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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莫高窟

莫高窟（Mogao Caves）是中国敦煌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也是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丝路明珠”“东方艺术明珠”，别名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莫高窟以其彩塑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莫高窟开凿兴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献资料记载稍有出入。目前多数学者所同意的观点是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和尚在莫高窟创凿洞窟。其营建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朝、西夏等朝代，至元朝代（1271年～1368年）基本结束，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是东西方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窟群全长1600余米，上下共5层，最高处达50米，现存洞窟共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其建筑主要是四大石窟，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如栈道、窟檐、楼阁等。莫高窟主要景点有九层楼、三层楼、藏经洞等。

莫高窟包含的内容涉及4—11世纪敦煌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跨越7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石室宝藏”。莫高窟艺术代表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莫高窟于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名称来源

莫高窟之名，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由于年代久远，该题记已泯灭不清，但标题“莫高窟记”四字却十分清晰。而在隋代，莫高窟又被称为“”，安置僧侣从事莫高窟的营造、管理以及其它佛事活动。

莫高窟大致有三层含义：一为字面解释，即沙漠高处的，古人常将“莫”与“漠”通用，另外莫高窟又称莫高山，地势比敦煌市绿洲高出一百五十多米。二是少数民族（突厥、回鹘）语言的音译，意为“圣窟”。三指至高无上的佛教活动场所，佛教典籍中常用“莫高”形容佛教事业及大德。

历史沿革

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敦煌市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凉州、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到来促进了敦煌开发，受到高僧的感召和统治者支持，在当地大族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关于莫高窟的始建年代，据第156窟前室北壁上的晚唐墨书《莫高窟记》记载，莫高窟始建于西晋末年；又据《沙州地志》P.2691所书，洞窟始建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再据敦煌研究院藏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修莫高窟佛碑》记载，莫高窟最初开凿于“五胡乱华”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僧人乐行至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目前三说并存，但通常多依前秦建元二年说；后来一位从东部地区而来的禅师法良来到莫高窟后又在乐僔的洞窟旁边开凿了第二个洞窟。

南北朝时期

北魏王朝对敦煌市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文化后经平城到洛阳市发展为更高水平的佛教文化。北魏末年中原动乱，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任瓜州县刺史，使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作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又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型四大石窟。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于义、李贤带领下，莫高窟掀起了开窟造像的高潮。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莫高窟石窟开凿影响不大。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初步认为第267至271窟及272、275窟是现存最早的石窟群，建造时间可能在北魏以前，其它代表北魏时期的洞窟建造于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公元538~539年）。

隋唐时期

隋朝南北统一，中国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因统治阶级十分推崇佛教，敦煌市各阶层民众短短三十年里在莫高窟开凿了大约80个洞窟，形成了兴建四大石窟的新高潮。唐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丝绸之路重新活跃，来往僧侣商队络绎不绝，莫高窟得到上升式发展。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图样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相开凿”家窟“，粟特商人也带来了异域情调，至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有窟龛一千多所，十分雄伟。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北兵力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这一时期敦煌市佛教空前发展，并且避过了“会昌法难”，莫高窟依然维持着昔日荣光。吐蕃崇佛政策影响了后来的沙州归义军，莫高窟在归义军张姓时期迎来了新的造窟高峰，并被称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五代、宋元时期

晚唐李炎、五代柴荣的两次灭佛，使佛教遭到沉重打击，佛教各宗派已日趋衰落。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敦煌市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敦煌佛教艺术也呈衰退趋势。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沙州归义军政权，维护了境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为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五代、西夏和宋元时期，莫高窟仍有开窟造像活动，但规模和艺术品质远不及隋唐。五代十国261窟和宋代55窟尚保存有较完好的整铺塑像，从中可见莫高窟宋元时期彩塑，其窟内组合仍旧沿袭隋唐，造型和衣饰也仍有唐代流风余韵，但风格日趋精谨，气质活力以及个性特征逐渐减退。

明清至民国时期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代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莫高窟第96窟的窟檐经过了历代重修，唐代建为四层重檐，五代重修为五层，到了清朝末年（1898年），莫高窟第96窟再次重修，改为七层。民国时期，1928-1935年间再次重修，改为九层，俗称九层楼。

清朝末年，道士王圆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被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将这批文物悉数运至兰州市保存，但都得不到清政府关注，敦煌市离兰州千里之遥，运费颇巨，上级未批准，叶昌炽也就作罢。1906年叶昌炽卸任回乡，自此与敦煌失之交臂。王圆箓私下将文物倒卖、献予官绅，自此秘宝闻名于世。这之后，敦煌瑰宝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家，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1907年，第一个进入敦煌藏经洞的西方人马尔克·斯坦因，把29箱、数千件古代文献、绘画刺绣等珍贵文物带到了英国；1908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等，其后，编作了《敦煌石窟图录》；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

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运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其实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获得数百写卷和一些残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又获得300多个卷子和一万余号残片及绢画等，而且他们还测绘了莫高窟的许多洞窟，拍摄照片，但这些考古记录并没有发表。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根据伯希和的图录进行图像学研究，在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8年，画家李丁陇到敦煌临摹壁画，他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人。1941年，画家张大千到敦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临摹。张大千为洞窟编了号，共编309号，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

1942年画家谢稚柳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5月，由当时教育部成立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陆续到达敦煌市，进行学术考察，临摹壁画，成果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并以各地考察收集的资料、照片、临摹品举办展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等学者，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夏和阎文儒等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还考察了敦煌周边的汉长城，并发掘了敦煌地区的古墓葬。这些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应于右任先生及其他有识之士呼吁，国民政府于1944年成立了国家级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并请来了以著名油画家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所长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对石窟进行了基本的维修和保护。同时，展开了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壁画临摹，对外展览，以宣传敦煌艺术。史岩编成《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李浴完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安西万佛峡石窟志》等。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公开出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对敦煌石窟有计划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逐步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高窟残破不堪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莫高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先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周恩来总理在国家经济拮据之时依然心系对莫高窟的保护，他批示加固莫高窟危崖，有效遏制了崖体和洞窟塌，保护了珍贵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彭德怀、叶剑英、胡耀邦同志先后到莫高窟视察，在赞美精妙的艺术及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同时勉励这些坚守大漠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1961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地对洞窟的内容、时代作了全面的调查，对供养人题记进行校录。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敦煌市石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周一良、金维诺等学者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王逊等学者则从美术史视野来看敦煌艺术的特点。此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等论文涉及敦煌石窟构造、塑像及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对莫高窟的调查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十分关切莫高窟的保护工作。1981年8月7日，邓小平同志莅临敦煌市，在了解到职工们长达40年一直居住在没有水电的寺庙土坯房后，指示中央财政拨款，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宿舍并解决了职工无处就医和子女上学的问题。

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研究队伍，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江泽民、胡锦涛都先后来到过敦煌视察文物保护工作，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不能把敦煌变成第二个楼兰”“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甘肃省政府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制订实施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把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推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形成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规范。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市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的重要指示。

2023年11月9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与腾讯控股联合打造的“数字藏经洞（国际版）”正式对外发布，产品将推出英语、法语版本，前期重点面向欧洲地区推出。“数字藏经洞”创新运用游戏科技等前沿技术，以4K影视级画质，在数字世界再现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地理环境

周边环境

莫高窟所处的敦煌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酒泉市代管的县级市，是甘肃、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省交界处。南部为三危山、鸣沙山，北为戈壁，中部则是党河下游冲积而成的一块平原。古时敦煌西部的广袤地区总称西域，而敦煌是进入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使团商队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敦煌市莫高窟成为几大文明的交汇点，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文化的交融带动了经济的交往，使得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繁荣之路，而敦煌正好处于这条道路的东部咽喉。

气候条件

敦煌莫高窟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敦煌具有气候干燥、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日照时间长等气候条件。因莫高窟文物材质特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敦煌研究院经过长期持续关注、监测、研究莫高窟所在区域的气候变化。截至2023年，30多年的监测数据表明，莫高窟所在区域年均降水量约40毫米，以小雨和中雨为主，气候整体呈暖干化趋势，对石窟保护较为有利。可以说，敦煌的气候条件与敦煌文物保护有着重要关系。

但敦煌仍会受到干燥的气候和风沙的影响，所以莫高窟的文物保护需要针对性的解决办法。2020年，敦煌研究院正式建成并顺利运营中国文物保护领域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项目，构建了可模拟温度、湿度、日照、降雨、降雪等各种环境条件的实验室。针对莫高窟的沙害治理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开始了，经历了被动清沙、建立全自动气象站观测、建立综合防护体系多个时期，治沙站就设在莫高窟窟顶的西北面，距离九层楼1300米，位于鸣沙山的最东端。

地质地貌

莫高窟密布在南北长约2公里的崖面上，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坐西朝东，面向三危山高约40米至50米，岩质为酒泉系砾石岩层，由积沙与卵石沉淀粘结而成，沙层疏松，不适于雕刻，故石窟中以泥塑彩绘为主。

方位布局

莫高窟景区分布有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体洞窟、藏经洞陈列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文物保护陈列中心和美术馆等。

莫高窟洞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5层，最高处达50米；建筑主要形制包括中心塔柱式、禅定式、覆斗式、背屏式、大佛窟、涅窟等。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敦煌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建筑分南北两区，南区是开窟的施主及其眷属供佛和礼佛的殿堂，有洞窟492个，窟内显著位置安置彩塑，其余四壁、佛龛、窟顶和甬道均绘制壁画；北区是僧侣修行、生活和埋的场所，共清理出洞窟243个，窟内无壁画和彩塑，有土炕或土灶、烟道遗迹及重要文物；窟前有舍利塔群和寺庙。

石窟特点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石窟，根据当地实际朝代的更替又具体分为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期。敦煌文化是在两汉以来的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发展起来的，早期洞窟数量少，形制不一，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石窟艺术受早期犍陀罗、西域艺术风格影响比较明显。

西魏以后，洞窟、塑像、壁画的设计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石窟艺术逐渐增加了中原艺术风格。隋朝石窟数量超过了前代的总和，大胆吸收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艺术，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初唐时期是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极盛时期，新建洞窟数量大，且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大佛窟和涅槃窟，彩塑写实化技法成熟，人物造型丰富传神，壁画以经变画为主体，其他题材成为配角，绘画艺术达到了中国绘画发展史的高峰。

晚唐时期，敦煌石窟承袭初唐的题材与风格，彩塑制作精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盛唐风范，壁面之上绘制多铺经变画，下方绘制屏风画，壁画色彩清淡、明快，山水画中的水墨画开始流行；五代十国以后是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曹氏政权设立了专门机构画院对莫高窟进行修建，保持了一定水准，创造了一些新的成果。

西夏时期，源自中原的新画风促进了敦煌艺术进一步发展；到了元朝，所出洞窟较少，但也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重要景点

三层楼

第16窟外的三层楼最早形成与晚唐归义军时期，由晚唐高僧洪辩主持营建，因洪辩法式俗姓吴所以被称为“吴和尚窟”，根据洞窟甬道南壁碑文所记，为道士王圆箓于1906年主持修建。此窟的主室设有马蹄形佛坛，其后有通顶背屏，坛上的塑像为清代重塑而成。窟顶为北宋浮塑贴金的四龙团凤藻井，四壁所绘壁画表层为北宋（或西夏）绿底千佛，底层可见晚唐壁画，色彩鲜亮如新，线条清晰。

九层楼

莫高窟第96号窟（大佛殿）俗称“九层楼”，位于石窟群南侧的崖壁上，总高43米，建于1927-1935年，窟檐九层飞檐，檐下是土红色柱子和栏杆，下七层依山而建，顶上两层为星状顶盖，九层楼为保护35.5米高的大佛而建造，是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的窟檐至少修建了七次，张淮深于李儇干符元年至中和五年（874~885年）增建为五层，赵匡胤干德四年（966年）进行了第三次修建。清代曾改建为四层，第五次修建是民国17年至24年（1928~1935年）将五层改为九层，为该楼自落成以来最大的一次修建工程，其余几次修建均未见到记载。

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建于晚唐大中、咸通年间（851-862年），位于16窟甬道北壁，初建时是晚唐高僧河西释门都僧统洪辩的影窟（毛主席纪念堂）。洞窟的平面近似于方形，为覆斗形窟顶。洞窟从地面至窟顶高3米，面积较小。靠近北壁地面上有一长方形禅床，洪辩高僧像端坐其上，是敦煌彩塑代表作之一。

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时代更迭或战乱等原因，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文物五万多件被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门，且表层饰以壁画。藏经洞随即在大漠中封存了九百多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簶在清理莫高窟积沙墓时，偶然发现这个洞窟。这个小室里藏有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古代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艺术品约五万余件。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在此洞窟中还有古汉书、龟兹文、粟特文、梵语、东突厥汗国文，西州回鹘文，八思巴文，契丹族字，建州女真字，金玉国文，古藏文等中亚和少数民族文字。1905年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纷至沓来，他们陆续用低廉的价格从道士王圆簶手中购得文书、经卷和其他文物近四万件，因此敦煌藏经洞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流失。

关于洪辩的影窟为什么变成了藏经洞，它是何时因何封闭的，由于没有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及原因，就成了一桩历史公案。为了解开这个谜，不同学者根据各种旁证材料，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主要包括避难说、废弃说、排蕃思想说、佛教供养法物说、末法思想说和经像瘗埋说。

藏经洞陈列馆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三清宫内，馆内陈列着跟藏经洞有关的文物，包括流失到别国的敦煌遗书和绘画的复制品，以及藏经洞的发现和被劫掠的历史回顾，并且有敦煌学的发展现状介绍。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位于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对面，该馆曾是敦煌研究院职工办公和生活的地方，2004年，为了纪念常书鸿诞辰100周年和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院史陈列馆以实物、历史照片、专家手稿、出版物、绘画复制品等展现了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无私奉献、艰辛创业的历程，以及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所取得的成果。

艺术文化

敦煌艺术是古代劳动人民在中国优秀民族传统艺术基础上，吸收了外来艺术的有益成分，经千余年不断努力所创造出的具有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卓越艺术。敦煌石窟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富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以及历史科学价值。

壁画艺术

东晋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艺术具有粗犷放达、遒劲有力、塑造人物为主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壁画以佛、菩萨、千佛、佛传故事为主，绘画手法采用渲染上色后再用“铁丝描”勾勒，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人物线描遒劲有力，颇有“曲铁盘丝”之感。

到了隋朝艺术风格更具有民族特色，圆润细腻的笔触代替了遒劲有力的风格，色彩上除了丹青还增加了赤金点染，藻井与边饰纹样呈现出类似汉代铜镜的纹样描画，壁画延续了北魏西魏的本生故事和佛像故事画，但由于隋代窟形的改变，这些壁画都以横条连环画作于人字坡与覆斗型藻井上。这个时期的莫高窟壁画还出现了不少来自伊朗的联珠狩猎纹样，体现出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融。

例如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描绘的是刘彻大败匈奴获得两个金朝，但不知其名号，于是派张骞出使明夏一探究竟，画面上的金人是立佛模样，在唐朝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历史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居佛先、佛道之争不息的时代。佛教信众借张骞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两百多年，以此与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抗衡。这幅图是莫高窟第323窟的八幅佛教史迹画之一。

从初唐到开元、天宝之后，莫高窟壁画接受了中原画家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等的绘画经验，产生了规模宏大、具有现实主义的经变画和佛传、佛本生故事画，将晦涩枯燥的佛经理论变成生动的画像，大大提高了宣扬佛教的效果，唐代绘画将人物动作神态、面部表情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用色绚烂华贵，杂以金色和沥粉堆金，线条遒劲流畅。同时也更严格地要求表现技术与之相适应，比如线描。

五代十国以后，莫高窟壁画创造出了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壁画的艺术风格，规模较大内容丰富，但色彩上少见朱红、石绿、蓝铜矿等鲜艳色彩，可能是当时这里与中原隔绝，颜料来源断绝的缘故。

元代延续了宋代旧制，但这一时期壁画在敷彩和构图上十分有特点。沥粉堆金手法运用较多，构图简化，色彩上使用土红色勾线，底色采用了大面积绿色，使画面呈现冷色调效果。

雕塑艺术

从敦煌各个时期的洞窟中的佛像，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雕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早期是莫高窟雕塑的发展期，是指隋唐以前的时期，特别是北魏、西魏、北周。早期雕塑主要是塑造佛教崇拜的主要偶像，北朝时期彩塑以释迦佛、弥勒菩萨、菩萨、天王及彩塑飞天伎乐为主，塑像用泥塑成，风格上还保留了云冈石刻的古拙朴素。这一时期艺术风格受到外来艺术影响，西魏时代塑像面貌清秀、眉目舒朗、眼小薄唇、身体扁平、脖颈细长。早期莫高窟佛祖和菩萨塑像多为男性或不男不女，一直到盛唐，菩萨变为柔美女性。

中期是敦煌市雕塑艺术鼎盛时期，即隋唐。中期莫高窟雕塑特征是大、精、多。“大”指雕塑体积大，唐代最著名的有两座大佛像，一座是第96窟的北大像，雕像高大威严，容纳大佛的空间上大下小，人在地面仰视会引起透视错觉，愈感佛的高大自身渺小。第二座是位于第130窟的南大像，塑像高约27米，是敦煌石窟中的第二大佛。“精”指雕塑精美，隋朝造像身首尺寸比例调和匀称，面部丰硕圆润，造像主题除主尊外，一佛二胁侍或一佛四胁侍较多。彩塑采用赤金装贴，相较前朝更加富丽细致。唐代菩萨一般有坐像，梳高髻、面庞周正、弯眉细目、神情谦和亲切，上身全裸，璎珞臂钏多采用如意云头纹，单膝盘坐，坐姿随意轻松。“多”指洞窟内雕像数量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57窟，中间是释迦牟尼，神情威严庄重，两侧为大弟子摩诃迦叶、小弟子阿难陀，菩萨比例匀称有女性柔美之感。盛唐时期雕塑造像逐步向丰腴发展，与当时的审美习惯基本是一致的。

晚期是敦煌市雕塑艺术衰落时期，包括王氏、宋、元、西夏。主要表现在失去了宏大气魄，塑像变得世俗化，神性逐步消失。

第4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下层，虽无明确的造窟功德记和文献记载，但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看，其营建时间应在盛唐时期。此窟平面方形，覆斗藻井顶，团花井心，四披画千佛。窟正壁（西壁）开一平顶敝口龛，龛内塑佛、弟子、菩萨、天王七身像。正壁敞口龛内的塑像是此窟的重点，是唐朝雕塑艺术的杰作。这铺塑像原系九身，龛外两侧力士像己毁，现存七身。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纵向对称的布置在深敝口龛内。以佛像为中心，按身份等级侍列成对弟子、菩萨、天王，由于身份的不同，人物的表情和气质也截然有别。造成有静有动、文武并俱的活跃气氛。人物的表情变化及内心状态与整窟内容、形式，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统一在完整的主题之内，使群体雕塑既从属于建筑空间，又能独立欣赏。

莫高窟第96窟唐代称北大像，又称“大佛殿”，建于初唐，窟内无壁画，依岩壁塑造了“莫高窟第一大佛”，佛像高约35.5米，在室内泥塑造像中，高度居全国之首，也是世界第三大佛。洞窟及塑像最早由禅师灵隐及居士阴祖造于公元695年，五代十国后因地震震毁，同窟壁画也一并损毁，由于石胎尚存，因此后代重修的塑像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态仍保持原状。洞窟高40米，窟外有九层木构建筑即“九层楼”。

建筑艺术

莫高窟四大石窟形制主要包括中心塔柱式、禅定式、覆斗式、背屛式、大佛窟和涅槃窟等。中心塔柱式平面呈矩形，前部是传统仿木结构人字坡顶，后部中心有贯通窟形的类塔型中心柱。禅定式主室呈矩形和方形，顶部为覆斗藻井，主室两侧有僧侣打坐修行的禅室。背屛式是中西结合式，在室中心佛坛后有大型通顶背屛，其佛坛源于中国传统庙宇佛坛，背屛则由中心塔演变而来。大佛窟主要是根据所容纳的巨大佛像开凿的。涅槃窟又称卧佛殿，座平面呈长方形，窟中有一长方形高台，台上塑卧佛。莫高窟窟檐建筑类似于古代宫殿庙宇的殿堂楼阁，为洞窟的前室，是外部空间和佛窟主室之间的过渡。莫高窟依崖壁开凿，通常洞窟都有窟檐建筑，悬空楼阁层层叠叠，虹桥、栈道、勾栏相连。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洞窟虽继承了一定西域艺术形式，但具有明显汉文化影响特征，这一时期洞窟建筑显示出建筑师对佛教建筑的初识，体现为对建筑元素的模仿和探索性堆积，也受到经验不足的限制。北朝时期是敦煌四大石窟建筑的发展期，建筑尺度满足佛事活动的同时，将不同建筑元素和佛教元素有机融合，堪称“中西融合”的早期石窟建筑艺术，并且这一时期尝试性的开凿了前人字坡后平顶无中心塔柱的窟形，这是对石窟空间的探索也是石窟艺术的大跨度。

隋朝是石窟建筑的重要发展期，建筑形制由最初对“形”的模仿逐步转向对“意”的表达，并体现出一定审美价值，石窟营造经验不断累积完善。

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开放，石窟建筑营造迎来高潮，以宽敞、简明的空间营造神圣庄严的宗教氛围，是石窟建筑意识中原化的突破。

五代十国宋代覆斗形顶窟逐渐转变为线条更柔和、空间更拓展，形态更接近东方建筑中屋顶的举折曲线，显得更柔美。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敦煌市先后被党项族族和蒙古族占领。西夏皇帝都是佛教的崇信者通蕃文、文言文，他们6次到大宋求《清敕修大藏经》并设译经场、朝廷设弘扬佛事的机构。他们还从吐蕃请来噶玛噶举派密教，形成了西夏显密结合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西宁王速来蛮驻镇敦煌市，瓜州，至正八年（1348年），他率领王妃、王子等家眷诵经奉佛，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过了5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新建及改绘，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的思想和艺术。

元朝是敦煌市石窟艺术繁荣的最后阶段，元代以后敦煌再未开窟。到了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嘉峪关闭关，敦煌变为边塞游牧之地，敦煌的百姓东迁到了关内，莫高窟遂被彻底遗弃。之后的500年间，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这个曾经的佛教艺术殿堂日渐沦为破败不堪、满目疮、病害频生的废墟。

开凿一个洞窟，首先要将崖面修整平坦，然后凿出窟厂（前室），接着凿出窟门和甬道，最后开凿主室。莫高窟的大多数洞窟都是用这种方式开凿的，较大的窟内还设有禅室（耳窟），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窟中窟；此外，另一些较大的洞窟还会在外部架设木质的窟檐，窟檐可起到一定的防雨作用；洞窟与窟檐建造完成后，就需要进行以人物为核心的壁画与塑像的绘制和制作。

碑刻铭文

翟直碑

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发掘莫高窟第98窟窟前遗址时发现一块残碑。该碑现藏敦煌研究院，馆藏号为Z.1112、Z.1113。该碑是敦煌浔阳翟氏家族兴建莫高窟第 220 窟的功德碑。碑阳的功德记大体分二部分。第一部分序列了立碑者翟直一族的世系关系，第二部分记述了兴建第220窟的主要功德主的情况。

张淮深碑

张淮深碑，全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该碑对沙州归义军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颇受研究者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始即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由S6161、S3329、S6973、S11564、P2762号五个卷号六片拼合而成。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S3329号称作“张姓修功德记”，S6161号称作“残表状”，S6973号称作“张议潮别传”，P2762号称作“张淮深修功德记” 。

学术研究

以段文杰、史苇湘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石窟美术发展历史、敦煌艺术的美学特征、敦煌壁画彩塑的艺术特点以及敦煌艺术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后来分别集成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著作。萧默、孙儒对敦煌石窟建筑及壁画中建筑画进行研究，分别出版了《敦煌建筑研究》《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等著作。关友惠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及回鹘时期艺术的研究，万庚育、李其琼对敦煌壁画绘制技法的研究，王伯敏、赵声良对壁画山水画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赵声良等学者完成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是对敦煌早期石窟发展史的全面阐述，而且注重对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敦煌早期石窟艺术风格的源流和发展。

《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正式创刊，2002年开始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发行，是中国敦煌学领域正式创刊的第一本学术期刊。截至到2023年，历经四十年的发展，《敦煌研究》共刊出正刊200期，特刊11期，发表论文4100余篇，历年来入选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已被10余家中国及国际数据库收录。曾荣获首届中国期刊奖，中国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第一、二、三届中国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全国百强报刊（2015、2017），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3、2015、2021），2016中国最美期刊，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方正电子”杯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封面设计优秀作品奖和版式设计优秀作品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双高期刊等近20项奖项。

《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

《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办的中文学术期刊（季刊），于2022年创刊。本刊重点围绕中国及国际石窟寺、土遗址、科技考古等方向的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刊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旨在倡导理论结合实践，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学术交流。《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主要设有石窟寺保护、壁画保护、土遗址保护、科技考古、文物数字化、保护材料与工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保护与修复案例、遗址考古等栏目。

影视文化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是由敦煌市研究院、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联合出品，甘肃大敦煌影视有限公司、北京东方之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一共分为2集，分别是《丝路双骄》和《余响千年》，该片已于2019年11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并在兰州市百安概念影城“爱上纪录片”展映中与观众见面。

该片首次用纪录片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和艺术成就，让莫高窟与吴哥窟这两大亚洲文明遗产，共赴一场横跨万里的千年之约，展开一场超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生动诠释“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敦煌·数字秘境》是央视频“文物全量数据化工程”的第二季，又名《数字秘境之敦煌莫高窟》，于2021年6月15日播出，是一部共分为5集的纪录片，内容聚焦于敦煌莫高窟内的经典壁画，利用数字绘景技术和场景重建技术，将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数字化重绘与创作，让壁画“活”起来，生动地讲述跨越千年的敦煌故事。

价值与影响

敦煌市莫高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原地区五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堪称“沙漠的艺术之宫”，现存彩塑2000余尊，壁画45000平方米，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馆和画廊，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宏扬华族文化，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历史价值

敦煌莫高窟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还能使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鲜卑、吐蕃、吐谷浑、回鹘、党项族、羌、蒙古等地方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文化艺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如农牧业方面有耕作、捕鱼、家畜饲养、狩猎等；手工业方面有锻铁、酿酒、制陶、纺织、画匠、塑匠、石匠等；商业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木行等，反映了古代敦煌市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面貌。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马技、相扑、举重、奕棋、武术等。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也是从事丝绸贸易与中转之地。壁画中描绘了中原与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的情景。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外交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古代汉族和西域民族的民情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在壁画中无所不见。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的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史上两汉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式与发展时期，同时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艺术传统风俗，又不断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以及中国化的渐变过程，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交流往来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莫高窟的彩塑主要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泥等几种形式。最大的是96窟的佛像，高33米，除了几个巨大的雕塑是石胎泥塑，剩下的多为木骨泥塑。彩塑一般都是佛、菩萨、弥勒佛的造像，也有力士的造像。这些造像栩栩如生，或面庞圆润，眼睑低垂，嘴微微张开；或昂头张嘴，肌肉紧张，青筋暴露。彩塑所用的色彩多变，明暗不一，有的朴素，有的华丽，显示了各时代的不同艺术风格。

敦煌莫高窟保存有古代丰富的音乐图像内容，莫高窟是中国石窟中现存壁画面积最多、壁画内容反映年代最广的石窟。例如莫高窟是雷公击鼓图集中出现最多的石窟，莫高窟壁画中的雷公击鼓图是古代雷公击鼓艺术形象的代表，其直观、丰富的形象史料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绘画造型思想以及乐器形制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技价值

敦煌四大石窟壁画有许多耕获图，展现了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壁画中还描绘了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如直辕犁、曲辕犁、木权、木锨、铁锨、、秤、斗等。在壁画上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如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等，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贸易。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农作图70余幅。这些农作图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地区各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场景，同时也包含了大量和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关的信息。例如备受学界关注的莫高窟第445窟（盛唐）中的曲辕犁。

敦煌文书中也有使用秤的记载，秤作为衡量物品重量的器具，商品交易中使用的衡器工具之一，主要用来称无法用斗、升等度量的物品及比较贵重的金银珍宝及药材。不少敦煌遗书中都可以发现关于百姓向寺院借面用秤的记录。

在莫高窟第302窟有这样一幅画面，井旁边有一高木杈，上架横杆，杆的尾部悬挂一石块，有两人正用桔提水。桔槔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它的结构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杠杆。在其横长杆的中间由竖木支撑或悬吊起来，横杆的一端用一根直杆与汲器相连，另一端绑上或悬上一块重石头。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医学著作和与此有关的药方、药物等医药学文献，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一千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成果遗存，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等方面，这表明在千百年前，中国人民就认识到了食疗养生的重要性。现存于中国及国际上的敦煌医学文献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撰于隋唐时期。这些文献中包含许多失传的医药古籍，还有部分流传至今的古籍的最早版本。这些文献展现了早期医学文献的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探求宋以后木刻本文献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保护与开发

建立保护机构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2017年，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院六地”的管理和运行格局。敦煌研究院设党委、院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设保护研究部、人文研究部、艺术研究部、文化弘扬部四大部统筹协调和管理14个业务部门。设置12个行政服务部门、5个直属单位、6个文化企业。也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

壁画修复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签订了合作保护莫高窟文物的1989年至1994年的5年协议，随后又签订了在综合治沙、环境监测、病害研究、莫高窟环境地质测查、岩体裂隙灌浆和壁画计算机存储等方面要进行的第二个5年合作项目。

美国盖蒂研究所的专家们从壁画现状调查入手，通过监测洞窟内的温湿度、崖体中的水汽，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同时，X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离子色谱等多种分析技术陆续参与，壁画颜料、颜料中的胶结材料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经过大量监测和反复试验，敦煌研究院与盖蒂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致决定通过“灌浆”的方法来进行起甲壁画的修复。他们研制出的灌浆材料主要成分为澄板土、浮石、玻璃微珠、鸡蛋清，按照一定的质量比调配。莫高窟85窟的现场修复工作从1997年5月开始至2005年9月结束，历时八年半，共修复各类病害壁画354.42平方米，85窟的经验也被广泛运用在莫高窟其他的壁画修复保护上。

完善法律保护

2002年12月7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了《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条例》，这是第一部为保护莫高窟文化遗产安全而设立的专项条例，从法律上明确了莫高窟的保护对象，为后续保护管理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提供了行动指南。2011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这是敦煌研究院与各国专家共同制定的保护条例与工作规划，明确了莫高窟之后20年在保护、研究、利用、管理方面的计划目标和具体内容。《管理条例》和《总体规划》的实施为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中国其他文化遗产保护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栈道改造工程、风沙防护工程、安防工程和保护研究设施等六个子项目。该工程历时4年建设，于2013年1月通过由甘肃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于2017年4月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设立的最大奖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现代数字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首次提出了“数字敦煌”构想，宏观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完整记录、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影像资料，最终建成完整的数据库。研究院授权将彩塑拍成800多个角度的照片再合成处理、3D打印；将壁画通过安装在特殊轨道上的高清相机拍摄上千张照片，再拼接成完整的数字图片，敦煌研究院已形成数字化摄影采集、洞窟三维重建、洞窟全景漫游等海量数字化资源。

2012年10月，敦煌市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以时任所长的马德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组建研究团队，通过竞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12\u0026ZD141），意在为全球学界提供完整的敦煌遗书数据，并实现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

2014年8月1日，莫高窟数字陈列展示中心对外开放后，又增加了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的《千年莫高》和《梦幻佛窟》数字电影。

2022年，敦煌研究院将“敦煌遗书数据库”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集中敦煌文献研究所专家学者继续升级完善。已经建成的“敦煌遗书数据库”主要内容分为遗书基本信息、遗书数字图像、遗书全文录文，和遗书研究文献信息四大部分，广大专业工作者和敦煌学爱好者们随时都可以轻松、方便、快速的从中找到需要的相关信息；其中汉、藏文遗书的录文检索和复制使用是同类数据库所不具备的。此数据库中收入了目前最全的敦煌遗书资料，不仅方便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为敦煌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敦煌文化的平台。

2023年9月20日，“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正式启幕。作为数字敦煌资源库首个深度文化知识互动项目，“寻境敦煌”围绕莫高窟第285窟，为游客带来敦煌壁相关的画线上知识讲解互动以及线下VR深度体验。游客佩戴VR设备便能与伏羲、女娲等壁画形象“云端共舞”。

旅游开发

莫高窟于1979年向公众开放，除南北洞窟外还包括古代遗存舍利塔群、寺庙及起辅助展示作用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甘肃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自2022年起，普通开放的洞窟59个，特窟开放10个，分别为45、57、156、158、217、220、275、320、321、322窟。

由于游客大量增加，窟内二氧化碳浓度随之上升，温度、湿度发生较大变化，继而加快了壁画氧化、病害的速度，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文物为代价，因此莫高窟景区采取了提前预约制，高峰时段施行人数控制，并选择性开放洞窟供游客参观，减轻每个洞窟的负担。景区还通过为游客在剧场提供实景漫游节目，在保证供游客参观的洞窟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将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减少，降低因游客参观对文物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