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

王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

1852年（咸丰二年），王闿运中秀才。咸丰七年（1857年），中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运入京会试，未入第，但考试中作《萍始生赋》，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声名鹊起。后任爱新觉罗·肃顺家庭教师，又入曾国藩幕府。不久，王闿运返回湖南省衡阳市石门县，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年（即1864—1876）的归隐期间内，创作了《湘军志》一书。光绪五年（1879年），入川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出川后先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后授徒于湘绮楼中。晚年清政府授命其翰林院检讨和翰林院侍讲衔，辛亥革命后他任清史馆馆长。民国三年（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聘请担任国史馆的馆长，从事国史编修工作，并兼任参议院的参政。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浪潮越来越强烈，王闿运辞职。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

王闿运在经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在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代，他被视为湖湘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民族情感的关注，对独立人格的崇尚，对民主意识的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等，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中得以弘扬。他的影响不仅在湖南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全国。此外，王闿运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精神，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长沙市宿儒熊少牧和湖南督学张金镛对王闿运都对其有极高评价，熊少牧认为王闿运才气甚高，连作为宿儒的自己都要避让三舍；张金在审阅王闿运的试卷时更认为，王闿运是奇才，他日必能以文雄天下。

人生经历

早年经历

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1月19日，王闿运出生于长沙府善化县学宫巷（今长沙市天心区化龙池一带），初名开运。其先祖于明代自自山西太原至赣州市，明中叶又迁居衡阳市，居数世后，徙居湘潭市城。王闿运三岁时，在母亲蔡氏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识字，并熟悉古代的歌谣和唐代的五言诗。王闿运六岁时丧父，体弱多病。七岁时，王闿运遵祖母之命进入私塾读书，接触《论语》和《孟子》等经典的启蒙读物。两年后，王闾[lǘ]运已能背诵五经并且能撰写文章。然而，由于家境的贫困，他十岁时不得不从私塾退学。转而，他在叔父王麟的指导下学习，专攻八股文和文章写作的技巧。

王闿运十二岁那年，由于祖母去世并为其安葬，王家不得不出售学宫巷的几处房产，并租住在别处，家境变得更加困难。同年，他的叔父王麟应聘成为宜章县的学官，王闿运随叔父开始游学生涯。然而，由于王麟历年应州县书记之聘，来往无常，1846年（清代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六年），年仅十五岁时决定留在家中照顾母亲，不再随叔父外出。

求学交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王闿运成为长沙市学者刘焕藻的学生，并在浣月山房攻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罗熙赞、刘采九等文学造诣深厚的人士，与他们广泛交流。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王闿运开始在营盘街的戴祠学习。同年，他参加童子试，因写下“月落梦无痕”一句，诗词爱好者邓辅纶和邓绎兄弟专程拜访他并与其建立友谊。次年，王闿运离开戴祠，从长沙北门搬到城南，并在城南书院旁听。咸丰元年（1851年），王闿运参与贡生李寿蓉等人组织“兰林词社”，举人龙汝霖、秀才邓绎、贡生邓辅纶也参与其中，他们五人被称为“湘中五子”。1852年（咸丰二年），王闿运在县试中名列第一，中秀才。同年，他应邓辅纶兄弟的邀请，前往江西南昌。在那里，他结识了年长他四十岁的长洲人孙月坡，从他那里接受词作启蒙。此时，太平军围困长沙市，清廷命湖南省在籍吏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王闿运多次向他献计，未被采纳。次年，王闿运又前往乐平，常与好友李仁元研论诗作。咸丰四年（1854年），李仁元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身亡，王闿运写下《梦伯元》一诗悼念他。

科举与教书生活

咸丰七年（1857年），王闿运参加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运入京会试，在考试中，作《萍始生赋》，其出色的文笔使他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声名鹊起，但并未入第。

考试结束后，王闿运深受京城的人文气息所吸引，决定暂时驻留于此。他在法源寺定居，并于十月离开京城前往济南市。期间，他结识了众多时贤，甚至得到权重一时的爱新觉罗·肃顺的赏识，受肃顺聘，在其家中任教。不久后，他辞去职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了“祺祥政变”，肃顺等八位大臣被斩首。王闿运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辩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曾入曾国藩幕府，但是由于意见不合，不久之后就离去了。他开始四处旅游，专门从事讲学活动。不久后，王闿运因游幕和仕宦失意，选择返回湖南省衡阳市石门县，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年（即1864—1876）的归隐期间内，创作了《湘军志》一书。同治十年（1871年），经过友人的劝说，王闿运再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参加考试，但同时也借机寻访知交。在京城期间，他游览圆明园、故宫等地，作《圆明园词》，令他在京城名声鹊起。此外，他还参加了潘祖荫和张之洞在龙树寺举办的聚会，扩大了他的交友范围。不久之后，王闿运作诗明志，决定永远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市，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不久后，王闿运离开成都回到湖南省，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和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闿运主办了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之后便辞去了这份工作，回到湘南的绮楼讲学教授后学。

晚年生活

王闿运虽然在四十岁以后远离科场，但晚年却得到清政府赏赐的翰林院检讨和翰林院侍讲衔。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蓂[cén chūn míng]奏荐耆[qí]儒，向清帝推荐王闿运，称他学识深，通晓经典和文学。清帝任命王闾运为翰林院检讨。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传达清廷的旨意，因王闿运在乡试中举、年事已高，特别增加授予他翰林院侍讲的职衔。民国三年（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聘请担任国史馆的馆长，从事国史编修工作，并兼任参议院的参政。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浪潮越来越强烈，王闿运最终选择了辞职。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

家族成员

人物成就

经学方面

王闿运以深入研究《公羊传》而闻名。在他的学术生涯初期，他专注于研究《礼》，深入探讨了三代的制度，并在20多岁时完成了《仪礼演》的13篇。随后，他转向对《公羊春秋》中的细节和深刻含义的探究，并弘扬了东汉时期学者何休的学说。王闿运对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方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i这些学者过于专注于经书的注释和解释，而忽视了学术辩论和文学价值。他遗憾地指出，由于过分重视经书的考证，这些学者的作品往往缺乏吸引力，以至于读者在阅读不到十行时就感到困倦。他强调，文学是智慧和礼仪的载体，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并且对人类语言具有重要价值。他警告说，如果忽视文学的修养，意义和艺术将会丧失。因此，在撰写经书注解时，王闿运摒弃了宋代儒学的过度解释和乾嘉学者对古注的过分依赖，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简洁的阐述。对于那些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古籍文字，他不强行解释。王闿运明确表示，他从事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其深远的内涵，以支持治理之道，寄托于国于民的忧患意识，保存古代的典籍，阐明古代的教导，并增强文学的力量。他致力于使读者在阅读经典时有所领悟和心灵的愉悦。

文学方面

王闿运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作品丰富多样，涵盖了诗歌和散文的各个领域。在诗歌方面，王阎运一生共创作了近千首诗，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对亲友的赠诗、寄诗、送别、悼念等，如《送陈景雍应举》。对自然景观和名胜的描绘与抒情，例如《晚登南天门宿上封寺》、《祝融峰》和《朱陵洞瀑》等。对战争和社会动乱的记录与描绘，如《马将军歌》中对湘军阵亡将士的悼念。记叙历史事件，如《铜官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详细记述了太平军在湘东南的起义及其后被湘军镇压的过程。而在词的创作上，王阎运的《湘绮楼词钞》收录了近六十首词，其内容与诗不同，或抒发内心感情，或感慨时间流逝，描述或日常生活，或是与朋友间的诗词唱和。在散文创作上，王阎运的作品可分为奏疏、书信、注释、序文、颂歌、哀歌、铭文、传记等类型。虽然其内容主要是对权贵的吹捧和对封建道德的赞美，但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特点。王闿运的散文用词典雅，行文简洁，人物描绘生动形象。此外，王闿运主张模拟汉魏六朝诗文，临摹名篇，力求变化和创新；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袒露自我的真性情，并艺术地控制和驾驭情感地表达；重视诗文的艺术形式，追求典雅的风格，反对枯淡。

从文学领域来看，湖湘派的诗人群体中，王闿运的影响力和对文化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在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代，他被视为湖湘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民族情感的关注，对独立人格的崇尚，对民主意识的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等，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中得以弘扬。他的影响不仅在湖南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全国。此外，王闿运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精神，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史学方面

王闿运他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包括《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其中，王闿运的成名之作是《湘军志》，其史学思想在作此书时得以成熟。王闿运耗时七年，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在光绪七年底编写完成了《湘军志》一书。该书在记录湘军的战功、歌颂将领曾国藩、罗泽南和彭玉麟等方面，也以客观的态度记述了太平天国军队攻击湘军的情形，还记录了湘军初期多次战败的情况。此外，王闿运也讲述了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天京后，部队烧杀掳掠、侵吞财物的违法行为。然而，该书一经印制，就引发了一些湘军将领的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这本书是“谤书”，指责王闿运记述了一些不应该公开的历史事件。这种舆论压力甚至导致王闿运不得不毁掉原版，以避免更大的争议和负面影响。王闿运的史学实践还表现在传记、碑铭、墓志、《王氏交友传》等一系列作品和著述中。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着当时政治和文化， 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 而是积极地、主动地运用历史研究为救亡服务， 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必胜心。在当代史的研究中， 王闿运贯彻着封建正统史学思想， 面对社会危机， 似乎难以割舍君臣之义以及名节观念。他的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 试图寻找一种官民互动的平衡点。

教育方面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杨锐、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王闿运的书院教育范围相当广泛，跨越了川湘两省。他最初被四川省总督丁宝桢邀请，前往四川成都尊经书院担任客主，后来返回湖南省，代郭嵩焘[guō sōng tāo]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并应彭玉麟之聘担任衡阳船山书院的教授。在湖南主教书院期间，王闾运也经常兼任浏阳、桂阳县等地书院的考官。从主掌书院的时间看，王闿运掌教书院时间比较长，其中尊经书院八年，思贤讲舍近两年，船山书院则长达二十开年。他的教学时间跨越了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从书院教育的影响看，王闿运将书院教育与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他对近代蜀、湘两省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光绪初年，蜀中学风虚浮，只注重科举之业，士林风气沉湎于讼案之中，与时事不符。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后，将通经致用作为主要的教育宗旨，教授经、史、词章等实用学问，并用礼义规范学生，使蜀中风气明显改变，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重视应用的务实学风，也引领了四川书院改制之先声。王闿运返湘后，担任衡阳船山书院教授，积极倡导船山之学，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学生。

主要作品

书籍作品

人物轶事

看错字

袁世凯为表现礼贤下士，对王闿运施以高规格接待，不仅陪王闿运游览中南海、北海，还集合京城达官贵人，为王闿运设宴接风，宴会后用汽车送王闿运回去休息。袁世凯的秘书说：“这是新华门。”王闿运当即点头说：我年纪大，老眼昏花，把这几个字错认成是“新莽门”了。其弦外之音，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可能和篡汉后建立新朝的王莽一样短命。

侍妪周妈

王闿运丧偶后，并未选择再婚或纳妾。然而，在年逾古稀之际，他仍坚持每晚由女性陪伴入睡，以助其安眠。由于对外界的女性并无兴趣，这一任务便由他的老仆人承担。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名叫周妈的仆人。在周妈出现之前，王闿运曾有其他仆人，但自周妈的到来，她便在王闿运的府邸里担任了主要角色。王闿运对周妈极为依赖，不仅在睡眠和饮食上，而且周妈还负责打理他的头发，梳理并用红色头绳系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并邀请王闿运担任国史馆馆长。在前往北京的过程中，王闿运与周妈一同出行。他们在武汉停留时，湖北督军王占元设宴款待，周妈也被邀请参加，令其他出席的官员感到尴尬。在北京，袁世凯举行的宴会上，周妈也被安排坐在王闿运旁边，并且王闿运对她倍加照顾。

然而，周妈开始在国史馆的人员安排上插手，推荐自己的亲戚。她利用与王闿运的亲近关系，成为很多人通过她与王闿运接洽的渠道。开始的时候，据说周妈只把持馆里的杂役，扫地打更等职责。 后来，只要是进馆某职位的都要经过周妈门路，包括招募馆员。一次，王闿运事先预定了进馆人员，但是周妈另有人选，结果周妈的人顶替了王闿运安排的人员进馆工作。尽管如此，王闿运也依然对周妈及其亲近，家里家外和周妈如影随形。

与此同时，帝制运动开始兴起，王闿运害怕袁世凯帝制失败自己成为短命朝廷臣子，但是又害怕帝制成功，到时新皇不能容纳自己，于是就要像个天衣无缝的办法辞去参政、国史馆长的职位。而当时袁世凯正筹议帝制，想先以官眷越礼开刀来整饬纲纪。于是王闿运就借助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周妈贪婪无度，一边又表示自己年老体衰须臾离不开周妈，自己只能辞职谢罪，于是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辞去国史馆馆长职务，并迅速离开北京。周妈因此失去了在京城的影响力和权势，跟随王闿运返回家乡。

人物评价

清代长沙市宿儒熊少牧称赞王闿运的才华：“吾生平未见此才，不独吾当让出一头地，即古来作者，恐亦当退避三舍矣！”

清咸丰七年(1857)湖南省督学张金镛审阅王闿运的试卷时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

《湘绮府君年谱》中记载王闿运外貌：“广额修眉，方颐后耳，有异常儿。”

《清史稿》：“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

王闿运自评：“余少小钝弱，既冠涉学。”

王闿运的学生杨钧：“王湘绮先生谓曾重伯为神童……重伯少而多知，湘绮为计时日，读辈书若干，无论如何神速，亦不能到，故曰神童。”

王继平教授认为 “以文为本 ,是王闿运学术思想的宗旨 。”

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中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震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认为王闿运与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楚辞学家，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与戴震所撰之《屈原赋注》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楚辞》研究著作，由此可见，王闿运及其所撰《楚辞释》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楚辞历史学上的地位。 

参考资料

四川人物｜蒋蓝：帝王学的力推者王闿运（上）.百家号.2023-12-26

独家整合丨古诗词大热之后，骈文也飚上新热度.新湖南.2024-05-10

王闿运看错字.人民政协网.2023-04-12

王闿运《楚辞释》前言-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202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