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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

戴震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慎修，又名东原，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是清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和经学家。

戴震早年跟随同郡学者江永学习，并在家中撰写了《筹算》（后改名《策算》）《考工记图注》等多部著作。戴震在约1748至1750年间撰写了《尔雅文字考》十卷，但书稿未能刻印。1754年，戴震因撰写《族支谱序》激怒了豪族，离开家乡到北京市避难，期间参与了秦蕙田幕编撰《五礼通考》的工作。在1756年，戴震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孙。戴震在1762年的乡试中成功中举，但多次参加会试却未能成功。1769年，戴震被聘为《汾州府志》的修撰，后于1773年被任命为四库馆修。在四库馆主持经部校勘期间，戴震校勘和校成了16种典籍，并撰写了200多篇提要。戴震对《水经注》进行了详细的校订，其校订本得到了爱新觉罗·弘历的高度评价。由于在学术上的成就显著，戴震在1775年被准许参加殿试，赐予同进士出身，并被授予庶吉士的职位。1777年5月27日，戴震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主要思想主要涵盖哲学、理学、自然人性论三个方面。他的作品包括《筹算》《六书论》《转语》《尔雅文字考》《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和《声类表》等。他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对后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的思想和理论深受其师江永的影响，并培养出了段玉裁、洪榜、孔广森等著名清代中后期的徽派建筑朴学家。他在朴学、音韵学、训学、史地球科学、校勘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和影响。梁启超评价他为：“清朝学者第一人。”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戴震，字慎修，又名东原，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1724年1月19日）出生于休宁县隆阜一个有着显赫家世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戴景良，曾祖母邵氏兄弟，后来续娶了王氏。戴震的祖父戴宁仁被追赠文林郎，祖母是程氏。父亲戴弁也被追赠文林郎。戴震的妻子朱氏被追赠孺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生前都未曾担任官职。

戴震在十岁才开口说话，他热衷于学习，学习阅读各种书籍，能够每天背诵多篇文章。他研读了包括《大戴震与不疏园——从不疏园首称大弟子到四库全书馆首席经学大师学》《孝经》在内的多部儒家作品，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理解。戴震在学习过程中，对孔子和曾子的教义产生了深刻的疑问，特别是关于它们的原旨和解释。他询问老师如何能确定这些教义真的出自孔子和曾子。戴震在少年时期对字义的透彻理解，特别是通过《说文解词》的深入研究，展现了他对汉字学和经学的兴趣。他的方法是将语文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径，这在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种创新。戴震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全面掌握《十三经注疏》的内容，并对自己所学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

名师授业

戴震十岁到十七岁期间完成了私塾的学习。十八岁时，他随父亲戴弁客居南丰，在邵武市课学。大约在1742、1743年，戴弁带着戴震去江宁区拜访同族人戴瀚，但戴瀚并非戴震心目中的理想老师。戴震二十岁那年（1742年），戴震开始拜徽州府婺源的江永为师。江永，字慎修，与戴震早年的字相同，为表敬意，戴震改字为东原。江永当时已六十三岁，他与戴震因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而成为忘年之交。

戴震吕振羽江永就天文历算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他在引用江永的学说时，通常称江永为“同郡老儒江慎修”。戴震在学术上与江永有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在文字学中的转注问题上。他区分了字义引申和“六书”的界限，并对江永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江永的指导下，戴震的学问得到了很大进展，他开始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启了他的学术发轫期。戴震首先吸取了江永自然科学与经学相结合的精神，并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筹算》一卷，这是一部关于古代计算方法的纯粹数学著作。他后来对原书进行了增改，并改名为《策算》。1746年，戴震完成了《考工记图注》。江永去世后，戴震撰写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对江永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成为后来研究江永的重要文献。

二十六岁那年（1748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不仅理解并支持戴震的学术事业，还在家庭生活中与戴震互敬互爱，共同维护家庭。在戴震的早期交游中，他与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都与戴震同为江永的门生。二十八岁时，戴震曾去参加童子试但落第，并通过程瑶田结识了汪梧凤。戴震在约1748至1750年间撰写了《尔雅文字考》十卷，但书稿未能刻印。又在1750年左右开始撰写《诗补传》。到了1752年，他完成了《屈原赋注》。

避难入京

1754年，戴震三十二岁时，为了避免豪族的迫害，他单身离开家乡进入北京市寻求避难。这个决定可能与他之前撰写的《族支谱序》有关，因为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激怒了掌握族权的人。到达北京后，戴震生活困难，暂时住在歙县会馆。在这期间，他首先与著名学者钱大昕结识，并通过钱大昕的推荐，得以参与秦蕙田编纂的《五礼通考》的工作。戴震在北京的学术交流活跃起来，与包括王昶和纪昀在内的多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逐渐在学术界获得了认可和尊重。

1755年，戴震开始寄居在纪的家中，这一时期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尤为重要。他在这时酝酿了《方言疏证疏证》的初步构想，并开始了对扬雄《方言》与《说文解字》之间的比较研究。他将《方言》中的内容分抄在宋李焘的《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为他后来撰写《方言疏证》做好了准备。后来，他应秦蕙田的邀请，每天都和他一起深入研究《五礼通考》中的“观象授时”这一领域。在1756年，戴震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孙。王念孙和后来的段玉裁都成为了戴震最著名的学生之一。1757年，25岁的戴震在扬州市结识了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惠栋。尽管戴震和惠栋分别代表着皖派和吴派，这两个派别在治学方法上有所差异，但他们在学术见解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次会面使戴震受到惠栋学术观点的启发，从而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道路。

科举不顺

戴震最初在1759年参加乡试时未能成功，但在1762年的乡试中成功中举。1766年，戴震在惠栋去世后于苏州市拜访惠栋的遗像，同时与惠栋的儿子惠秉高及其门弟子进行了学术交流。同年撰写了《声韵考》《呆溪诗经补注》及《原善》上、中、下三篇。1769年，戴震被聘为《汾州府志》的修撰，并撰写《古经解钩沉序》，开始对宋学进行批判，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这是他学术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之后，他连续六次参加会试，试图获得进士学位，都未成功。1771年，他修撰了《汾阳县志》。次年，戴震担任了浙东金华书院的主讲教师。1773年，戴震被任命为四库馆纂修，同年与章学诚在宁波市相识。此后，他继续深入研究《方言疏证》，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著学以终

在四库馆主持经部校勘期间，戴震校勘和校成了16种典籍，并撰写了200多篇提要。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代张淳传的《仪礼识误》三卷，并对宋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进行了精细的修订，将其厘订为三十卷。并编辑出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和《夏侯阳算经》等重要数学著作。在校勘《水经注》时，戴震采用了严谨的方法，分别经、注，并制定了三种原则来订正经、注之间的矛盾。他对《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进行了详细的校订，补充缺漏、删减妄增内容、更正错误，其校订本得到了爱新觉罗·弘历的高度评价。在1775年的会试中，尽管戴震未能中举，但他后来因恩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最终被赐同进士出身，并被授予庶吉士的职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5月27日，戴震殁于北京市，终年五十五岁。

主要思想

生生者仁，化之不已者道

“气化即道”的宇宙观

戴震认为，宇宙中的阴阳五行之气是“道”的实体，即道的真实内容。这与宋明理学的观点不同，后者强调“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和主宰。他认为，天地之气与人间之事是相通的，人物之生生也本于天地之气化，即人与自然是一体的。

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家从先验观念出发构建哲学体系，认为这种方式忽视了实际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他通过分析汉语的特点来解释传统哲学的含义，强调了存在的连续性、过程论和生命论等中国哲学的特性。

对“形而上”和“形而下”概念的解释

戴震批评了朱熹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标准，他认为这两者仅仅是气化流行的不同阶段，而非程朱学派所认为的宇宙原理与具体事物的根本区别。他反对宋明理学中“道”和“理”的超越性，认为宇宙中并没有程朱学派所说的超越的“道”或“理”。

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戴震认为在“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中，所谓“善”包容最广，涵盖天地人物生成发展之过程与条理，即“生生”与“生生之条理”的关系。在宇宙普遍生命的流行中，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是“道”，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谓之“顺”。“顺”则表明天地人物之道的运行中有其总体与部分的生生之条理、规律，条理、秩序是其必然，因此谓之“常”。由生生而有生生之条理的常道、常理源自宇宙生命的本然之性，因此谓之“德”(生生之德)。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它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或"礼"与"义")。按戴震的理解，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无不善;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一样: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戴震把这叫“自然之极致”。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

戴震打破了理学家们关于“天理”与“理”的神秘性，将其还原为分析的方法及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戴震将“理”视为一种分析方法和不同类别及事物的规定性，他强调“理”是明晰事物的条理和秩序，用于条分缕析。他主张回到先秦汉朝的理解，例如《中庸》中的“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和《孟子》中的“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等，强调古人对“理”的理解是平实和直接的。戴震不同意宋明理学对“理”的复杂和抽象解释，他倾向于更简洁、直接的解释方式。他的目的是讲述人的规定性，即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特性，他认为理义就是这种规定性的体现。

关于“天理”，戴震认为所谓的“天理”实际上是自然的分理，即天然而然的道理。他指出天地人物各有自己存在的道理，物有物之理，人有人之理。他提出“理”就是不丧失其情，即回报天地人物的施予。同时，他强调“节制”、“正当”、“公正”是“理”与“天理”的核心。戴震认为情和理应该相互平衡，即在己与人之间都应该有情感的考量，同时保持理性。他强调理义不同于个人意见，理义应是公共认可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理义是在实际情况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自然人性论

肯定自然欲望、情感与知识的合理性

戴震强调人的欲望、情感和知识（即血气心知）是天生的，属于人的本性。他认为欲望、情感和知识的和谐发展对于人的生活至关重要，强调欲望的合理追求、情感的真诚表达和知识的正确运用。戴震反对宋明理学中把欲望视为邪恶的观点，认为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应被压制。他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对立，而是可以和谐共存。戴震指出，节制欲望而不是完全压制是更符合自然的方式。

强调理性思考与感性欲求的统一

戴震认为理性思考和感性欲求应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认为知识的追求应当与道德理性相结合，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同时，戴震指出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人的欲望、情感和知识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发挥。他强调需要防止和纠正欲望、情感和知识的偏失，以维护个人和社会的和谐。最后，戴震认为情感、欲望和知识都是人的天赋特性，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他强调理性思维（心）在调节人的感性存在（情、欲、知）中的重要性，以实现个人的内在和谐。

人物作品

主要作品

《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是清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共3卷。这部作品起初名为《绪言》，其修正稿称为《孟子私淑录》，最终定名为《孟子字义疏证》。在书中，戴震深入解释了《孟子》中的核心哲学概念如“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和“权”，以此展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疏证》着重批判了程朱理学中关于理与欲问题的观点，主张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强调“理存乎欲”，反对用所谓的天理禁人们的正常欲望。主要版本包括清乾隆中期《微波丛书》中的《氏遗书》本，1936年的《戴东原先生全集》影印本，1961年和1982年中华书局的校点单行本，以及1980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戴震集》本。

《水经注校》

《水经注》原为汉朝桑钦所著，后在北魏时期由鸠道元补充注释而成。作为中国最早的地理书之一，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尚无雕板印刷技术，该书的传播完全依靠手抄，因此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书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和遗漏。戴震通过仔细比对不同版本及引用的书籍，发现并纠正了《水经注》中的众多错误，例如地名的误解和注释的混淆。他的校订目的是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将经文与注释分开，按正确顺序重新排列，以提高书籍的准确性和清晰度。戴震的校订工作不仅是对古籍的保护，也体现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对后世研究古代文献和地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物传承

人物师承

戴震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受到多位理学名儒的影响，尤其是程恂、方朴山、江永这三位师长。其中，江永对戴震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江永众多弟子中，戴震是最能继承和发扬其师承的学者。戴震受江永的影响，在对朱学的学习和理解上下了深厚的功夫。他在学术上不仅深受江永的直接影响，也通过江永间接地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影响，在戴震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尤其是在他的理学研究和哲学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江永

江永（1681-1762），字慎修，一字春斋，出生于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是清代前期学术由宋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重要学者，被视为一个时代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江永在学术上以治经为主，同时广泛涉猎文字、音韵、训诂、数学、天文、历法、钟律、历史、地理等领域。他的治学方法注重广泛摭拾和深入探讨，擅长纠正错误和补充缺失，能够集众家之长，而又不盲从他人。戴震对江永的学问极为推崇，认为江永自汉朝经师康成之后，难得一见的学者。梁启超也评价称，在清代皖南学术上，江慎修集其成，而戴东原则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蜕变和光大。江永在《诗经》学的考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其《古韵标准》和《群经补义》中的《诗经补义》。《诗经补义》主要针对前人，特别是郑玄注疏的遗漏或错误进行补充和纠正，虽篇幅不多，但对戴震等后世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江永与戴震的师生关系，曾一度存在争议，直至蔡锦芳发现存于江永《善余堂文集》中戴震所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后才得以明确。在这篇序文中，戴震明确将江永称为师，自诩为门人，确立了两者师生且友的关系。戴震对江永一见倾心，将其所学向江永求证，并在江永的指导下加深了对经学本质的理解。江永也曾将自己多年的疑惑向戴震求证，戴震为其解答。两人在乾隆十八年共同居住于汪梧凤的不疏园期间，戴震完成了其早期的诗经学著作《诗补传》。因此，江永对戴震尤其是在诗经学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人物弟子

戴震的弟子众多，在各个学术领域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在训诂学、哲学以及天文学和数学领域。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是戴震训诂学思想的主要继承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通过广泛引用经史子集，对小学进行深入研究，成为经典著作。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展现了出色的训诂学才华，而他的《读书杂志》更被誉为考证学的杰作。王引之则在《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中继续了这一学术传统，对经典文献进行了深入的训诂和校勘。在哲学方面，戴震的弟子程瑶田、洪榜、凌廷堪、焦循和阮元将他关于重情达欲的观点发扬光大，创作了多部重要的义理学著作，如《论文小记》、《复礼论》和《好恶说》等。这些作品与宋明理学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了乾嘉新义理学派。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戴震的弟子和私淑弟子孔广森、焦循、阮元等人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天文算法和数学原理的解释和应用上，创作了如《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和《释弧》等重要著作，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堂，晚号砚北居士，是金坛区人。乾隆二十五年成为举人，但多次会试不中。三十五年被任命为贵州省玉屏知县，后又调任四川省富顺、南溪区、巫山等地，因病告归。退隐后，段玉裁定居苏州市阊门外的枝园，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京师期间，段玉裁有幸师从戴震，并与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当时的著名学者结识。回到家乡后，他又与卢文招、刘台拱、汪中、金榜等学者交往。晚年再次进京时，他结识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与他们在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深入的共鸣。

段玉裁继承了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说文解字》的研究中，撰写了《说文解字注》，在注《说文》时，同样广泛引用经史子集，对小学进行深入研究，使得其《说文解字注》成为经典之作。其内容深精湛，对《说文解词》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和江永的《古韵标准》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将古韵分为十七部，成为古韵学的划时代著作。此外，他还有《经韵楼集》等作品。

洪榜

洪榜（1745-1780），字汝登，一字初堂。歙县人，是清代皖派学术群体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在经学和小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颇有造诣。在经学领域，洪榜的著作包括《易述赞》《周易古义录》《书经释典》《诗经古义录》《诗经释典》《仪礼十七篇书后》《春秋公羊传释例》《论语古义录》《初堂读书记》《初堂随笔》《许氏经义》等。在音韵学方面，洪榜的贡献相对完整，其著作包括《四声均和表》和《示儿切语》等。

洪榜作为戴震的学生，深受其影响。洪榜撰写的《戴先生行状》就是对师承关系的一种记录和尊敬的表达。在音韵学领域，洪榜的《均和表》声母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戴震的《声类表》。洪榜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示儿切语》主要内容是一个“反切上字归类表”。洪榜在该作品中提出的“位”的概念，源自于其师戴震的理论。在洪榜的理解中，“位”指的是一个字母所占据的位置，比戴震的“位”的概念更为细分。戴震的“同位”是指发音部位相同的一组声母，而“位同”则是指不同声母组（大限）中发音方法相同的声母。

孔广森

孔广森（1753-1786），字众仲，一字掇约，号羿轩，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八代孙，继承了衍圣公孔传铎的封号，是户部主事孔继汾的儿子。作为来自曲阜市的天才少年，孔广森不仅年少成名，弱冠便进士及第并官居翰林，而且在而立之年就已经博览经史、深研小学。特别是在《大戴礼记》《公羊春秋》等方面，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专门的著述，成为乾隆时期著名的汉学家。

孔广森曾拜戴震为师，深受戴震影响。他曾为戴震的遗书撰写序言，并在《经学卮言》中记录戴震授予他的经义，尊称戴震为“东原戴丈”、“东原先生”。他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观点，而且在治学方法上完全师法戴震，尤其注重六书、九数、制度、名物四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孔广森的学术成就包括在六书方面的《经学言》、音韵学方面的《诗声类》和数学方面的《少广正负术》等。

贡献影响

朴学（考据学）

戴震作为清代朴学（考据学）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徽派朴学，也称皖派或皖学，起始于江永并在戴震手中得以完善。

戴震的学术风格独特，他在考据基础上深入探究义理，将义理、考据和辞章紧密结合，使训诂与校密切相关。他反对孤证，注重证据的横向联系和纵向比较，被誉为考据大师。戴震通过其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戴震特别质疑了宋明理学依赖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并逐渐获得士大夫群体的广泛接受。他借鉴了西方科学思想方法，如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并将这些融入到经学研究中，从而增强了传统考据学的逻辑思辨能力。戴震的考据方法包括音韵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学等多个领域，他强调了全面收集和相互印证证据的重要性，以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戴震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增加了考据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深深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徽派建筑朴学家，如洪榜、汪莱、凌迁堪、江有诰等。在民国年间，经学大师歙县吴承仕继承了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其中，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整体来看，戴震以及徽派朴学对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经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音韵学

戴震的《声类表》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其独特性在于它表现了戴震心目中的古今音系，而不仅仅是上古音系。戴震在《声类表》中试图表现的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音系框架，即古音时代和今音时代（《切韵》时代）都没有变化的声韵调系统。他认为，发音部位的自然分区（节限）、联系以及发音方法分类的普遍性，是古今不变的，从而决定了语音系统有一个古今不变的框架或模型。在戴震的时代，语音学还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阶段，他的《声类表》提出了一些创新的概念和分类方法，如“声母二十章”和“九类二十五部”。他的这些分类不仅仅是基于语音的物理特性，还包括对语音发展历史的考虑。这种方法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在古音研究方面，他提出了阴声、阳声和入声三大韵类的配合关系，并建立了韵类“正转”“旁转”的理论，这为汉语音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戴震在音韵学领域提出了“审音”理论，对汉语音韵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探索奖。他对汉语三十六字母中的“重唇音”和“轻唇音”的区分、以及“泥”母与“娘”母的发音特点的分析，都符合发音原理，显示了其对语音学科学原理的深刻理解。

训诂学

戴震对皖派朴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训诂学思想上，特别是他提出的“以校勘为训诂前提”的思想。戴震认为，由于历代字体的变化和传抄的错误，精确的训诂需要先校正文本的错误。他的小学基础坚实，精通古音，能将文字、音韵知识应用于古籍的校勘，发现并纠正典籍的讹误。例如，在《诗经》的解释上，他能够通过校正文本和理解古音，揭示原文的真正含义。

戴震的成就在于将小学与经史子集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独特训诂思想。他在《尔雅注疏笺补序》中提出，利用《尔雅》来解释经文，同时用经文来验证《尔雅》的解释，这体现了他在训诂学上的方法论创新。戴震在训诂实践中采用字书、经传群籍互证的方法，如在疏证《方言》时，他将《方言》与《说文解词》相互验证，并广泛参考了各类典籍，如《周易》《诗经》《尚书》《尚书大传》《周官》《礼记》《仪礼》《大戴礼记》《左传》等，共采书证3268条。这种方法论的严谨和博学多识，体现了清代朴学深入细致的学术风格。

史地学

戴震曾参与修撰《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这两部地方志是关于汾州地区的详细记录。在修撰这些地方志时，戴震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考释精审的学术主张，着重于辨明地方的历史沿革、考证史实，并勤于参考古代文献，以确保地方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戴震通过详细的研究和考证，纠正了这些错误，强调了正确的历史记载。

戴震在史地学中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对《水经注》的校勘工作。戴震发现了注释和经文相互混淆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对文献、地理实地考察的结合来进行修正。他通过深入研究这一古代地理文献，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校注方法和体例，包括分别注解经文和注释、引用不同版本、实地考察等。这些方法帮助他更准确地理解和校勘文本，从而提供了更准确的地理信息。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提出了三大校注体例，包括经文与注释的分别校勘、排除经文中重复内容、以及实地考察校订错误。为了更好地理清注释和经文，戴震进行了篇次调整，将水名独立成篇，按地理次第排序。北方的水以黄河为主，南方的水以长江为主，然后按次序排列。这些体例帮助他系统地整理文本，减少了错误和讹误，使校勘更加科学和精确。根据不同的版本，《水经注》的卷数存在争议。戴震的私校版本将全书合为一卷，或称为不分卷。后来的版本也采纳了这一做法。微波榭版本就是基于戴震的版本。

校勘学

戴震通过深入研究《说文解字》和《尔雅》等古典典籍，建立了坚实的小学基础。他注重古音研究，特别是在考古和审音方面的研究，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古籍。他提出了“四体二用”说，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作为造字方法，而将“转注”和“假借”视为用字方法。这一观点对后来的训诂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戴震将古音知识引入校勘领域，这在清代校勘学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认为音义的关系对文字和语言的理解至关重要。他的弟子，如段玉裁和王念孙，继承了这一方法，并在校勘中广泛运用古音知识。

戴震在校勘实践中总结了古籍用字和行文的义例，以及校勘过程中常见的误例，如形近误、声相近误等。这些总结为清代校勘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戴震强调了在校勘实践中的求是精神。他不盲目迷信古本，而是注重各种文献的综合考察和真实性验证。这种理性的求是精神影响了他的学生和后来的学者，如段玉裁和王念孙等。戴震不仅在实践中展示了出色的校勘技巧，还在理论上提出了校勘原则，如对古本的态度、义例和误例的总结等。这些原则为清代校勘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基础，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和细化。

自然科学

戴震的科学研究背景是中国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和雍乾年间西学东渐的低潮时期。这个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但他仍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学和历法方面。

戴震致力于数学研究，他校定了多种古代数学著作，包括《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他的校定工作使这些重要的数学文献得以保留和传承，对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戴震对勾股定理进行了研究，他著有《勾股割圆记》并为之作注释。这表明他在几何学领域有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勾股定理的传播和理解方面。

戴震从小就对天文学有浓厚兴趣，据传说，他的天文学兴趣最初是受一位卖姜的老人启发。他利用西洋新法对天文学作品进行学术评述和考订，并在天文学方面有许多著作，包括《原象》《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等。

戴震在历法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历法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尤其是关注了历法的精确度和修正。西方科学技术在明清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尤其是通过传教士。戴震在这一时期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这也反映了他面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积极态度。

此外，戴震还涉足技术应用方面的论文，如《释车》《赢旋车记》《自转车记》等。通过这些作品，戴震展示了他对古代机械技术的理解和分析，以及试图将这些古老技术与当代实用需求相结合的努力。这种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态度对后世科技研究和工程应用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人物评价

清末明初思想家章太炎在谈论戴震的学术精神时，提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问题。他指出，明清时期的皇帝常常口诵程朱之言，而行法家之酷法，则借助儒家之服制而推行连坐法等制裁百姓的措施。这些措施对百姓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苦难。戴震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学者，深刻地关注了百姓所遭受的苦难。

民初知识分子梁启超称戴震为“清朝学者第一人”。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早期，特别是在1904年的文章中，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并不算太高。他主要强调了戴震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将其视为皖派考据学的开创者，并强调了戴震将识字视为学习的首要任务。尽管他在文章末尾提到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乐利主义接近，但总体上还是对戴震进行了批评，认为二百年来的学者过于注重记诵而忽视了廉耻。然而，到了1920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对戴震作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孟子字义疏证》的评价，称其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的奇书。此时，梁启超强调戴震在考据学方面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以及他的博学和判断力。

新文化运动奠基人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对戴震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戴震在清朝学术全盛时代建立了重要的哲学体系，被视为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者，也是新理学的奠基人，实现了哲学的中兴。此外，胡适指出，在治学方法方面，戴震承袭了顾炎武和阎若璩的传统。胡适特别赞赏戴震对周敦颐、朱熹等宋儒理学代表的批判。他认为戴震深刻揭示了这些理学观念中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和虚伪性，尖锐地批判和抨击了它们。这被视为自宋代以来第一次有力的反抗和清算，标志着对旧礼教的重要挑战。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钱穆曾言：“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曾言：“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识大之贤，学有自得。降至乾嘉，学尚专精，名家辈出，若戴震之治经、段玉裁之治《说文解词》，皆自得之学也。”

人物关系

逸闻轶事

戴震难师

戴震自幼聪颖，过目能诵，自十岁学会说话以来，日说数千言而不止。一次，其老师为其讲授《大学章句》到“右经一章”以下，戴震则问：“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学生记的？”老师回答说：“这是朱熹的解说。”戴震接着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他说：“宋朝人。”“孔子、曾子是何时的人？”他说：“周代人。”“周朝、宋朝相隔多久了？”他说：“几乎二千年了。”“那么宋文公怎么知道这样？”老师无言以对，说道：“这不是一般的孩子了。”

考官识珠

戴震年轻的时候便不甚研究时文，对科举没有什么大的追求。在他29岁的时候，他的族人怂他参加考试，题为“乡人”三个字，戴震旁征博引，考证详细说明。考官虽然欣赏他的文章，但因为不知道戴震用典的出处，甚至怀疑他是抄袭的。于是在发榜时，考官亲自对证戴震，戴震一一列举所用典故，如数家珍，考官大为赞赏。

戴震与钱载的交恶

戴震进四库管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

与段玉裁的师生情

戴震对段玉裁颇为器重，不但在学术上指点段玉裁，还经常在生活上接济他。段玉裁对老师尊重，后来他被调到贵州、四川等地当知县，每次接到老师来信，都要恭敬地双手接过，向着老师所在的方向诵读。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戴震在北京去世，隐居在苏州的段玉裁听说后无比悲痛，虽然他并不富裕，依然向人借了钱，托人给老师的家属送去。一直到段玉裁80岁时，只要有人提起老师戴震的名字，段玉裁都会肃穆地垂首而立，默默怀念老师对自己的恩情。

后世纪念

戴震纪念馆

戴震纪念馆位于中国安徽省屯溪老街立新巷，是一座专门纪念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博物馆。馆址原先位于隆阜，1957年隆阜戴氏后裔捐献出一幢清代古民居，创办了“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1982年更名为戴震纪念馆，并于2003年迁至现址。

纪念馆的外观与一般博物馆不同，门面较窄，只有2米宽。大门右侧设有一块牌匾，上书“戴震纪念馆”五个大字。馆内分为四大展区，分别涉及戴震在哲学、徽派朴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天文学、算学、地理学和名物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这些展区通过大量学术文献、名人点评和语录等方式，全面展现了戴震的学术生涯和成就。纪念馆收藏了包括戴震手稿、戴震著作的乾隆年间手抄本、乾隆手谕影印件、段玉裁编的线装本《戴震原集》、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府县志以及国内外研究戴震的专著等近万册书籍，其中戴震著作的最早刻本多达15种。

2007年，戴震纪念馆被评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列入全国首批免费对外开放博物馆名单，并在同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成为了研究戴震和他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场所。

戴震公园

戴震公园是一处位于中国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城区屯溪的公共休闲空间，以清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和经学家戴震的名字命名。戴震公园是一个占地29公顷的大型公园，位于中国安徽省。这个公园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7.84公顷，拥有丰富的植被和绿色空间。此外，珠塘水域占地2.6公顷，为公园增添了宁静的水景。公园的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屯溪三江口，紧邻屯溪老街、屯溪河街、镇海桥、新安江和黎阳文旅街区等著名景点，使其成为连接这些旅游资源的重要节点。

戴震墓

戴震墓，又称戴东原墓，是位于中国安徽省屯溪区与休宁县交界处的一处历史遗迹，具体位置在商山乡境内的玉几山头。这个墓地相对较小，占地面积仅约200平方米，墓碑上刻有铭文“隆阜戴氏”。碑文中详细记载了戴震的官衔和荣誉，包括“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先妣朱氏孺人合墓”。梁启超墓是在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即1813年）立立，碑文由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女婿龚丽正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