都是在儒学传承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正编一共收录了48人，分别是宋朝的程颢、程颐、邵雍、谢良佐，元朝的许衡、姚枢，明朝的薛瑄、曹端、何塘等。《洛学编》通过传记的形式，以中州人物为中心，清晰的地记录了洛学在中州的发展轨迹，还梳理和讨论了洛学的历史和学术源流，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关评价
学者徐远和在所著《洛学源流》中评价：“洛学是奠定宋明理学理论基础的重要学派。它从创始到在思想界确立统治，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前后的命运迥然不同。”
学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在所著《宋明理学史》中评价：“程颢和程颐开创的“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洛学’才是理学的典型形态。”
学者潘富恩及徐余庆在所著《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中评价：“二程哲学思想具有浓重的思辩色彩而为传统儒学所不及，二程哲学思想虽然贩运了不少佛、道学说，但是他们又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对佛、道所倡导的封建迷信、遁世理论以及消极无为的政治观和人生观展开了批判。故而和佛、道两家学说相比，其封建伦理色彩斑斓，具有积极进取和入世的倾向。”
相关研究
研究成果
洛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成果丰富。现代学者对洛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洛学的理论体系、源流历史等；其次，洛学的创立者二程的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影响、地位等等。
学术机构
洛学工作坊
2022年1月3日，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依托河南大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相关专业，汇聚了孙良陶、冯鹏、张枫林、赵清文等学者，成立了洛学研究机构“洛学工作坊”，4个月后，洛学工作坊与河南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洛学与宋学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洛学相关议题的平台。9月，洛学工作坊申请的“洛学与宋学研究中心”入选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洛学工作坊还计划出版一系列关于洛学研究的专著，并且准备点校一些洛学古籍，以期推动洛学领域的深入研究。
学术活动
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
1988年4月23日至27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联、河南省哲学学会以及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洛阳市联合举办了“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70余位，围绕“洛学的基本特征、洛学基本思想的研讨、洛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洛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洛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提交文化文40多篇，学术专著3部，这次会议为推动洛学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洛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7月1日至3日，洛阳大学、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实学研究会、香港孔教学院、中共嵩县县委及县政府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二程洛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有50余位，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电台地区、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围绕“‘洛学’与明清实学关系、洛学中的实学思想、洛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洛学与实学的现代价值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提交论文50多篇，约30万字，这次会议拓宽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加强了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推动了洛学与实学的研究。
洛学、宋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
2023年10月27日至29日，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洛学与宋学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在河南大学联合举办了“洛学、宋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洛学、宋学及其现代传承创新”“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与话语建构”等主题展开了讨论，此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洛学与宋学的研究。
参考资料
“洛学与宋学研究中心”获批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4-03-13
我院举行“洛学工作坊”成立仪式.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4-03-13
洛学、宋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我校召开.河南大学新闻网.202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