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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又被称作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 Guevara）。他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28年6月14日，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时期，他不幸患上哮喘，随后与家人一同搬到了科尔多瓦附近以缓解他的哮喘。青少年时期，他开始培养政治意识形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期间，格瓦拉两次游历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多个国家。这两次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他日后坚定的政治观点和革命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格瓦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后，再次环游拉丁美洲，最终到达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期间，他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并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但最终未能成功。冲突结束后，格瓦拉逃到墨西哥城，在那里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1959年，格瓦拉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运动”，协助推翻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统治。古巴解放后，新政府成立。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格瓦拉参与了对内战时期古巴的战争罪犯的审判，并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在国内，他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的计划，并推动了古巴与苏联的结盟合作。在国际上，他作为古巴大使出访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古巴革命战争思想。但由于后期与卡斯特罗在政治上产生分歧，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前往刚果和玻利维亚继续进行革命运动。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他的尸体被埋在一个秘密地点。1997年，他的遗体被发现、挖掘并运回古巴，并在古巴被重新埋葬。

格瓦拉牺牲以后，他成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派运动的象征。世界各国人们为了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在一些人眼中，格瓦拉是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但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背叛者和残酷的暴君，认为格瓦拉应该对古巴监狱中数百人受酷刑和被处死负责。

个人经历

幼年时期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在冬天游泳，格瓦拉年幼时期就患上了哮喘。1932年，格瓦拉一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搬到了科尔多瓦附近的一个温泉疗养地，名叫上格拉西亚。上格拉西亚的干燥气候，让格瓦拉的哮喘有了些许好转。

因为哮喘，格瓦拉在9岁以前都不能正常上学，他的母亲在家⾥辅导他，教他读书写字。在他因病被迫休息的日子里，格瓦拉阅读了许多游记。同时，他也会全⾝⼼投⼊到运动中，踢⾜球、打乒乓、玩⾼尔夫等等。

1937年3月，格瓦拉进⼊圣⻢丁学校就读小学二年级。期间，西班⽛内战对格⽡拉的意识产⽣了重⼤影响。在战争持续期间，格瓦拉根据战争的发展情势在地图上⽤⼩旗⼦标注共和党军队和法西斯主义军队的位置。西班牙内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格瓦拉加⼊了阿根廷⾏动党的"⻘年团"，⽽且拥有他⾃⼰的团员证。

1942年3⽉，格瓦拉上了中学。在就读迪安福内斯国⽴学校就读的五年里，格瓦拉虽然调⽪捣蛋，不服管教；但成绩优秀，尤其在数学、自然、历史等科目上。同时，他还结交到了诸多好友。

开启漫游

1948年，原想学习工程专业的格瓦拉在经历祖母去世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学院进修。在学校期间，他做过很多兼职，其中包括在一家过敏治疗所工作。在上大学期间，对于政治议题，他⼀直是“局外人”，他观察、倾听，有的时候辩论，但是有意避免任何积极的参与。

格瓦拉的第一次旅程是在结束了在医学院的第三年学习后。1950年1⽉1⽇，格瓦拉骑着装有⼀个微型引擎的脚踏⻋，出发前往阿根廷的内陆地区，开始第⼀次真正意义上的独⾃旅⾏。在6周的旅⾏中，他经过了12个省，行程达4500千米。

格瓦拉的第二次旅程是在他获得男性护士证书后。在结束上段旅行回到校园后，格瓦拉在1950年12⽉获得了公共卫⽣部颁发给男性护⼠的证书。他申请在国营的"国家⽯油矿藏公司"的海运航线上担任随船"医⽣"。次年2⽉9⽇，格瓦拉登上油轮"安娜G"号出发前往巴西，开启了新的航程。

格瓦拉的第三段旅程是与他的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进行的。1951年10月，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决定骑着格拉纳多的摩托车“大力神Ⅱ”前往北美洲。两人于12月29日离开科尔多瓦，决定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他们首先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格瓦拉的家人道别。在路途的中间，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这是一次改变其命运的旅行。南美洲普遍的贫穷和惊人的苦难、极端的剥削和不平等，使格瓦拉下定决心要援助美洲人民。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将重心回归学习。1953年6月1日，他正式从医学院毕业，顺利成为一名医生。

命运转变

毕业后，格瓦拉立即开始了一趟新的环拉丁美洲之旅。途中经过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由于当地局势紧张，他们比原计划在拉巴斯多待了几周。这期间也让格瓦拉感受到了玻利维亚土地改革的风潮。玻利维亚的这段经历，不仅让格瓦拉认识了当地不少阿根廷侨民，而且还使他对酝酿中的民族主义革命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还让他有机会全方位地了解土著居民和贫民在玻利维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投身于阿本斯总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而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可是，由于这场改革运动触动了美国的利益，流亡在外的反动军人阿马斯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夺取了政权，一切改革成果均被取消。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让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名激进主义者。格瓦拉认识到，当国家对民众采取暴力手段时，民众就要相应地采取暴力措施进行抵抗。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书籍，更加坚定了以武装斗争方式解放人民的信念。

随后，格瓦拉逃到墨西哥，并与当地的一群古巴革命者取得了联系。1955年7月，格瓦拉认识了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当时，劳尔刚刚获释，并急切地等待着他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到来。最终，菲德尔于7月8日抵达墨西哥的联邦区。这些革命党人重获自由后，开始积极策划一次新的革命行动，希望彻底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为了纪念当年的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他们用行动当天的日期(7月26日)给新组织起名为“七二六运动”。1956年，“七二六运动”开始为将来的行动进行具体筹划，并作相应的物质准备。这个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由当年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成员为骨干组成的革命组织对格瓦拉有很大的吸引力。

投身革命

革命准备

格瓦拉最终选择加入革命的队伍，与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展开游击战。为成功实施行动计划，格瓦拉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军事训练。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将来武装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而积累战斗经验，提高作战能力。为此，他们把西班牙内战中的传奇人物阿尔维托·巴约将军请来向他们传授作战经验和技能。巴约将军将他在实战中的所得都传授给了这支基础较差的“杂牌军”。然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组织的这支队伍并没有逃过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和墨西哥当局的眼睛。格瓦拉在一次露营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被捕。在狱中，格瓦拉和菲德尔的友谊进一步加深。格瓦拉获释后，继续参与军事训练。

前往古巴

1956年11月，格瓦拉以军医的身份登上了“格拉玛号”游艇。经过7天7夜的颠簸，12月2日凌晨，“格拉玛”号靠上了古巴奥连特省西南角的科洛拉多斯海滩。“格拉玛”号上的起义军在登陆之初即遭到政府军突袭。海军作战部和空军的飞机轰炸了科洛拉多斯海滩。起义者只能躲进沼泽地，艰难地向安全地带撤退。12月5日，起义军再次遭到政府军的突袭，并被打散。格瓦拉带领他的小队向马埃斯特腊山前进。途中，他们的行军环境十分恶劣，还多次与政府军狭路相逢，幸好都化险为夷，成功度过。12月18日，失散的起义军开始会合，并继续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发。

游击斗争

在到达马埃斯特腊山后，格瓦拉经常扮演着游击队员和随队医生的双重角色。期间，格瓦拉还在队中组织政治教育，讨论社会主义。不久后，他就在药箱与手枪之间，选择了后者。起义军第一次的游击是攻打拉不拉他兵营。这次胜利检验了部队的战斗力，为起义军赢得了可贵的支持。除了与政府军展开斗争外，游击队员们还与当地农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起义军向他们讲述浅显易懂的道理，帮助他们看清自己悲惨命运的根源何在，激发他们反抗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热情。此外，起义军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杜绝偷鸡摸狗行为，要求公买公卖，谁若违反纪律，定遭严惩不贷。在这项工作中，格瓦拉常用最简单的话语将大量自己见识过的世间不公向农民们道来；同时，他又向农民们讲述发生在遥远东方的巨大变化。格瓦拉还经常背着药箱，到附近村落去为农民治病。渐渐地，起义军和农民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起义军成了农民的知心人、救世主，农民们则成为起义军的好朋友，想方设法为起义军提供食宿，通风报信，还踊跃送子弟参军。

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壮大，他们决定对政府军发起新的攻势。由于格瓦拉在山区开展游击战期间表现出了过人的大无畏和牺牲精神，他很快成了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队领袖。1957年7月，格瓦拉晋升为少校军衔，全面负责游击队的指挥工作。卡斯特罗派他去训练一支新的分队，任务是开辟新战场。按照建制来说，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应该是第二纵队。但也许是为了迷惑敌人，他把这支队伍命名为“第四纵队”。

带领纵队

格瓦拉担任第四纵队司令后，他的纵队主要在图尔基诺峰东部的埃尔·欧姆布里托地区活动。他的纵队和菲德尔的纵队时分时合，紧密配合。到8月份时，起义军已经有了一块比较稳定的、政府军无法逾越的区域。出于队伍长远发展的考虑，格瓦拉下令在当地建造了医院、面包作坊、小型兵工厂、制鞋厂和皮革厂，着力解决战士们的衣、食、医等方面问题。在解决好后勤需要的基础上，格瓦拉关注部队的政治建设。他创立了《自由古巴》报和“起义电台”，利用报纸和电台来开展政治工作、舆论宣传工作。

到1958年初的时候，马埃斯特腊山的起义军已开始由占据山林向发展平原地带过渡，开始攻击独裁政府的据点，及独裁者家属的产业。在结束皮诺·德尔阿瓜阿战役结束后，形势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随着起义军实力的增强，在菲德尔和格瓦拉的第一、第四纵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纵队，开辟新的战线。尽管后期政府军再度展开猛烈的攻势，但是始终无法困住游击队。在形势不占优的情况下，游击队总能在顺利脱身。同年，7月28日，起义军又取得了一场大捷。当时，格瓦拉率领的纵队在拉斯维加斯小镇将政府军的部队团团包围。最终，政府军被全歼，他们的武器装备也被游击队悉数缴获。8月7日，政府军司令承认此次围剿行动已经彻底失败，政府军也撤离马埃斯特腊山。这次大撤退成了古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标志着起义军从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

发起反攻

11月底，政府军再次对游击队发起进攻，但未能成功。12月底，格瓦拉的纵队开始了整个革命战争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战略反攻，逐个攻占圣克拉拉周边城镇，最后攻占圣克拉拉。在圣克拉拉的交火战斗中，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通过破坏铁路、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切断政府军各部之间的联络，然后各个击破。当时独裁政府从哈瓦那发出了一辆运有近40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装甲列车，驶往古巴东部增援那些与革命军作战的部队，但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在圣克拉拉市区里让军列脱轨翻车，政府军损失惨重，士气大跌。没过几天，政府军的几个团就纷纷向游击队投降。1959年1月1日，在圣克拉拉市民的协助下，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击溃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赢得了反对巴蒂斯塔武装力量的决定性胜利。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古巴迎来解放。

为官从政

掌管革命法庭

1959年初，卡斯特罗任命格瓦拉为“拉卡巴纳司令官”。格瓦拉当上司令没多久，卡斯特罗就给他送来了一项任务：在卡瓦尼亚堡建立军事监狱，负责处置内战时期古巴的战争罪犯。这些战争罪犯，主要是指在巴蒂斯塔专制时期，那些残杀老百姓的政客和警察。1959年至1963 年间，大约有500名男子在他的监督下被杀。在这一段时间，格瓦拉下令逮捕在古巴流亡的战争罪犯。有几百人遭到指控和逮捕，判为反革命，被卡瓦尼亚堡的军事法庭处决。此外，在他担任拉卡巴纳司令官期间，由于对古巴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

参与土地改革

古巴是一个以甘蔗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是发展古巴经济最重要的工作。格瓦拉是这项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谴责大庄园制是古巴“一切经济祸害的根源”，呼吁没收大庄园，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主张将古巴的矿产资源和私人拥有的电话系统国有化。格瓦拉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法》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了国家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创建。他希望通过《土地改革法》进行最彻底的土改，以全面废止大庄园制度，并取消对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最终，古巴于1959年5月7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并成立了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

担任国家银行行长

1959年11月28日，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并开始了对古巴的经济改革。他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

在调控国家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国有化。当时，古巴有近五千万美元的外汇，全部以黄金的形式存在美国。格瓦拉把这些外汇黄金全部收了回来。同时，推出了一批针对外国企业的法律，宣布对一批企业实行国有化，将古巴一百多家美国企业和民族企业收为国有。之后，国有化进程不断推进，古巴逐步将所有的私营银行都收归国有，从而控制了全国的货币基金，并以此来调控工商业活动。在此期间，他还签发了新的古巴纸币比索。此外，他还推出农业多样化政策，以防止古巴长期被美国限制。在金融人才匮乏的问题上，他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聘请了一批专家，并努力培养本国的金融管理人才。

革命热情在特定的环境下发挥了强大的生产力效应，古巴经济在最初几年中取得了明显成绩：1961年，糖产量达到680万吨，高于1953年以来的任何年份；棉花生产达到1000万英亩，比1959年以前都多；大米产量超过1958年。其他行业也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作为工业部部长

1961年初，古巴政府将格瓦拉主管的、控制了全国工业近3/4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升格为工业部。2月23日，格瓦拉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部长，兼任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

格瓦拉就任至关重要的工业部部长一职后，立即着手实施工业化计划。他带领助手们研究工业化方针，制订开采奥连特省矿藏的计划。他的计划包括大力发展钢铁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发展大型工业，制造大渔船的造船厂等；发展机器生产，研制砍甘蔗的机器等；建立新的炼油厂、发电厂，发展化学产品生产；充分开发甘蔗的利用价值，发展制糖工业的副产品。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同时，他还将工业与农业多样化相结合，提出在原有的甘蔗田种植多种农作物，改变对食糖的依赖，为工业提供原材料。

但由于格瓦拉并非专业学者出身，导致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为了摆脱美国的经济制裁，古巴的生产重点由农业转向了工业。有几近一半的田地被烧毁，改建成了发电厂、炼油厂、水泥厂等各种重工业。而且所有的企业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政府的规划下进行生产，结果导致各行各业的繁文节多如牛毛。当时，调查部门的报告显示，就连农场开展一项生产计划，也要经过几十个部门的审核和批准。显然，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古巴经济发展受阻。1962年，古巴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蜀黍属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

处理外交事务

古巴新政权建立后，格瓦拉开启了他的首次正式外访。1959年6月12日，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踏上了为期3个月，行程数万里的外访之路。这次行程主要是对一批第三世界国家如埃及、苏丹、摩洛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西班牙的访问。在埃及与纳赛尔政府的交流中，他进一步领会到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在与印度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接触中，格瓦拉提出了购买武器的需求，但均被拒绝。格瓦拉此行是古巴第一位访问了众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

随着古巴的社会主义色彩不断浓重，古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菲德尔于1960年再次派遣格瓦拉展开大跨度的外交活动，去敲开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此次格瓦拉率领的古巴经济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中原地区、朝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访问苏联过程中，格瓦拉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古巴建立一批钢铁厂，但赫鲁晓夫却建议古巴建一个小一点的钢厂，而且以废旧钢铁作为原料。由于分歧较大，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在访问中国时，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宴请了格瓦拉。格瓦拉详细介绍了古巴的革命与现状，以及来自美国的威胁。双方就古巴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并以格瓦拉与李先念共同签署联合公报的形式公布。

在国际舞台上，格瓦拉也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1961年8月，拉丁美洲各国在乌拉圭举行了一场联合会议，意在推动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会议。会议中，美国代表表示每年将为拉丁美洲各国提供十亿美元的投资。格瓦拉极力反对，认为这是美国人借此反对古巴在美洲大陆所树立的革命榜样。最终，美国的提案因差两票遭到了否决。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会上，他直指美国在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帮助下，企图入侵刚刚立国的古巴。此次讲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仅因为讲话提出了新的理念，更是因为他特别强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困扰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问题。同时，格瓦拉总结自己的国际主义理念为：“当下也许有必要，我愿意为解放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献出我的生命，不求任何回报。”

猪湾战争与导弹危机

随着古巴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密切，美国与古巴的对立关系逐渐形成。1961年4月，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中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并将他们送到位于中美洲的训练营进行集训。这些人最终组成了名为“2506旅”的反政府武装，并从猪湾登陆入侵古巴。猪湾战争中，格瓦拉的部队被一艘假装在别地入侵的军舰吸引，由此并未在此次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从“猪湾入侵事件”开始，美古两国的关系更加分紧张。此后，卡斯特罗又宣布古巴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与苏联结为盟友。这让古巴站在美国政府的对立面。1962年8月27日，格瓦拉赶到莫斯科，与苏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8月31日，他和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半岛签署了核导弹协议。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虽然苏联对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极力掩饰，但美国还是很快发现了真相。古巴导弹危机一触即发，但最终美苏两国达成了和解。然而，苏联在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却让格瓦拉认为苏联外强中干。从此，与苏联之间埋下了永难消除的隔膜。

出走刚果

古巴导弹危机过去以后，古巴内部领导层分裂为两派。两派围绕着计划经济、预算体制、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与价值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格瓦拉虽然承认在推行工业化和农业多种经营方面存在问题，但仍然坚持在古巴实行经济集中制原则，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反对让渡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只会滋长人们的私有观念。在这场论战以及后续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出现了很多分歧。格瓦拉觉得自己在古巴已经没有更多的价值，于是他辞去在古巴的职位。

1965年，格瓦拉带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刚果，支持当地游击队的斗争。到了刚果，格瓦拉立即加入了当地的起义军，然后教给他们游击战术。格瓦拉希望他和古巴战友能在短期内提升当地战士的战斗力和综合素质，把当地战士按照“古巴模式”打造成合格的游击队员，进而掀起整个非洲的反压迫斗争。格瓦拉在刚果期间，每天都会对手下的战士进行动员。但由于刚果人组织起来的部队纪律散漫，内部人员相互钩心斗角，导致起义连连失败。格瓦拉在刚果丛林里待了七个月，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他十分沮丧，最后决定离开刚果，重新寻找革命目标。

转战国外

离开刚果后，格瓦拉决定返回拉丁美洲，前往玻利维亚参加革命。这一次，格瓦拉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回到古巴，组织了几十名游击队员，然后带上精良的装备，赶到玻利维亚领导革命斗争。

1966年至1967年间，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格瓦拉在险峻山区和玻利维亚政府军展开游击战。一开始，他们取得了几次胜利。但当玻利维亚总统得知他的存在后，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当美国政府得知格瓦拉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绿色贝雷帽顾问训练，当中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当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游击队员用来为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离。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被捕牺牲

1967年3月，格瓦拉48人的队伍被2000敌军包围。格瓦拉最好的战士和朋友，陆续在战斗中阵亡。1967年10月，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格瓦拉的营地被特种部队包围，格瓦拉被捕。次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的指令下，格瓦拉被政府军中士玛利欧·塔兰枪杀。刽子手先是举枪描准格瓦拉的肚子开了9枪，接着又对他的四肢扫射一通，以制造他在战场中弹而死的假象，掩盖屠杀俘虏的罪恶。玻利维亚政府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和双手，头颅被送到了巴拿马共和国的美国军队基地，以证实他们这位可怕的对手的确已经死亡，而双手则被保存在玻利维亚内政部。

同年10月15日卡斯特罗承认了格瓦拉的死亡，并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格瓦拉死后，古巴政府千方百计寻找他的遗骨。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专家小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7年，格瓦拉的尸体最终在玻利维亚被人发现，由脱氧核糖核酸辨认吻合。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及另外４名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

英雄葬礼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古巴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国葬安葬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以告慰亡灵。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

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巴共产党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市。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６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战争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2014年11月14日，《每日邮报》曝光了一组格瓦拉的遗体照片，这是他在1967年遭玻利维亚军队杀害47年后首次公布的照片。

主要思想

“精神鼓励法”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试图创立一种思想体系来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企图在古巴人身上发展一种不企求社会赞扬、不领受报酬，而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内在愿望，他的精神鼓励思想来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即意味着消灭劳力分配的市场工资制度。格瓦拉知道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剌激的政策会妨碍古巴迅速发展生产，但他也知道在政治上选择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剌激，既能促进动员，又能使人民有更大的参与决策过程的感觉。从社会方面看，用精神鼓励取代物质剌激，能帮助消灭阶级分化，促进收入均等，减少感情疏远和加强团结一致。但由于美国的围堵，经济发展困难，加上苏联的官僚化及缺乏工人民主，使格瓦拉提倡的精神鼓励以对抗古巴新政权的官僚化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换来很多指责，树敌不少。

“新人”观念

作为古巴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以及政治组织核心人物，格瓦拉在古巴新政府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期间，针对古巴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缔造“新人”的建设思想，即以缔造“新人”作为迈向共产主义的必要原则。1960年8月，他在一次对古巴医务工作者的演讲中初步表达了他的“新人”塑造观。在演讲中，他以自己从一名医生转变为一个革命者为例，说明人性是可以塑造并最终走向完美的。革命的核心在于消灭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重建政权后的古巴在和平年代仍然需要继续革命，要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消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

“新人”作为格瓦拉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是格瓦拉革命人文主义的试金石和核心驱动思想。切·格瓦拉的 “新人”是以高度的道德热情投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热爱劳动、追求技术的发展或机器的改进，最终致力于古巴和拉丁美洲的真正独立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人道价值观

格瓦拉强调人道精神，它既不是冠冕堂皇的空洞的道义宣传，又不是某些少数社会集团用来迷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虚伪说辞，而是彻底解放所有的受苦人和受压迫民众的远大志向和彻底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精神。为理想奉献一切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是格瓦拉伦理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他的人道价值观超越了民族界限，成为主张人类互济的国际主义精神。格瓦拉在第二届亚非团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这场殊死的斗争没有国界。我们不能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任何国家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都是我们的胜利。任何民族的失败都是所有人的失败。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为更好的未来而战斗的人民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需要。”

“游击中心论”

“游击中心论”，就是指在革命战争的初期，由少数革命者组成的“游击中心”组织在偏僻的山区，通过袭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吸引革命者参加游击队，不断衍生发展，直到向反动政府发动总攻击，夺取全国胜利为止。“游击中心”论的核心就是由一两个伟大人物领导的小分队包打天下，认为武装斗争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取得胜利。他们说：“没有先驱就不可能有革命，而这个先驱者并不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可，革命志士有权利，也有义务不受这些政党的制约组成先锋队”，认为“游击队是先锋队”，“起义军可以创造党”。同时，他们在夸大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时，又竭力贬低群众的力量。格瓦拉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于使自己的武器放弃了主动性，任由敌人使用最精良的武器。”

反对官僚特权

切·格瓦拉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反对官僚特权。从他自身而言，他拒绝接受国家银行行长的工资，而只支取一个初级军官的低工资；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当他发现自己家庭所得的食物比一般工人多时，就立刻取消这优惠。从他对家庭的要求上，当他的太太要去医院时，他要求她乘公共交通工具，而不要使用政府车辆和汽油；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

格瓦拉在苏联期间亲眼目睹官僚的生活，为之胆寒。一次他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主要影响

格瓦拉的毕生追求，就是革命。他的革命理想，不仅是要为改变本国人民的命运而战，而是要为拉美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命运而战，他将他的短暂的一生全部都奉献给了第三世界反帝和反独裁的革命斗争。

格瓦拉在世时，他投身捍卫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府的斗争，后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战争武装斗争，从“格拉玛号”远征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再到圣格拉拉市的解放战役的胜利，他领导了反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军队的决胜一仗，持续三天的战斗最终成为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致命一击，格瓦拉为古巴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革命胜利后，格瓦拉在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期间，通过致力于确保建立经济基础来实现这一目标，以确保古巴人民的福祉，他协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进而对新生的革命发动恐怖袭击时，切没有退缩，而是加入了革命战士的行列，团结古巴人民进行反击，并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他为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捍卫革命所做的贡献给古巴今天的立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为追随自己的理想，向世界传播革命的火种，他离开古巴，先后去刚果、玻利维亚继续投入反抗压迫的斗争。尽管人们对他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看法有分歧，但是，他的无私无畏、崇高的革命品质和为理想和革命事业献身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

格瓦拉遇难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全世界人们至今仍然铭记并深深怀念他。世界各国人们为了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格瓦拉被全世界一些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激进组织、尤其拉美游击队奉为精神领袖或图腾，古巴青年在他的榜样力量下奔赴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身国际主义事业。全世界抗议不公、反抗特权的示威活动，或在群众对抗政府的冲突中，他的画像或照片仍不断被人高举以激励斗志。那幅穿作训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他以他无与伦比的、崇高的、纯洁无暇的人格力量；以他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以他富丽传奇，悲壮色彩浓郁的一生，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青年所膜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他的影响更深入到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全球性的精神偶像。他头戴贝雷帽、嘴叼雪茄的形象出现在 T 恤衫、打火机、酒瓶子、艺术作品、流行海报上，成为流行的大众符号。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时代》杂志将切·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一百大影响力人物。

后世纪念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1997年是格瓦拉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

2007年10月8日，古巴政府在中部城市圣克拉拉举行了盛大仪式，隆重纪念切·格瓦拉牺牲40周年。古巴政府的纪念仪式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上举行，上万名古巴各界代表和群众一早便聚集在广场上的一座巨大格瓦拉青铜塑像的前面。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撰写了纪念文章，感谢这位“40年前倒下的杰出斗士”。此外，玻利维亚还特别发行一套邮票纪念格瓦拉。

在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之际，阿根廷罗萨里奥举行了切·格瓦拉铜像揭幕仪式。这尊铜像高4米，重约3吨，由阿根廷雕塑家安德烈斯·泽内利铸造。

家庭关系

参考资料：

人物评价

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如果我们想要树立一位不仅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的人物榜样，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这样一个行为没有污点的人，就是切·格瓦拉！

现任古巴领导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他是一个不停追求真理、寻求捍卫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他不仅是一名领导者、一名游击队员，也是一位革命的思想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一名知识分子。

“格瓦拉之子”卡米洛·格瓦拉：切·格瓦拉一生都在用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感染别人。作为家庭的一员，作为一个父亲，他非常关心我们，非常敏感，很有人情味儿，这使我们觉得他十分亲切。

格瓦拉传记作者卡斯塔涅达：切为几代美洲人赋予了信仰的工具和培养勇气的热情。但是埃内斯托·格瓦拉也应该为他们付出的鲜血和生命负责。他并不是唯一应对拉丁美洲左翼游击队员的轻率斗争负责的人，但也是责任人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家米歇尔·洛维：格瓦拉不仅是一个战斗英雄，他同时也是一位革命思想家，是一个他为之战斗以致献身的政治与民族运动的奠基者，赋予他思想与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论及时彻底而出翠的革命人道主义。

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领导的游击战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是“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结果害人害己“，”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香港特别行政区著名文人梁文道：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

东方早报：在展览中，不仅可以看到切·格瓦拉如何理解生活与艺术，也可看出他如何看待自己，一个42年前去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典范，他的标志性头像成为“波普形象”和“版画图章”，并被人们长久怀念。

环球时报：切·格瓦拉是拉丁美洲无产阶级革命者心中的英雄、古巴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人物争议

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一些被处决的男孩还不到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其中一个一再求饶，说自己是独子，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只是为了挣点钱寄给守寡的母亲，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来了胜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是他率部队攻下古巴中部的圣克拉拉，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为占领哈瓦那铺平了道路。到处一片欢腾，兴高采烈。对格瓦拉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卡斯特罗让他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在这个昔日的殖民地堡垒的高墙后面，整个1959年，这位阿根廷游击队员将写下古巴革命战争中最黑暗的一章，也是他个人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众多格瓦拉传记对他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讲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体记忆中它从未被抹去。在卡斯特罗用热情的演讲煽动民众时，格瓦拉则着手替他巩固政权。根据古巴档案馆研究院副院长阿芒多。拉戈的说法，从1959年1月3日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离开为止，该监狱有164人被执行枪决。这一速度令他成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杀人机器”之一（总计杀掉216人）。

切·格瓦拉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但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格瓦拉热衷于处死古巴革命战争的反对者。纽约太阳报作家威廉斯（Williams Myers）给格瓦拉贴上了“反社会的暴徒”的标签。其它一些美国报纸的批评家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些批评家声称切·格瓦拉本人应该对古巴监狱中数百人受酷刑和被处死，以及他领导的古巴革命武装控制或造访过的地区数量多的多的农民被谋杀负责。他们也相信格瓦拉是一个拙劣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天才，他从没取得过一场有记录的战斗的胜利。

轶事典故

出生日期

切·格瓦拉的生日官方版本是6月14日，这也是他出生证上的登记日期。但安德森在其传记中指出，切实际上早生了一个月，实为5月14日生人。切的母亲将这一秘密隐藏了30多年，以此掩盖当年未婚先孕的事实，后来才亲口道出了真相。

绰号来由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和一些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结为朋友，并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也有“朋友”的意思，其他西班牙语系国家的人喜欢昵称阿根廷人为（Che），是“兄弟”的意思。

担任银行行长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卡斯特罗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是经济学家?”格瓦拉马上把手举了起来。于是，他就成了国家银行行长。散会后，卡斯特罗问格瓦拉：“你是经济学家?怎么以前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格瓦拉一脸茫然地说：“什么经济学家？你刚刚不是问谁是共产主义者吗?”就是这样一个误会，让军队司令格瓦拉摇身一变，成了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