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1968年法国爆发的群众运动)

五月风暴（英文名：May 68），也称“五月运动"，是指1968年5月2日至6月30日期间，在法国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化革命运动。

1968年3月22日，巴黎南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反越南战争学生，这诱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学生抗议活动。5月2日，南泰尔大学校方因学生抗议活动被迫将学校关闭。次日，学生集会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5月12日，巴黎大学的学生占领了学校，成立行动委员会。5月13日，法国全国百万工人总罢工以支持学生，致使全国海陆空交通一度中断，经济生产全部陷于停顿。5月24日，整个法国近乎瘫痪，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勿忙赶回巴黎，处理国内局势。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奥德翁剧院和索邦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

在五月风暴期间，1000多万法国人民被卷入这场文化革命，累计造成了1500万个工作日的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下台，数人死亡。

事件背景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夏尔·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1959年，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戴高乐却告诫他们莫管闲事；总统技术顾问雅克·纳博纳在1963 年就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社会背景

青年和社会的矛盾

60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装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 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而从中国传来的、并非真实的“文革”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对于夏尔·戴高乐他们当然不失敬意，但他们认为，戴已经落后于时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来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

在法国属于新贫的家庭有150万个。若以最低薪4干法朗计算，其中40%的新贫家庭，月收入仅1千6百法朗，若以一家平均人口为3.5人计算那么全法国就有525万人的月开支每人只能达到457法朗。这种“新贫者阶级”极大多数是青年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先进，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就越高。可资本主义社会又盲目地鼓励人们消费，致使许多青年人染上恶习。他们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汽车、房产、家具、杂物及种种高级消费品，甚至负着债到处去旅游，尽情享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作无保障，很容易失业。一失业，债权人就接踵而来，所有合约购买的东西，连房子在内，都被债主没收，最后，只能到街头混日子。另外，不少青年服完兵役回来，到社会上去找工作；找不到，希望回兵营，但兵营又无法收留他们，于是，他们只好混迹江湖，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在法国，有所谓“被社会抛弃者阶级"，“在社会边缘的人”，极大多数就是这些青年人。他们深受消费社会之苦，主张彻底改变这种高消费的制度。六十年代时期，青年与社会的矛盾可以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学生与政府的矛盾

法国从第五共和国诞生起，学生和学生组织同政府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68年前法国23所大学适应不了急遽增加的大学生数，图书馆、教室严重缺乏，必要的文化娱乐设施没有，学生生活枯燥无味。大学里严格的男女学生的“隔离”政策，男女学生不能互相串门，学主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人生自由和异性正常交往的干涉，认为自己被囚禁在“荒唐的境遇之中”了。为了使学生适应刚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教育部长打算进行教育改革，并进一步严格了考试制度，结果学生淘汰率越来越高。据统计，文科的淘汰率占72%，理科的淘汰率占75%。大学教育严重脱离生产实践，偏重理论，致使很多专业毕业的学生用非所学。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懂得管理科学、应用技术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大学里却人满为患，许多学生毕业后又不得不改行。如社会学系学生，每年只有20%通过学士考试；而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决非是享受富裕生活的保证，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生可以指望进入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许多学生感到自己是现代化社会的牺牲品。他们对教育制度不满，对政府不满，五月学潮发生前，在卡梅隆·安东尼、南特等地，大学里就多次发生学生抗议事件。

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就意味着带来新的贫困和失业。六十年代后，法国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只25家金融和工业集团以及跨国公司统治并支配着整个法国，而一批又一批的中小企业破产，雇佣劳动的比重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都不断扩大。工人为资本家创造了巨额利润，而工人的收入增长缓慢。法国工人平均月工资只有700多法朗。再加上物价飞涨，捐税加重，工人们不得不靠借债来维持生计。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工人们的文化素养和专业训练越来越不能适应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技术越进步，自动化、信息化程度越高，工人被抛到街头的人数也就越多。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早就对这种事实作了科学的预见。他说：“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不是在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提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别人增加财富或为资本自行繁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对发展抱有恐惧感的工人心理是，对消费社会普遍不满，对科技进步日见憎恨。有的社会学家就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工人把愤怒发泄在机器上，以为机器是他们贫困的根源，而现代社会的工人则把愤怒发泄在发展上，以为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资本家搞的高度信息化、高度自动化、高度消费化，就是他们失业和贫困的根源。十九世纪的工业社会出现了“路德运动”，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产生了法国的五月风暴。

3·22运动

1967年11月，丹尼·科恩·邦迪组织10000多名学生为抗议过度拥挤的环境而进行斗争。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人称“红毛丹尼”的丹尼。丹尼·科恩·邦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丹尼·科恩·邦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主义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政府，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红毛丹尼。 2月，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解除了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鲁瓦的职务，愤怒的电影界人士成立了“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要求马尔罗辞职。3月21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南战争的持续，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次日，丹尼·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 322 运动”组织。 4月21日，安德烈·马尔罗恢复朗格鲁瓦职务，却以中断资料馆政府资助作为报复，这一行径遭到了电影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弹，也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红五月”里坚定站在了学生的一边。

事件过程

学生运动

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是从巴黎西郊的南泰尔大学开始的。在“3·22运动”之后，直至1968年5月2日，南泰尔大学的学生针对越南战争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丹尼·科恩·邦迪和他的同事驱逐了正在准备上课的教授。他们接管了教室，放映了切·格瓦拉的电影，此浪潮开始覆盖整个学校。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同一天，运动领袖丹尼·科恩·邦迪接受调查。5月3日，原巴黎大学学生到索邦学院总部门前集会抗议，索邦学院的前庭被400名抗议者占领，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校长让·罗什害怕引起恐慌，导致事态失控，故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驻索邦校区。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应被允许进入校园，因此这些行为引起学生的紧张不安，学生与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持续了5小时之久。冲突的结果是不少学生受伤或被捕，使得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校长罗什被迫宣布关闭学校，在巴黎大学七百多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被迫停课。巴黎大学的被迫关闭，使得大学颜面扫地，“民主”“自由”“学术”这些口号全成为空喊，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政府和大学受到千夫指斥。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了校园，并逮捕了300多名学生，学生大喊“回乡同志”以抵抗。

1968年5月4日，法国大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呼吁师生进行抗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提出三项要求：“恢复索邦学院，撤退警察，释放逮捕学生。”行动委员会的要求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萨特(Sartre)及其他知名学者发表声明，“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大学生发起的斗争运动。”“我总是向取消疏远秩序的大学生致敬。”“5日，警方开始在拉丁区巡逻。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教师联合会呼吁大罢工。学生团体大学组织的游行被禁止，但仍有20000名抗议者当街游行。8日，萨特等知识界名人发表声明，呼吁“所有工人和知识分子从物质和道德上支持学生和教师发起的斗争行动”。拉丁区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大学教师联合会呼吁师生上街抗议。抗议者与警察双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受伤和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10日黎明。在电影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下，“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播到整个法国。来自奥林匹克里昂足球俱乐部、南特、斯特拉斯堡竞赛会和其他地区的学生作出了回应。拉丁区更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从5月10日晚到5月11日上午是整场运动的转折点。10日白天，包括5000名中学生在内的50000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电视台被禁止报道抗议活动。到了晚上，来自圣日耳曼大街和圣米歇尔广场的警察包围了学生并企图发动袭击。学生们开始在自由区周围筑起路障。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物都被学生用来构筑街垒。11日，总理乔治·蓬皮杜从阿富汗访问归来，决定作出让步，答应学生的要求，重新开放索邦。但这似乎为时已晚。面对警方的暴力镇压，法国几大工会的领导决定为了支持学生，在13日发起罢工。而社会舆论也在10日夜晚的街垒战之后倒向学生一边。

工人运动

5月13日的游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一场游行工会方面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当天，游行和平结束。然而，政府和法国共和工会所期待的整个运动的退潮并没有到来。相反，学生运动正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5月14日，南方飞机公司布格奈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随后几天，雷诺·克里昂、洛克希德·波维、雷诺·弗兰等工厂先后罢工。很快，全国的雷诺汽车公司工厂、航天企业等几乎全部瘫痪。罢工运动继续延伸到了巴黎和诺曼底登陆地区的冶金行业、西部的造船厂。随后，铁路工人开始加入，银行、保险、印刷等行业也开始罢工。到5月22日，停工的人数达到了千万。这场史无前例地罢工让政府措手不及。直至5月25日，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随着这场总罢工的深入，中产阶级各行业的人们也开始站出来，揭露、反抗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力压迫与陈规陋习。5月19日，夏尔·戴高乐对几位政府成员说：“改革可以，胡搞不行”；24日，当他明白形势的严重性后，决定发表讲话，试图扭转局面。5月24日晚，巴黎再次陷入学生、市民和共和国保安队之间的巷战。但是戴高乐政府却在此时藏匿起来，没有任何作为。

事件结果

蓬皮杜政府于是在1968年5月25日召集主要工会领导和资方代表，在劳动部进行协商，并于26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最低工资上涨35%、平均工资提高10%、加强工会权力等等。通过该协议，工会打算动员员工宣告运动的胜利并宣示工会的地位。但是，工人对达成协议这一事实并不满意，罢工仍在继续。5月29日，当危机达到高潮时，夏尔·戴高乐突然消失了。巴黎到处都有传言说他将辞职，甚至流亡海外。本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国防军将领表达了对戴高乐的忠诚，必要时可以像警察一样干预时局。握有军队的忠诚，戴高乐于30日下午4：30返回巴黎并发表广播讲话。他拒绝了反对派的所有要求。由于许多罢工者对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失去了信心，戴高乐开始求助于资产阶级团结。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奥德翁剧院和索邦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夏尔·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告一段落。五月风暴使得1000多万法国人被卷入，造成了1500万个工作日的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太平洋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的下台，数人死亡。

事件影响

五月风暴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五月过后，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都出现了大的变化，法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蓬皮杜曾指出：“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again)。此外，不少学者也对五月风暴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正如李波维斯基所说的“五月风暴作为社会革命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化革命则是成功的”，而它对法国高等教育的直接产物--《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则被认为是改变了传统大学保守落后的一面，即大学自身有一种惰性，这使得它对社会变化不会有任何积极的回应，然而1968年的学生运动却改变了大学的这种保守性和惰性，引进了现代化的理念，促成了高等教育的变革，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大学的发展。如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曾对此表示赞赏“大学教育就其最高境界而论，就是培养学生反抗流行的理论和向传统进行挑战，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只要他们的反抗、挑战和背叛在理智上是真诚、严肃而有建设意义的，他们对大学就会是有益的”。

政治方面

戴高乐时代的结束

虽然法国恢复了正常，但由于受到五月风暴的冲击，戴高乐的形象和声誉在法国民众的心中大不如前，统治法国十年之久的戴高乐政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法国大资产阶级认为这位曾经伟大的领袖已不适合继续他的统治，戴高乐自己也认识到：形势需要他自我引退，“我不打算在80岁以后继续担负我的任务，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太老了。”在1969年公民投票表决中，53%的法国人投了反对票，戴高乐辞去了总统职务，法国政治史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原总理蓬皮杜因在五月风暴中执行了一条不同于夏尔·戴高乐旨意的缓和政策，获得法国公众的好评，也被法国大资产阶级所看好，当选为总统，开辟了法国政坛的新时代。

社会改革步伐加快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五月风暴过后，法国政府提出以“参与”的精神改革国家的管理体制，戴高乐曾指出，“参与已成为明天法国的准则和推动力”。具体而言，就是工人有权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职员参与本单位的管理，大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而政府则通过参与机制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的措施，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而且还出台了一些制度，赋予工人权利，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职员参与机构的管理等，使过分集中的权力变得分权化。同时，五月风暴暴露了法国特有的“半总统半议会”的弱点：权力过于集中在总统手中，而议会权力不足。风暴过后，政府修改了有关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议会的权力，削弱了总统的特殊个人权威，加大了法国政体中的民主。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对法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运动使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式保守型社会向美国现代化社会进一步发展，法国的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等都是这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法共策略变化

五月风暴不仅令法国政坛发生了变化，对法国共产党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法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是和平的议会道路，五月风暴使法共更加坚信，法国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必须走和平的、民主的道路。五月风暴最后走向低潮，一些极端无政府、无秩序的行为在运动后期得不到支持的事实说明：广大群众尽管对垄断资本政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不满，但积极参加到斗争行列的广大劳动阶层并不能接受通过非法的、暴力的手段推翻现存政权的做法，也不能接受极端左翼主张的反对一切权威的无政府社会，因此，法共确立了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此外，通过这场运动，法共认识到了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作用。五月风暴表明，在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的形势下，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工人阶级政党要处理好与这个新兴阶层的关系，要重视在这个新兴阶层中开展工作，争取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在改造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经济方面

任何一次运动或革命，除了对政治造成震动之外，对国家的经济生活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历时一个月的五月风暴给法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动期间，人们的罢工、罢课使得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相应地，法国经济也开始后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受创最重的是太平洋法郎，多年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如同太阳底下的冰雪一样消融，夏尔·戴高乐最引以为豪的外汇储备受到了极大的打击，1968年外汇储备共减少35亿美元，法郎大量外流，法郎面临贬值的巨大压力。戴高乐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法郎贬值，借着美、英等国的支持，法郎才勉强渡过难关，但是，经过这场风暴，法国已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了经济发展缓慢、危机四伏的状况了，而且这场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地位，蓬皮杜曾这样说过：“法国不再有威信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已不能再施展雄图，我们再也不能教训世界上的大国了，我们也失去了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思想文化方面

五月风暴是一场独特的文化革命，“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因而这是最伟大的革命，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所以，有学者称，“1968”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人们对于怎样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应该自由，有自主权，不被上面的权威所控制，自己创造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这样他们才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来全面发展个性。在这种新的时代中，现代社会中高高在上的科学和秩序，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对秩序化、科技化和效率化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从更深的角度对现代文明中的权威、专制、理性和秩序进行批判，要求重视人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摆脱科学进步带来的枷锁影响。其中，知识界的变化尤为明显。王岳川先生认为，五月是知识分子角色转型的分水岭。在五月中，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不仅在思想上、舆论上支持学生，还亲自走到学生队伍中跟学生共同作战，而在五月之后，知识分子面对巷战的热情消失了，他们退回到自己的领域中，继续用笔作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批判武器。此外，五月之前，存在主义的思潮在哲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但经过五月的冲击，人们认为存在主义的批判并不能揭示现代文明社会的弊病，一股新的思潮一后现代主义开始兴起，其反对无处不在的、压迫人的权力，反对宏大叙事、绝对真理、消解主体性，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更为透彻、激进、彻底的批判，这种思潮直至今天还对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有着巨大影响。

事件评价

在“五月风暴”结束之后举行的大选期间，戴高乐派的舆论宣传反复强调“极权主义”的威胁，暗示事件是由法共煽动青年学生而起的。然而事实却是，法共在开始阶段与学生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其成为了激进左派学生们的攻击对象之一。在运动的过程中，法共更多时候是在阻止抗议运动而非鼓励。就激进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带有政治性的，但内部却分裂成很多派别，对于“革命”的性质、内涵、意义、目标也一直争论不休，并且，他们在整个青年学生群体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也一直难以准确衡量。因此，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夏尔·戴高乐派评）

“五月风暴”确实与当时法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僵化、保守有关，不过，运动的发源地楠泰尔学院是当时最创新开放、管理自由的大学。另外，大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与学校规模扩大亦非法国独有，而是整个西方社会普遍的现象。因而，将“五月风暴”定性为高等教育的危机，则有一定片面。（皮埃尔·布尔迪厄评）

青年学生是“五月风暴”运动的主力，青年的热情冲动和逆反心理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正常现象，而且反叛只限于青年学生，并未扩散到青年工人当中去。所以说，并非所有的青年都一时“头脑发热”而响应抗议运动的号召，这种观点说服力不足。（思想家雷蒙·阿隆评）

它强调事件所体现出的对“无价值、无理想”的消费社会的批判，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学生运动的影响，但其只部分解释60年整个西方学生运动的共同性，而不足以解释法国学生的特性。（时任总理蓬皮杜和文学家安德烈·马尔罗评）

图海纳认为，现代社会的冲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五月风暴”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可以说它是一场新型的阶级斗争，但是参与者是以学生、记者、教师和科研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为主体。斗争的目的是获得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参与决策的权力。这种观点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因为西方国家中至今尚未有类似“五月风暴”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观点过于简单。（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评）

此观点略有些牵强，夏尔·戴高乐固然在1967年竞选连任总统时得票率下降，但其影响力仍不可低估，无人可取代他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五月风暴”并不是起源于对戴高乐的抗议，运动中虽出现了反对戴高乐的口号标语，但这不是主流。（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戈盖尔评）

他们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系列偶然性因素聚合而爆发的特殊事件。但这个观点过于强调“五月风暴”的偶然性，缺乏建设性的解说。（思想史家让·图夏尔和布列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