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唐朝中叶以后形成的政治局面)

藩镇割据

“藩镇”即方镇，本意为可以屏卫中央，镇守一方的地方军事机构。“藩镇割据”是指唐中叶之后幽州、魏博等藩镇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政治局面。

开元末年，李隆基在边地设立九道节度使与一道经略使，赋予其军政合一的权力。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周边日益加剧的边域危机，并顺应募兵制兴起的潮流。可由于李隆基给予节度使如此庞大的权力，使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力量形成内轻外重的格局，安史之乱由此爆发。在后来安史平叛中中央力不从心，更是在中原地区与战略要地置立节度使和防御使。如此而后尤以河北三镇为主，在唐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大者速州十余，小者尤兼三四”分庭抗礼，后来演变成下层军将反逼长官行割据之事。这其中中央政府有与地方藩镇关系缓和的时期如元和年间，但在几次削藩终不成而只得行“姑息之政”以求缓息。直到唐末黄巢之乱爆发，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唐王朝虽设置了四五十个道即藩镇，终致“自国明之外，裂于方”的局面，最终导致极盛一时的唐王朝灭亡，使中国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代，直至宋初藩镇割据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藩镇割据影响了唐中晚期近两百年的政治格局，是多种政治兴起与变革的大背景。后人对此政治格局的正反影响评价不一，至今为时人讨论且新意迭出。

背景

节度使的设立

唐开国后沿用隋朝制度而在地方设州县制，李世民将国家划分为十道（十个监区），后到武周武则天时屡加兴废，后成为固定的机构。至李焞时其长官从巡视职份改为主政之职，使得亦可练兵统兵且成为与节度使同一性质的方镇势力。于是道是“节度使”之来源，

据《新唐书·兵志》对方镇的定义可知，唐代的节度使称呼与职位是从镇防边要的大都督一职发展而来。自李治永徽年间，大都督为方便而直接代表皇帝权威行“带使持节”，称之为节度使；景云二年（711年），李旦李旦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置河西节度使。藩镇即节度使便自此产生。

此时的节度使与大都督一样并非常设，不为正式文华殿大学士。由于唐初以来设立的边戍机构都护府、边境都督府更多只是镇防，难以应对自高宗武后便日益加剧的边域危机，于是在前任的基础上李隆基又在边地设立十道节度使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由此节度使才正式成为唐朝常置官职，兼“按察使”“安抚使”职位而掌管数州，俨然形成大军区即军镇。唐后期地方军事长官“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亦有代领或晋升节度使，成为方镇军政长官的政治现象。

另有辖福建省一部的长乐区经略、辖东莱郡一地的东莱守捉、辖山东登州的东牟守捉，各领兵一千五百、一千、一千人。

府兵制度的崩溃

府即折冲府，“府兵”为某将军府的兵简称，唐代府兵的主管机构称之为“府卫”或“卫府”。而府兵制的起源，可追溯至拓跋珪（377—408年）时代之军府制度，直到唐初高祖李渊为了社会稳定与耕战合一而沿设府兵制度。其设立最初意图是为府兵无战事依均田制度自给和上交赋税，有战事则自备资粮来集训战斗，及战事结束又回到各自府中，而统领府兵的将帅还于朝以“将不专兵”。但由于后来经济的发展和王朝统治逐步稳定、唐王朝府兵兵源的亏减和兵役加重，农民争相自残或逃亡，甚至于起义来反抗兵役。由是府兵制不行，天宝八年（748年）以后便无府兵可征。

节度使常设后，唐廷在边关人口较少的情况下对内地招募兵员来充实边兵，称之为“健儿”；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唐廷为抵御辽朝对其东北部的侵犯而在河北省招募“团结兵”，两者都是募兵制的发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六日安史之乱爆发，朝廷赋予地方节度使“募兵权”，在开元二十一年十道节度使体制日趋瓦解，府兵制度由此日趋崩溃，走向消亡。

均田制度的瓦解

均田制由拓跋宏于太和九年（485年）所颁行，至唐代沿用已有百年。均田制度作为唐府兵制度的基础寓兵于农，加之租庸调制使唐初社会在经历隋末战乱导致农业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很快稳定下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朝廷手中可分配土地的短缺、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土地买卖的兴起。李治以后均田制逐渐被瓦解，至武则天统治末年已形同虚设，如此使得府兵制度难以维系而间接导致其崩溃。建中元年（780年），李适听从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自此均田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直接起因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藩镇四起的直接起因。李隆基从开元后期怠于国政，奸宦当道而政治昏暗，由于此前已授予节度使莫大权利，因此边镇地方“权在蕃镇”“武夫持兵”，其中以深受玄宗宠爱的山西省节度使安禄山为重。天宝十四年（742年），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拥蕃汉十余万人南叛。由于唐王朝河北省及内地承平日久使得地方猝不及防而纷纷逃亡甚至倒戈，七日后安史叛军便攻陷洛阳市。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藩镇四起的起因。李隆基从开元后期怠于国政，奸宦当道而政治昏暗，由于此前已授予节度使莫大权利，因此边镇地方“权在蕃镇”“武夫持兵”，其中以深受玄宗宠爱的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为重。天宝十四年（742年），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拥蕃汉十余万人南叛。由于唐王朝河北省及内地承平日久使得地方猝不及防而纷纷逃亡甚至倒戈，七日后安史叛军便攻陷洛阳市。

如此使唐廷恐慌，李隆基一方面令瓜州县、北庭两镇精兵等调往河南省抗击，一方面在天宝十五年七月给予节度征税留税权以方便征兵“勤王”。后李焞即位，见安禄山为其子所杀而其内部不稳，便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兵河东，后来借回纥汗国等外族番兵收复长安、洛阳市。如此安史叛军势衰，唐廷便集合兵力在相州与叛军决战，但因兵将懈怠而战败，降将史思明续而再叛并攻克河南，终在李光弼等的抵持和叛军分裂投降才罢。安史之乱平定后因唐王朝威望跌落，且一时间忙于击退吐蕃而无暇顾及内地，于是军镇的势大和募兵制的确立导致的兵将合一，使得其“否君臣之节，营自家社稷”。且由于唐廷为降抚安史旧部，将他们还与原安史故地任节度等官。如此割据实力尾大不掉，唐中央无法重新管控如昭义、河朔等大部地方，藩镇割据问题始立。

过程

藩镇割据上升发展时期

河北三镇

李豫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以史朝义在洛阳市自杀，叛将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终。此时由于叛乱初定而朝廷无力彻底消灭安史旧人，仆固怀恩就建议去笼络他们任为分统原安史故地的节度使。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坐镇幽州的卢龙县（又名幽州或涿州市，今北京）节度使李怀仙；管辖今河北省中部地区的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控制今河北南部、山东省北部的魏博（治所今大名县北）节度使田承嗣；担任而辖今豫北冀南地区共四州的相卫（治所今河南安阳）节度使薛嵩。

李豫永泰元年（765年）又以相州阳、州邯郸、武安市三地划置为磁县（是年于滏口右向在原临水县城故地置昭义县，便总领四县），治所于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并归相卫节度使管辖。至此，相卫节度使领相、卫、邢、洺、磁五州，并于大历元年相卫节度使改名为为昭义军节度使。其后在大历十年（776年）正月相卫洺三州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吞并，由此河北三镇事起。这三镇仅是表面服从朝廷，实则税赋自給，职位父子相承。朝廷无法过问，只得在建中元年（780年）以河东泽潞军节度使为昭义军节度，跨太行山东并磁邢洺来牵制河朔三镇。

奉天之难

“泾原兵变”又名“二帝四王之乱”，包括四镇之乱与泾师之变。

四镇之乱

此之前平卢淄青（治所今山东青州）节度兵将驱逐节度使侯希逸而暂奉大将李正己为留后，唐廷就授以节度使称号，其世袭沿领有三代四人；山南东道（治所今襄阳市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形成割据势力有十九年之久。建中二年（781年），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承任。后李惟岳请报中央允其为节度，被意图削藩的李适不许，由是成德与魏博、平卢、山南东道诸节度联同叛乱。德宗委任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幽州节度使朱滔、李晟的神策军、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联合讨叛，之后又使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加入，“四镇之乱”爆发。后来唐廷节节胜利，张孝忠与朱滔在辛集市击败李维岳，其手下将领王武俊见势不利就擒杀李维岳，送与京师。事后朝廷对有功之臣给予赏赐，平卢节度使朱滔、成德军将领王武俊和张孝忠见对朝廷给他们划分的土地不满意，遂策动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与因讨取梁崇义势大的淮南节度李希烈复叛。李希烈于建中三年在河南省自称“建兴王”，举兵欲切断唐王朝军队的粮饷供给，德宗便急忙调集各节度兵将攻讨李希烈。

泾师之变

因为诸道兵都观望不前，无兵可用的德宗只好抽调泾原（今泾川县北）节度使姚令言引五千兵马南援襄阳市；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该军在京师因请赏不和而叛乱并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县节度使朱泚称秦帝，德宗等被迫出走乾县（今乾县），调回正在河北省对战的李怀光、李晟救援。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又赦免河北叛军以稳定时局，不久李希烈称帝，国号楚；二月，支援朝廷以讨李希烈的朔方郡（治所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续而叛乱，德宗又出逃汉中市（今汉中市），此为泾原兵变。至此德宗即唐廷削藩计划破产，直到同年六月至贞元元年（785）八月，唐廷相续平定了朱泚与李怀光，又于二年四月败逃蔡州的李希烈为部将陈仙奇所毒杀，河北、山东省四镇亦先后表示重新服从中央，唐王朝才转危为安回到表面上的统一。

德宗经过这场祸难后不再削藩，转而施行守成妥协的政治政策以求安定。但于此同时他也做了一些防备藩镇作大和削弱强藩的准备，即令手下亲信内宦加强禁军（神策军）权势，并通过特殊手段充实府库。如此，该两方面都造成宦官权力的膨胀，后来甚至直接控制中央政权。

藩镇割据式微时期

初削势藩

永贞元年（805）八月李纯即位，开始执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因为唐王朝不许他兼领三川，刘辟就动手武力夺取三川，攻打梓州（今四川三台）。李纯知道后便趁机削藩，听取宰相黄裳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进讨的奏意；同年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叛乱，宪宗使河东节度使严绶出兵协讨，两者均得到不小的战绩。元和二年（807年）春，有朝臣直言镇海及浙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锜意图叛乱，李纯遂令他入京面圣，但被其李锜以患病为由进行拖延；十月，李琦见再也拖延不得，便杀由唐中央任职的手下官员而发声叛乱。于是李纯督促镇海军周围的节度出兵讨平，最终叛军内部不合，李锜被唐廷擒杀。如此唐王朝的削藩计划初战胜利，宪宗和主战臣子对王朝中兴恢复了信心。

元和中兴

魏博归顺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在没经过朝廷册封自任节度，朱见深遂使宦官吐突承璀率兵征伐，后来没有取得胜利就暂时承认王承宗继位现状；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他的儿子田从谏继位。后因田从谏尚未成年，将镇中政务交与做事有失公平的家臣蒋士则而引起魏博牙军厌恶，于是改立田氏旁支、军中将领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兴上任后向朝廷表示要归于中央管治，将魏博版图交于朝廷的同时，亦将田从谏送京处置。李纯对田兴加官进爵并赐名，朝臣都认为这是收复河北三镇的突破口。

平淮西等

此前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患病的李希烈被手下亲将陈仙奇派人毒杀，续而淮西节度使陈仙奇又为吴少诚所杀，及事后吴少诚自委节度，为朝廷承认事实。元和九年（814年）九月，续任吴少诚节度之职的吴少阳死亡，其子吴元济屏蔽此消息，并阻拦朝中使臣的试探之举。其下属苏兆、杨元卿、侯惟清等力谏吴元济应主动与唐中央联系，吴元济得知之后便打压他们。

如此杨元卿只好私下写信告知宰相李吉甫。当李吉甫将此事上奏朝廷，朝中大臣皆议论纷纷，对关于如何处置淮西镇而意见不一，但大都意以抚慰为主。在此之前李吉甫为征讨淮南西路而积极准备，便力陈宪宗主战。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李纯不论朝堂主和的声音，尽罢吴元济所受官爵，调集宣武节度使韩弘等十六道节度使大举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就遣人焚废河阴转运仓；五月因陈州刺史李光颜几次击破吴元济军，为阻止朝廷进攻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便于六月派人刺杀主淮西战事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御史中丞裴度，朝堂大震。但宪宗没有放弃战事，在斥责诏下后将裴度为相，坚持平叛。淮南西路之战是唐王朝重拾对地方威望的转折点，由于平叛将领有观望和故意拖曳者，战争持续了四年直到宰相裴度奉诏亲自至淮南西路督师。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突袭蔡州，擒吴元济而取得最后胜利，朝野为之一振。

此前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患病的李希烈被手下亲将陈仙奇派人毒杀，续而淮西节度使陈仙奇又为吴少诚所杀，及事后吴少诚自委节度，为朝廷承认事实。元和九年（814年）九月，续任吴少诚节度之职的吴少阳死亡，其子吴元济屏闭此消息，并阻拦朝中使臣的试探之举。其下属苏兆、杨元卿、侯惟清等力谏吴元济应主动与唐中央联系，吴元济得知之后便打压他们，如此杨元卿只好私下写信告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将此事上奏朝廷，朝中大臣皆议论纷纷，对关于如何处置淮西镇而意见不一，但大都意以抚慰为主。在此之前李吉甫为征讨淮南西路而积极准备，便力陈宪宗主战。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李纯不论朝堂主和的声音，尽罢吴元济所受官爵，调集宣武节度使韩弘等十六道节度使大举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就遣人焚废河阴转运仓；五月因陈州刺史李光颜几次击破吴元济军，为阻止朝廷进攻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便于六月派人刺杀主淮西战事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御史中丞裴度，朝堂大震。但宪宗没有放弃战事，在斥责诏下后将裴度为相，坚持平叛。淮南西路之战是唐王朝重拾对地方威望的转折点，由于平叛将领有观望和故意拖曳者，战争持续了四年直到宰相裴度奉诏亲自至淮南西路督师。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突袭蔡州，擒吴元济而取得最后胜利，朝野为之一振。

次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续叛，李纯于七月又发宣武、魏博、义成、武宁县、横海等军镇讨伐。十四年（819年）二月，淄青镇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分崩离析，都知兵马使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不堪于中央的讨伐，便献地请罪，后于其弟王承元主持魏博时归附；卢龙县节度使刘总见淮南西路既平，迫于形势便自请去职入朝，朝廷可自委任节度使。于是诸镇相续归附唐廷管治，天下安定而实现短暂的中兴现象，史称“元和中兴”。

藩镇割据复振时期

该阶段中的藩镇割据势力有所复起，朝廷威望衰落但两者间关系趋于稳定。这一时间中，唐朝中央抑或割据藩镇控制的地区，都经常发生藩将镇兵去留节度的事件，权力下移现象出现。

长庆销兵

李纯元和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并没有长期保持，及宪宗死后割据事又起。宪宗晚年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导致国家财政紧张，开始任用善于聚敛之人开源，如此遭到百姓怨恨；与此同时在短暂的太平下朝臣已忘河朔藩镇故事。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常服以求长生的金丹使得性格暴躁，终被内宦杀死。长庆元年（820年），宦官拥立的李恒李恒即位后贪于享乐，其认为战事不再便从宰相萧俛、段见昌的疏议展开了“销兵”即裁减兵员来节省财政开支。被裁的士卒无依生计，使得各道兵将皆反对甚至抗拒此令。

私兵崛起

于此同时，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形成，藩镇私兵如昭义团练兵与骄纵之魏博牙兵等势力崛起。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而自驱留节度使，如此成为影响唐地方格局的新势力。长庆元年（821）卢龙县节度将士因与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不和而囚禁张弘靖，另推朱洄之子朱克融为帅；因饷粮迟迟不济，成德州将领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弘正）自立，两镇合力反叛而河北省又乱。于是朝廷命易定节度等军镇举兵讨伐，而讨伐大军因轻敌、指挥混乱连连挫败，使得叛军围攻深州市，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受后勤不足影响无可奈何。二年（822年）正月，朝廷命令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协征成德，但军士不从反而逼田布如原来河朔藩镇自立的故事，后来镇将史宪诚领镇内牙军叛乱，田布不知是从便选择自缢。如此“河北三镇”再次不受唐中央管制，朝廷只好承认河北方镇割据现状，安抚王廷凑、朱克融并授予节度使等职，而之前被裁减下来的士卒亦竞相投其等军下。是年五月，深州被王廷凑攻陷，因朝廷态度软弱而更与朱克融、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共谋叛拒唐廷之事。

太和元年（827年），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见有父死子袭的李惟岳故事，便表奏朝廷续委封他为沧州节度使，此时为唐文宗在位，欲让他离开沧州而授予他海节度使。如此李同捷拒不接受旨意，呆在沧州计划反叛，同时他还贿赂王廷凑与幽州李载义而与之结交。但此时李载义刚接替朱克融的幽州节度之位，考虑到根基不稳而要交好唐中央，便把李同捷的贿赂物品全部交由朝廷处理。于是朝廷得知李同捷反意，以幽、魏、兖、徐诸州兵将伐讨。王廷凑因受李同捷好处，便决定援助李同捷，出兵侵扰魏州北境。太和二年（828年），朝廷下诏不承认王廷凑节度使资格，此时魏博牙将丌志沼拥兵反攻魏州，王廷凑出兵接应他，由是魏州势危；五月，唐文宗便使义武军节度使李听、史宪诚之子史唐联合出兵援救魏州，战胜而丌志沼率五千人逃奔王廷凑处。太和三年（829年）四月，李同捷投降被谏议大夫柏耆所杀后，魏博牙将何进滔便杀死史宪诚，自立而占据魏州。此时朝廷因连年战事而财政紧张，与此同时朝野亦恶于用兵，于是只好承认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八月，王廷凑认为形势于自己不利，就派使者入朝请罪，朝廷就以此赦免他，恢复其节度使资格，一切如旧。

会昌伐叛

直到唐亡中央也未收回河北，与此同时各地也新出现了一定实力的藩镇。长庆二年（822年）武宁军节度副使王智兴逐武宁军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他掠夺当地钱财且攻击州，朝廷对其的叛逆行为有心无力，只能授以节镇；因监军使刘承偕屡次羞辱泽潞即昭义（今长治市）节度使刘悟导致不和，刘悟遂囚禁他并上书请杀。唐廷无可奈何便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至此，刘悟亦效河北省藩镇不听中央宣调，其子孙三代皆据昭义长官之位。李炎会昌三年（843）四月刘悟之孙、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侄刘稹隐瞒其事并自领军务。他并不奉中央诏令且于后来请封为留后，朝廷知道这是要割据的消息，但朝臣多表示妥协。李德裕认为昭义军在国家的心脏位置，断然不能同意。于是是年五月十三日，唐武宗令李德裕主持对平定昭义军的平定，一年后刘被杀，由是昭义军降附。这次讨藩被称为“会昌伐叛”，使唐中央的稳定和政权的维持起着积极作用。

藩镇互斗壮大时期

干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廷在动员各地平叛中又一步削弱了势力。此时唐廷自顾不暇，如此诸方镇与地方强人便趁机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扩张地盘，收纳流民以壮大各自的实力，而其中以复叛起义军的朱温与世代割据河东的李克用等人最具代表。朱温为寒门出身，早年随黄巢起义军征战，与后受到黄巢重任而站足了脚跟。广明元年(881年)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慌不择路，就将兵权完全下放地方以便“勤王”，如此南方及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众多割据势力，如原本存在的淮南节度使；本就是地方强人的杨行密、董昌、钱镠等人，自此藩镇割据范围与势力空前大而强。中和二年（882年），因起义军在唐朝官军镇压下处境不妙，受挫的朱温率军民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于次年被唐廷授予官职。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在官军的围剿下黄巢战败身死，起义军后被朱温讨平而唐廷转危为安。但此时唐政权统治已经危如累卵，以朱温、李克用之间的利益争夺为代表，各藩镇彼此攻伐和吞并而唐廷苟延残喘。天佑四年(907)，声望誉隆的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武三思朱温发动“白马驿之祸”尽杀唐朝宗室与大臣，后在四月建立梁政权，唐朝灭亡。

当前史学界主流有以藩镇局面取代藩镇割据的说法，并将这一共存局面中藩镇的类型进行讨论，而其中以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的观点较为流行。他把唐代藩镇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割据一方的为唐廷被迫承认的是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河朔割据型”(简称河朔型)。除魏、镇、幽三镇外，还有易定、沧景、淮南西路、淄青四镇。这些镇主要由原安史降将掌握所组成，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它们的割据绝对化；第二类为“中原防遏型”(简称中原型)，以宣武、武宁县、忠武、泽潞、河阳、义成六镇为突出代表。以及河东、河中、金商、、陕毓[yù]山南东等五镇，都是为守御河朔藩镇而设，在后来历次平叛中亦有护卫东南漕运安全的责任；第三为“边疆御边型”(简称边疆型)，分上下即西北疆和西南疆两部分：西北疆包括凤翔、邱宁等八镇，西南疆包括山南西、西川等诸镇。它们均是为防御吐蕃和西南南诏大理等外族入侵而设立的，是唐王朝的统治根基；第四为“东南财源型”(简称东南型)。包括浙东、浙西、淮南市及南平等九镇。它们供给唐廷以财赋，是唐朝统治延续的生命线，且中央尽力削减其兵并用朝廷文官统之。其后有历史学者王援朝在张国刚教授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将藩镇区分了长期割据与一度割据两种形态，细分为五类即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集团防内型、西北防边型与南方财源型；而台湾著名学者王寿南先生则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将其划分为跋扈型、恭顺型和叛逆型三种。至今，关于藩镇的类型与其相关问题仍为学者所讨论。

日本上智大学文学部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大泽正昭在1973年发表的《唐末の藩鎮と中央権[quán]力——徳[dé]宗、憲宗朝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中另有别论，他将德宗、宪宗时的藩镇划分为分立志向型、权力志向型、统一权力支持型三类展开研讨；英国汉学家、《剑桥中国史》主编崔瑞德先生在唐代藩镇的研究中并没有专门分类，但也谈及河北省、河南省、南方及四川岭南藩镇在中晚唐的不同作用。

藩镇升级至亡时期

中晚唐藩镇本身多是“经济性骚乱”而重心内向，至唐亡后亦无力争夺天下，如此其割据局面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河北藩镇由半独立过渡到国家统治的顺地；边地、南方节度使及政权尊中原王朝为正朔；归义、静海区、定难节度使相续脱离或独立中原王朝管辖。朱温、李存勖建立的中原王朝亦有“方镇为国”的色彩，藩镇州郡化成为这个阶段的发展趋势。

这些一直等到宋初对地方分权势力的瓦解及太平兴国二年废支郡才得以解决。但藩镇至宋朝也并未真正消失，而演变成宋朝单纯官阶虚衔中的正任、遥郡序列。

影响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既成，唐廷统治范围因此缩小。由于要与地方藩镇争自身统治延续，唐王朝便以节度使权力划归属州、设置监军太监、加重禁军权势、“去任留碑”与拖延政策等手段与之制衡共存，而各藩镇也不断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恰当政治行为模式，来决定基于自身性质和传统的方针，并在应对朝廷权威的对策的同时亦调整和朝廷的关系。

政治

藩镇也加快了三级行政区体制建立，使得地方有了较大的自主性。宋朝沿袭了唐朝地方行政体制，在高级政区上设置“路”，但因唐朝地方割据之诫而分散其权力行使。

藩镇的存在也影响了当时士子的入仕选择，文人担任节度使僚属是中晚唐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由于部分甚至大部方镇有着轻中央而重名利的行为，唐廷亦在与藩镇实力对抗中屡处下风，由此文人受此影响而产生正统动摇；加之唐廷打压藩镇势力的同时波及其下属，藩镇对文人的重视与重用使得文人“离朝廷而倾藩镇”心理加重，如此瓦解唐中央的统治基础以致灭亡。

另一方面藩镇的存在威胁中央统治，唐中央为了对付藩镇叛乱不得不加强神策军即禁军的建设。由于禁军为皇帝私兵，于是禁军常常为宫内宦官职掌，唐末宦乱亦由此产生。掌兵内宦不仅权势滔天，且往往染指外廷政事与官员变动，派出监军太监随军队出动，呈现一种内宦“官僚化”即内诸使司系统，与相对之外廷南衙百司的制衡局面。

经济

军镇赋税来源有从国家节制到自供自给的发展历史。节度设立之始，朝廷上征赋税藩镇可以自行调用，并量况对领地内加征赋税，甚至可自置商税；对于地方物产如盐铁稀货，朝廷亦有允许军镇支配以充军费。但这一切需要向唐廷提前奏明，在中央条令的允许下进行。

而开元年间尤其安史之后朝廷允许藩镇自定赋税，如此地方自供情况加深。这一时期军镇在各自领地内发展经济民生，开放与参与商业活动以壮大实力，唐中央入贡交流频繁。建元三年唐廷将只存在边地边州的“两税三分”推行各地，朝廷所收赋税就地纳为军用而形成一套供军制度，加快了唐廷制定两税法取代均田制，传统均田制度瓦解的步伐。

唐后期节度使相互攻伐不断，唐王朝赖以为生的江南漕运运行与安全也受之影响。几次战斗如相州之战、平淮西等都对江南漕运正常运行造成严重毁坏。而唐王朝应对此种情况，一方面是全力保障漕运线路安全无恙，而另一方面就是为漕运设立专门管理的官职，派遣朝中要臣兼领。而后来漕运在战乱中最终瘫痪，江南为起义军、藩镇占据，唐朝无以为续而亡。

评价

《旧唐书·薛嵩传》记自从安史乱后河朔便成割据之势，他们虽在表面上对朝廷恭顺有加，实则内心暗藏奸谋而行不轨之事。

赵匡胤将五代十国丧乱之根由归于唐朝中央的不作为和权力微弱。

北宋文人华镇将唐朝灭亡原因归结于“宦官擅制”和末期的“方镇割据”。

《新唐书》详列安史之乱后方镇割据的表现，且对此朝廷因为“顾力不能制”，只好行安抚退让的“姑息之政”。由是愈演愈烈，唐朝因此灭亡。

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于《资治通鉴》中提及藩镇之事亦“谓之姑息”。他认为官爵官禄、官员废置甚至生杀大权都由地方而中央无权过问，是乱世的预兆且过于为政昏庸了。

北宋末官员李纲认为藩镇在戍边御敌、平叛治乱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宋人张唐英在思考唐中后期藩镇性质时认为是藩镇的强大导致唐王朝的势薄甚至倾覆，两者间的权力变化关系着各自兴亡。

《宋史》载宋人尹源在其著作《唐说》中讲使唐王朝衰败是因为有如诸侯地位与权力的节度存在；唐王朝日久衰落而不亡，亦是因为这些节度在刻意维持它的存在。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谈及藩镇时评价道：“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之乱后，除拥护李姓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省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

张国刚言及藩镇割据建议应注重整体，认为唐中末期藩镇大都并不割据，只有少数几个藩镇割据；但即便是割据的几个藩镇也要“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接受与行使唐朝大多数制令；而且割据的藩镇也曾归顺于朝廷，是黄巢之乱的爆发才出现唐末遍及全国的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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