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

大西（1644年―1647年）是明末张献忠创立的农民割据政权，以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年号大顺，其疆域范围全盛时辖今四川和重庆大部地区。

明朝末年，各地陆续爆发农民起义，张献忠部便是其中一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4月，张献忠配合王嘉胤于米脂县十八寨聚众起义，自成一军，号“西营八大王”。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张献忠东进安徽等地占领凤阳县，于凤阳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相继于舒城县、六安市两度草创政权，建号“天命”。天命二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占据黄州府自称“西王”。同年5月29日，张献忠攻占武昌后创建“大西国”，称“大西王”，军驻原楚王府，并将武昌作为新的首都，改称天授府。大西天命三年(1644年)11月16日，张献忠于四川成都称帝，国号仍为“大西”，并改元“大顺”。

大西国大顺三年(1646年)12月11日，张献忠率大西军主力在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时中箭身亡，其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最高领袖，率大西军转兵贵州省进军云南省。大顺四年(1647年)8月，大西军政权以昆明市为首府，改年号为“兴朝”，采取“联明抗清”的国策，孙可望称“国主”。兴朝三年(1650年)，大西迁首府于贵阳，次年大西改奉明为正朔。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永历帝朱由榔依附大西军，原大西军成为南明永历政权的核心军事力量。永历十一年(1657年)孙可望叛变，张献忠另一义子，晋王李定国成为南明军事统帅，其联合西南各族民众，率领大西军与由吴三桂领导的清军进行抗战。永历十六年即清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回永历帝，后在昆明市街头将其绞杀，至此南明灭亡。李定国在得知后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及其皇子后病殁，其子李嗣兴率部降清，大西军至此被清军消灭。

大西政权在政治上严厉镇压朱室宗藩，对愿意为大西农民革命事业服务的原明朝官吏，授予官职；选官上采取个别吸收和开科取士两种形式，对愿意为大西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给予适当任用，不咎既往；经济上铸造了名为“大顺通宝”的货币，高度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军事上整治军队纪律，设“四将军”和水师营；文化上重视书写和刻印各种文献，提倡白话文书写；民族关系上团结四川各地少数民族，宣布土司们如果归附，将保留其原职；外交上联明抗清，同时对外国传教士礼待但严加堤防。

国号

崇祯三年（1630年）6月，紫金梁将所有农民起义军编为三十六营，张自忠农民军称为”“西营”，自称“西营八大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3月，张献忠在黄州称“西王”，5月29日，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称“大西王”。次年11月16日，张献忠在成都市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为大西，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为西王。大西大顺四年（1647年）8月，其义子孙可望废除了“大西”国号，建立兴朝，改用天干地支纪年，尊称张献忠为太祖。

疆域

大西政权全盛时地域范围包括四川省北部的广元市（与陕西省接壤），东部的巫山（与湖广接壤），南部的乌撒和东川（与贵州省、云南省接壤），以及西部的威茂（与西番接壤）。除了遵义府（现属贵州省）以及更为偏远的石柱（现石柱县）、黎明（现汉源县）土司地区外，大西军已经控制了四川省的其他地区。

历史沿革

大西政权萌芽

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时期，政治上皇室宗藩、大官僚、大地主等统治阶级生活腐化。特务机构如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大规模扩张；征兵数量庞大，辽饷、练和剿饷加饷；土地掠夺、兼并严重。为获取资金，统治者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在全国范围内搜刮财富。经济上商店和工厂大量倒闭破产，魏忠贤等宦官残酷镇压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商人利益的东林党人；水灾、蝗灾、鼠灾、病疫不断。在各方压榨下，农民生活艰难，全国各地陆续爆发反压迫斗争。

明天启七年(1627年)2月，王二和钟光道首先在陕西省东部的澄城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之后陕西的王嘉胤、周大旺等人相继领导农民起义。崇祯三年(1630年)4月，张献忠配合王嘉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苦人民宣布起义。崇祯四年(1631年)6月，王嘉胤在醉酒状态下被部下杀害。随后，紫金梁将所有农民起义军编为三十六营，张自忠农民军称为“西营”，张献忠自称为“西营八大王”。张献忠率领其他起义军进行了两次入川作战，夺取了州、大宁县、大昌县等地。

荥阳大会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领袖们召开了荥阳市大会。这次会议由西营八大王张献忠和闻主高迎祥主持。张献忠在荥阳大会上确定主要进攻地点是安徽。会后，依会议定策，张献忠率部东进安徽，直捣明中都凤阳县府，克凤阳、焚明皇陵，给予明朝廷以政治、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张献忠并于凤阳“列帜自标”，自号“古元真龙皇帝”。同时，他还派出一支部队向凤阳东南地区推进，进行了第二、第三次入川作战。

大西政权开端

谷城起义

崇祯十年（1637年）10月，明朝的兵部尚书、总理六省明朝军事熊文灿在安庆市广泛发布招抚通告，并派人与张献忠联系，希望张献忠归顺朝廷。张献忠表面上答应了这一要求，实际上以谷城作为其军队休整点。崇祯十一年（1638年）1月9日夜晚，张献忠率领农民军进驻谷城县，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军队的休整和训练。谷城修整期间，张献忠暗中联系罗汝才，援助李自成。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季。明朝全力抵抗清军，放松对农民军镇压。5月6日，张献忠下令农民军强行征收谷城县府库的金银财物，并释放了被关押在谷城的百姓，还纵火烧毁了明朝在谷城的县衙，摧毁了谷城的城墙。张献忠农民军正式宣布起义，这一事件被称为“谷城起义”。随后，张献忠农民军得到了起义军首领之一罗汝才的支持，占领了房县。曾被明朝招募的均州一带农民军也纷纷响应了张献忠的号召，加入其队伍。

反围剿战争

张献忠与罗汝才两支农民军联合攻克房县后，见明官军云集逼进，7月22日离开房县。崇祯十二年(1639年)8月17日，明朝督师辅臣杨嗣昌受命围剿张献忠等农民军，张献忠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反围剿战争。在玛瑙山战役和柯家坪战役中，张献忠农民军遭受了严重失败，损失惨重。此后张献忠带领部队进入大界岭兴归山一带的深山中进行休整。崇祯十三年(1640年)7月，罗汝才从郧阳区前往巫山与张献忠会合。

8月，张献忠在土地岭反击明朝军队，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张献忠农民军在园渡坪修整后，趁胜向驻守黄泥隘和竹菌坪的张令、秦良玉军队发起进攻，全歼了三万人的敌军，张令中箭身亡。此外，农民军还利用假降的策略，派人潜入四川省巡抚邵捷春的军队中，诱使邵捷春率领两万新募兵深入山区，全部被歼灭。9月，张献忠率军连续突破了官军设置的三十二道关隘，第四次进入川地作战。10月，张献忠与明军战于梓潼县，取得大胜，后陆续攻破绵阳市、德阳市、金堂县等地。同年11月，张献忠农民军直达成都市城下。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农民军由达州市直抵开县之黄陵城，通过假败战术获胜，这一战被称为“黄陵城之战”。杨嗣昌在战败后离开重庆市前往川东的云阳县，准备回到宜昌市和沙市区，以应对张献忠农民军从蜀地入侵楚地的危险局势。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杨嗣昌黄陵城战败后，退回彝陵并加强襄阳市防守。2月4日凌晨，襄王府发生大火。张献忠农民军趁机向襄王府发起进攻。次日，张献忠率领农民军主力占领襄阳，杨嗣昌逃往荆州市，请求惠王朱常润支持被拒后，3月1日，杨嗣昌在沙市服毒自尽，张献忠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武昌大西政权建立

张献忠夺取襄阳后，继续攻占樊城区。在进攻河南省和湖北中部时发生惨败。10月，张献忠进攻舒城。4月，张献忠农民军攻占舒城，改名为得胜州，舒城医士胡立浦担任丞相，并设立各种官职，张献忠亲自掌管吏、刑两部门。5月，张献忠农民军攻占庐州，成立水师营。随后攻占六安州、无为州、蕲州等地。崇祯十六年（1643年）3月，张献忠进入黄州府后自封为“西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5月29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武昌，并驻扎在楚王府。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宣布将武昌作为新的京城，称为天授府，意味着他是上天授予的王权。张献忠农民军建立了武昌政权后，继续向湖南省、江西省等地发动进攻，并陆续占领了岳州府、长沙府、永州府、荆州府等地。

大西政权建立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张献忠又向四川省进军。此时，李自成已经建立起大顺并攻占了北京，明朝崇祯自缢。张献忠并不承认李自成政权。6月29日，大西军攻入重庆市城内，逮捕了朱常浩朱常浩等人，并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7月4日，大西军从重庆向成都市发起进攻，接连攻占了永川区、荣昌区、隆昌市、内江市、资中县、资阳市、简阳市等州县。11月16日，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为大西，年号大顺。他制定了新历法，称为“通天历”。以成都为西京，自称为西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5月15日，明福王弘光帝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其采取联虏平寇的政策，联合清军力量来消灭中原地区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其前期，南明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于是在南京弘光政权的支持下，四川省各地的官僚和地主发动武装叛乱，屠杀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地的官员。在大西政权存续的时间里，大西政权一直在与这些官僚和地主武装叛乱进行斗争，直到灭亡也没完全扑灭。

大西政权衰落

川北抗清

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2月，清军攻破了潼关，紧接着占领了西安府，并向四川进军。为此，张献忠在西京召集了大西军的高级将领，讨论抗清的事宜。众人在会上确定，若张献忠牺牲，孙可望继任，并制定联明抗清的策略。六月，清兵进逼四川省，迅速调集部队进行抗清战争，张献忠果断地命令刘文秀、狄三品、孙可望等集结部队，准备开赴川北迎击清军。大西大顺三年1646年7月，张献忠亲自率领六十万大西军主力离开成都府城，前往川北前线，并在西充凤凰山设立御营，与南下的清军形成对峙。11月，清朝的肃王豪格和李国英到达陕南的汉中市。当时，张献忠麾下的刘进忠背叛，派遣心腹吴之茂秘密与清军联系。刘进忠投降后，川北的要塞朝天关归清军所有，大西军的军事部署也随之泄露，清军探知张献忠屯兵于西充凤凰山。12月11日清晨，清军趁着大雾潜兵偷袭。清将鳌拜率所部登山，张献忠部下侦察兵发现敌情，连续三次汇报，张献忠认为自己深处几十万大西军中心地带，清军不可能来得这么快。直到清兵已到营门，他才穿着飞龙蟒半臂，也不披甲，腰边随便插着三支箭，嘴里还咀嚼着早饭，带几个人出帐查看敌情。当时清军前锋与他只隔一条溪流，他着装太明显，立刻被担任清军向导的刘进忠发现，刘随即指示拜手下蒙古章京雅布兰：这就是张献忠。雅布兰抽箭射之，张献忠咽喉中箭落马而死。孙可望等人用锦被包裹张献忠的尸体，草草将他埋葬，然后继续抗击清军，但军事部署已泄漏，不敌清军张献忠率残部只好突围向东逃走。

改大西为兴朝

由于刘进忠的叛变和张献忠的去世，抗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孙可望四将军决定缩小部队规模，驻守川南、贵州省和云南省，同时坚持张献忠生前关于联合西南各族人民和南明抵抗清军的方针，进行抗清斗争。12月，由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和艾能奇率领的大西军自川北南下至重庆府（今重庆市），强渡嘉陵江，一举消灭了在重庆府驻扎的曾英，为进驻川南、滇、黔地区打开了前进道路，并解决了大西军严重缺乏粮饷的问题。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三位将军根据张献忠的遗嘱，推举孙可望为大西军的最高领导人。

1647年1月12日，大西军胜利抵达遵义府，随后向贵州省进军。在大西军余部前往贵州的途中，在凤凰山遇到逃脱的大西政权左丞相汪兆龄的部队。"四将军"将大西政权所犯的错误和大西军所遭受的失败归咎于汪兆龄，并将他处死。同时，处死对孙可望军政大权有制约作用的张献忠皇后陈氏。随后，大西军陆续攻占了贵阳府、定番州（今惠水县）等地，最终抵达云南省省会云南府（今昆明市）。8月，孙可望废除了“大西”国号，建立兴朝，改用天干地支纪年，尊称张献忠为太祖，并建立了太庙，规定一律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他们还编修国史，撰写了《太祖本纪》。

余部斗争

兴朝建立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坚持联明抗清，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部队收复了被清军占领的大片区域。1655年10月，孙可望为达到篡夺明位的目的，决定把永历抓到贵阳，逼永历帝禅位给自己。但是白文选等人选择了支持李定国，和李定国一起带着永历帝前往昆明市与刘文秀、沐天波会合。随后便爆发了西营内战，李定国获胜，孙可望投清。此后，李定国团结了西南各族人民，率领大西军与吴三桂领导的清军进行抗战。1662年，吴三桂在昆明杀死了永历皇帝及其太子，李定国得知后身患重病，不久去世。其子率部投降，而其他部分人员或继续战斗，或投降给清军。大西国残余势力最终被清军消灭。

政治

武昌时期

中央政权

进行官制变更，在中央设六部五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五军都督府：中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又设五城兵马司。

中央政权的官员，以原长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以李时荣为巡抚(李时荣死，以谢风洲代)，以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李时雍为监军道，陈驭六为学道，并各授给官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王尔忠为黄州区知县，张以敬为黄州通判。任命麻城起义催仆领袖汤志为游击，率领四千农民军精锐部队驻守麻城，以防御凤阳、安徽南部方向的官军。任命张以泽为总督蕲、黄游击将军。

地方治理

地方政权以省、府、州、县为单位，设巡抚及府、州、县官。对一些重要州县作了升、改。如改武昌为天授府，升麻城县为长顺州，改江夏县为上江县等。

 其他政治措施

武昌大西政权建立后主要采取以下政治措施：一是坚决镇压楚府朱家宗室和反动官僚。农民军攻克武昌后，首先打击的是楚王朱华奎等，对宗室、官吏进行严厉惩处；二是没收楚藩及朱家宗室的财产；三是赈济贫民。张献忠没收楚藩的财产后，拨出大批钱财赈济武昌及附近地区的饥民；四是开科取士，广泛录用知识分子；五是创立和修整各州县公署。武昌大西政权曾发放金银到如州县创立和修整公署。

成都时期

中央政权

大西政权从武昌移都四川成都之后，张献忠让孙可望、李定国位东、西二府，称千岁。张献忠修蜀王府居住,以原蜀王府正殿为承天殿，昭明殿为太和殿，以府门外屋为朝房。他亲自在殿前赐给各官朝服，朝见仪式完毕后，引诸大臣、将军进入朝房讨论国事。大西政权中央机构基本沿袭武昌时期，设左、丞相、六部、京畿道御史、五军府都督、五城兵马司、皇城都指挥使等职。其中有左丞相汪兆龄，右丞相严锡命，吏部尚书胡默，户部尚书王国宁，礼部尚书江鼎镇、吴继善，兵部尚书龚完敬，刑部尚书李时英，工部尚书王应龙，京道御史齐之奂。

地方治理

在地方设立了府、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府设有知府，州设有知州，县设有知县。这些地方政权的官员由大西军中抽调和吸收的知识分子以及归附大西农民政权的原明朝官员担任。各府、州、县的农民政权机构中，还设置了经历、主簿、通判等官员，并且甚至设立了医学等机构。这些机构都由成都大西农民革命政权颁发带有“大字”编号的正式关防文件。

张献忠颁布命令，要求各府、州、县的原明朝地方官吏必须前往成都市朝见。凡是表示愿意支持农民政权的官吏，都会被授予适当的官职。成都基层政权组织普遍设立保甲，登记户口，并按保甲编制在册。在离开城市时，人们需要持有地方政府的证明，并经过守门士兵的检查，只有符合姓名、保甲番号以及证明所述的出城事由才能放行。外来贸易人员进入城市时，也必须领取年貌印牌，离开城市时需要进行交验才能离开。各城门派驻扎两名兵部官员和一千名农民军战士进行守卫。整个城市治安工作由五城兵马司统一管理，在该司下还设立了查事人役，负责维护治安等工作。

选官制度

随着大西农民政权的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急需大量官员，解决治理人才匮乏问题因而显得十分迫切。丞相汪兆麟向张献忠陈治安之策时说“因蜀之策，在先取汉中市，治蜀民之策，在除革旧任官员，用人之策，在兴学校，选真才，黜冒滥，严幸进”。

科举取士，仍是争取录用知识分子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从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先后在成都举行过三次科举考试。

其他政治措施

主要采取了以下政治措施：一是臣民一律称张献忠为“老万岁”。不拘良贱之家，都要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供以香花；二是坚决镇压朱明朝固安公主宗藩。张献忠要求各州县官员和驻守该处的农民军部队迅速查出的朱家宗室人员全部逮捕送往成都市；三是严厉镇压了在境内的原明朝官员和恶霸地主；四是向愿意投降，并为大西农民革命事业服务的原明朝官吏，授予官职；五是大西政权争取、录用知识分子，和武昌时一样，采取个别吸收和开科取士成批吸收两种形式。朝廷对愿意为大西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给予适当任用，不咎既往。从大西大顺元年到三年，大西政权先后在成都举行3次科举考试。六是张献忠下令废除明朝的宫廷礼仪制度，并禁止大西政权的官员奏对时引用《大明会典》的行为，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张献忠实行了一项以家庭为单位的连坐制度，不仅将士人的家属作为质押，还将整个家庭作为单位。并且大西规定民间办婚、丧事一律不用音乐，不饮酒。

军事

军事组织

张献忠又在原水师营的基础上专门设了。水师左、右督，任命王复臣、王自羽领之。此外，各州还有维持治安的地方部队，每州约五百人，称为“里兵”。

大西军的军事组织，设东、西、南、北四将军，分别统率部队，其主管官员是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四人都是张献忠的义子。

各营较为知名的有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飞龙，隆兴营泾阳郭嘉无，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 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象，援剿营宝鸡市彭心见，中厂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冈张其在，天威营开封王见明 (一作鸣)，龙韬营麻城商元，决胜营汾州周尚贤，定远营六安张成。其他还有如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贲、虎略、骁骑等营，也都设总兵统领。同时在原水师营的基础上专门设水师左、右督，任命王复臣、王自羽统领。

军事纪律

在平定各地武装暴乱后，张献忠多次整顿军队纪律，保护商民正常生产生活。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春，张献忠对大西农民军的纪律进行了一次整顿，重申严禁大西军将士贪污受贿，凡私贪金银一两者斩，要求各部队制定禁约，农民军纪律不容破坏。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曾发掘出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属军队禁令，条令分明，军法严肃。上书：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二、不许往来差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三、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四、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

五、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六、不许守（缺）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经济

概述

大西政权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善人民生活。首先，他们借鉴了曾在成都实施的政策，通过发放金银和提供救济来帮助贫苦的人民。其次，他们取消了钱粮征收，没收了朱室宗藩及明朝地方政府的金库，还向富有的商人和贾绅征收税款，并铸造了名为“大顺通宝”的货币。此外，大西政权还高度重视手工业的发展。

货币

大西铸造新币大顺通宝。当时设立了铸局，把从各地藩府和寺院没收来的古鼎玩器铜像等用来铸造钱币，钱币上刻有"大顺通宝"的字样。大顺通宝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背面方孔上方刻有"工"字；第二种是背面方孔上方刻有"户"字；第三种是背面没有字。大顺通宝不仅用作货币流通，还可作为某种象征，例如大西政权要求民间家庭悬挂顺民号帖时，可以使用大顺新钱作为帽顶上的装饰。为了准备铸币所需的材料，大西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克涪州时，销毁了所有的铜铁神像。之后，大西军在贵州熔炼了数万斤的颐和园铜牛作为铸钱的原料。

手工业

大西政权对手工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其时期的手工业工艺水平相当高。河南博物院现存有一面大顺三年孟夏月制作的铜镜。这面铜镜直径十点五厘米，呈平圆钮形状。铜镜的图案分为内外两周，内周饰有双龙纹饰，而外周则以花卉缠枝相连形成纹样，花朵形状类似野生灵芝。

对外关系

联明抗清

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2月，清军攻破潼关，紧接着占领了西安府，并向四川省进军，威胁大西政权。5月，清军成功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和隆武政权。随后，明朝官吏在肇庆府推举朱翊钧的嫡孙永明王朱由榔为皇帝，建立了永历政权。同年6月，大西召开会议确定了“联明抗清”的国策，后积极说服永历政权联合抗清。1651年，永历皇帝被迫从肇庆府迁往南宁市后，永历政权决定与大西军联合抗清。李定国领导的抗清部队收复了大片被清军占领的区域。1657年，大西军领袖孙可望企图吞并李定国部队的阴谋失败后向清军投降。此后，李定国团结了西南各族人民，率领大西军与吴三桂领导的清军进抗战。1662年，吴三桂在昆明市杀死了永历皇帝及其太子，李定国得知此事后患重病，不久去世。其子率部队向吴三桂投降，大西国残余势力最终被清军消灭。

与李自成大顺政权关系

大西军在最初进占蜀地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并遵用其永昌年号。不久后，张献忠李自成双方又因争夺川北地区而互相征战，张献忠派艾能奇抵御进犯的大顺军马科部，战于绵阳市，艾能奇不胜。张献忠乃亲自率军北上与马科大战，将马科打回汉中市。而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两大主力在经常川北兵戎相见，相互吞并。直到李自成军败陕西省，清军占据陕西，两军才停下干戈。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这间接导致了大西政权后来的加速灭亡与张献忠的死亡

外国传教士

大西农民革命政权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与外国之间并无正式的交涉。然而，从对待当时在四川省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牧师利类思和葡萄牙人安文思的态度可以了解大西政权对待外国人的立场。他们首先以礼相待，派遣礼部官员亲自接待这两位牧师。利类思和安文思抵达成都后，张献忠设宴款待，按照上宾礼仪对待，每月从国库发放十两银子以供其开销。此外，大西政权也学习并利用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向利类思和安文思请教关于天主教、西方学问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请他们制作红铜地球仪和日晷。同时，他们也警惕外国人的破坏活动。当利类思和安文思提出前往澳门的请求时，得知他们有别的图谋后，受到张献忠严重警告。

文化

文献

大西政权重视书写和刻印各种文献，包括书籍、碑记、牌场、匾额、中梁、题柱等，统一采用大西大顺年号。所有原有的明朝年号都被废除。此外，还刻印了记录大西军功绩的石碑，面向北方背向南方。大西农民政权的诏书、告示以及各种文书都采用白话文书写，反对繁琐晦涩、华而不实的文风，提倡使用简明的字体。同时，他们也大量进行书籍的翻刻工作。张献忠下令曹士抡翻刻了明朝万历本《华岳全集》记述陕西华山情况的书籍，共有十三卷。

民族

大西政权在团结四川省各地少数民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在经济方面，明确规定了边郡新附地区的三年租赋免除政策。边郡指的是四川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方面，宣布土司们如果归附，将保留其原职，以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支持。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土司们纷纷降服于大西政权，并接受了大西政权授予的官职印信。当时，大西农民革命政权与四川西北边境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其管辖范围扩展到了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宗教

张献忠向封建神权宣战，打杀菩萨、惩治违法和尚。张献忠不准天主教利类思、安文思在中国传教。针对当时在绵竹传教的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张献忠特令礼部尚书吴继善礼聘来到成都市。张献忠同这两名传教土谈论外国科学，并赠二人蜀锦、袍套、白银等物。然而张献忠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持警惕、反对态度。两个传教士曾要求前往澳门，最初张献忠同意其要求，并发路费银一千两，为避沿途危险决定派大西军战士护送，但当他知道利、安 二人不想士兵跟随并另有他途时，张献忠立刻禁止二人出行。另外士兵看到利、安二人夜里用西洋语交谈，报告张献忠后，他立即禁止二人夜下交谈，并威胁不遵守命令便处死 。

建筑

张献忠将同姓的文昌帝君视为祖先，以神化自己的身世，因此梓潼文昌宫被称为“大庙”（即“太庙”）。在遵循文左武右的布局原则下，张献忠在文昌宫中央道路右侧修筑了用于祭祀关羽的关林，从而奠定了七曲山文昌宫如今的格局。风洞楼内曾存有清代张献忠塑像，现仍保留有清乾隆时期安洪德所著《除毁贼像碑记》石碑。此碑记载了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大庙周边的活动、当地民众为其塑像、无业游民“噜”借大庙滋扰川陕官道以及安洪德拆除张献忠塑像的过程。

张献忠与其部队擅长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具有较强破坏性，因此留下的物质遗存较少。四川盆地曾是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地区，但因战乱频繁，关于张献忠及大西政权时期的文物遗产极为稀缺。除四川广汉郡的张献忠圣旨碑外，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是保留张献忠及大西政权遗存最多的地点。

科技成就

在大顺元年（1644年）的冬至宴会上，张献忠请利类思、安文思与自己同座，席位仅决于丞相。席间，张献忠不仅询问两人所传天主教内事情，并询及西学、算学，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并请二人用铜制造天，天球仪各一件，另造日晷配合。 大顺三年（1646年）冬，张献忠撤出成都市，率部进驻川北准备迎击清兵时，又曾下令随军的利类思、安文思制造天球一具，其体型比在成都所造的天球稍小。并制造新历书，更名 为“通天历”。

帝王世系

各方评价

关于张献忠的评价

全国著名张献忠研究专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纲研究员认为, 研究张献忠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与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革命领袖, 也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桂芳《浅析张献忠在四川推行暴力政策的原因》一文从心理学角度认为张的气质属于胆汁质类型, 其神经特点是感受性低、情绪兴奋性高, 控制力弱, 从而决定其偏激、暴躁的性格, 也使其治理手段的暴力方式不断升级。

袁庭栋在他的《论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的两支农民军的关系—兼与方福仁同志商》(收进《在四川》一书)一文中,认为事实证明，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关系,是沿着合作——分裂——对峙——冲突这样一条道路发展的。指出,古代农民阶级,究竟不是今天的无产阶级,他们有着小生产者固有的缺点,不可能永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还认为,对李张关系恶化的原因,应该从农民阶级本身的分散性、狭隘性、自私等落后性中去寻找。

田培栋先生在他的《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收进《在四川》一书)一文中,把李张的武装冲突,归结为以故乡陕西省为目标的争夺战,是由于他们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故土观念,并批判张献忠杀害归顺李自成的川北文人,是完全出自他狭隘的封建农民意识。

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则总结张献忠一生“造反有理, 治国无方, 滥杀有罪”。

关于大西政权的评价

史学家王纲在《张献忠大西军史》认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然最后仍不免失败，但是，它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丰富了我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经验，留下了有意义的失败的历史教训。农民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劳动人民以巨大鼓舞。

张云侠先生在《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收进《在四川》一书)一文中则认为,张献忠政权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农民阶级历史局限性。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历代农民起义的前途,不是转化成封建政权,便是失败,两者必居其一。张献忠也是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当然也不会例外。

参考资料

南明疆域变化图.捌零下载-中国历史地图.2023-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