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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玄岳”牌坊

“治世玄岳”牌坊位于湖北省武当山。“治世玄岳”牌坊即玄岳门,是进武当山的第一重大门,

简介

“治世玄岳”牌坊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是一座四柱、三间、五楼的石坊,全以石凿的榫卯构成。通高30米,宽12.81米,正中坊额上刻“治世玄岳”四字,笔势隽永,劲有力。牌坊的额、枋、阑、柱分别用浮雕、镂雕和圆雕等各种手法,刻有丹顶鹤游云和八仙人物故事。枋的下面有鳌鱼相对,卷尾支撑。顶饰鸱吻吞脊,檐下枋间缀以各种花卉图案,题材丰富,镌镂精巧,造型优美。玄岳门背倚武当山,俯瞰丹江水库,湖光山色,景物宜人。

历史

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l 552年)。位于武当山镇东4000米处,为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

又名玄岳门。系石凿仿大木建筑结构,三间四柱五楼牌坊,高11.9米,阔14.5米。明间与次间之比为5:3。坊柱高6.4米,柱周设夹杆石以铁加固。柱顶架龙门枋,枋下明间为浮雕大小额枋上部出卷草花牙子雀替,承托浮雕上访和下枋,枋间嵌夹堂花板,构成明间高敞、两侧稍低的三个门道。正楼架于龙门枋上,明间左右立枋柱,中嵌矩形横式牌匾。次间各分两层架设边楼、云板与次楼,构成宽阔高耸的正楼、边楼,由上而下,逐层外展的三滴水歇山式的坊楼,中嵌横式牌匠刻朱厚熜赐额“治世玄岳”。此坊结构简练,构件富于变化,全用卯榫拼合,装配均衡严谨,坊身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运用线刻、圆雕、浮雕等方法,雕刻了人物、动物和花齐图案等,是南方石作牌楼之佳作,也是明代石雕艺术珍品。

“治世玄岳”牌坊即玄岳门,是进武当山的第一重大门,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治世玄岳”牌坊的文化解读

武当山道教建筑的历史,可远溯汉晋至唐贞观年间,始有敕建“五龙祠”之举,历宋、元,续有扩建,而大规模的营建在明代。明代最为重要的修建有二次,一是明永乐九年至二十二年(1411-1424年),成祖朱棣的“创建宫观”;二是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552-1553年),世宗朱厚熜的“重修宫观”。其中,“治世玄岳”牌坊的鼎建,便是嘉靖皇帝重修武当的重要标志性建筑物。对于“治世玄岳”牌坊,尽管高介华等先生曾有过一些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见专文解读其文化内涵。为了更好的认识和鉴赏这一珍贵历史文物,本文即拟对“治世玄岳”牌坊所反映的信息加以分析,以期解读其道教文化内涵。

一、嘉靖皇帝崇道与“治世玄岳”牌坊的鼎建

“治世玄岳”牌坊,俗称玄岳门。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是由朱厚熜敕建并赐额的道教门洞式建筑。据卢重华的《大岳太和山志》卷一“大岳总图”记载:“嘉靖三十一年,特颁内帑,敕工部侍郎陆杰等重加修茸。神宫仙馆,焕然维新。仍于入山初道鼎建石坊,赐额‘治世玄岳’”。同卷“遇真宫图”亦云:“嘉靖三十一年,世宗肃皇帝遣官修茸本山,乃于是宫东二里许入山初道,鼎建石坊,赐额‘治世玄岳’云”。

那么,嘉靖皇帝为什么要鼎建“治世玄岳”牌坊呢?

首先,鼎建“治世玄岳”牌坊充分反映了朱厚熜虔诚崇道尽心尚玄的道教信仰。明世宗醉心道教,日事斋醮,对三清四御、真武大帝等道教神仙崇奉备至。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为其皇考和皇妣上道教尊号,又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大罗金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俨然以道教教主自居,使整个明王朝几乎变成为一个道教之国了。道教又被称为玄教。道教的尚玄观念来自于老子道德经》,《道德经》多次使用“玄”字,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德深矣,远矣”。“玄”是对“道”的一种形容,其意义为绵邈幽远,神妙无比。道教把“玄”提升为一种实体性概念,与道相类,具有天地本源,万物之祖的意义。明世宗以“玄”为最高信仰,他十分喜爱“玄”字,平时要“修玄”,生病时要“祷玄”;与敌打仗前要“叩玄伐虏”,打仗胜利了要“谢玄”;任用阁臣,要看其能否尽心“玄撰”(即写青词),提拔朝臣,要看其能否“尽诚赞玄”。修建的新宫殿被名为“大高玄殿”。因此,明世宗鼎建“治世玄岳”牌坊,是他崇道奉玄,要用道教义理治理国家,以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典型表现。

其次,鼎建“治世玄岳”牌坊充分体现了朱厚熜继承祖业粉饰太平盛世的政治目的。朱棣信仰道教十分虔诚,兴工营建的武当真武大帝宫观,一派庄严神圣。《明史·张三丰传》云:成祖大修武当山,役使“丁夫三十余万”。明代工部侍郎陆杰说:“当时役使二十万众,费以亿计,十二载而始成,规制宏丽”。嘉靖皇帝的祖父朱见深、父亲朱祐杬伯父孝宗朱祐樘都笃信道教,崇奉武当玄帝,家族中有十分浓厚的崇道传统。嘉靖帝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嘉靖元年(1522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帝遣工部右侍郎陈雍到大岳太和山致祭。此后又经常在武当山设斋建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十九日,朱厚熜“诏修太和山玄帝宫”,圣旨云:“朕成祖大建玄帝太和山福境,安绥华夷,显灵赫奕。计今百数十年,必有弗堪者。朕今命官奉修,便行与湖广抚按官督同该道官,诣山勘视应合修理处所”。在《御制重修太和山纪成之碑》中,嘉靖帝解释了他崇奉真武大帝真武之神的原因:第一,“朕皇考封藩郢邸,实当太和灵脉蜿蜒之胜,岁时崇祀惟谨”。他认为其父王(兴献王)封藩郢邸(今湖北省钟祥市)和武当山相邻,龙脉相连,他能继承皇位,享受“九五之尊”的荣华富贵,与他父亲崇祀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得到玄天上帝真武之神的保佑有关。第二,认为明朝“定都幽燕,位应玄武”,由于有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保佑,才得以“二百年来,民安国阜”。祖辈的基业要世世代代沿袭,江山稳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重修,使之历久弥新。通过树立牌坊,达到光宗耀祖、流芳千古,向世人昭示祖辈创下的丰功伟业,在嘉靖以后也将继续传承下去。

再次,鼎建“治世玄岳”牌坊充分显示了朱厚熜崇奉真武大帝抬高武当山地位的特殊意图。在朱棣大修武当之后,玄天上帝被奉为明皇室的特殊保护神,武当山被封为“大岳太和山”,武当宫观被内臣尊为“朝廷家庙”,所以,明朝历代皇帝都重视武当道教。嘉靖皇帝重修武当宫观之后,鼎建石坊,并御赐坊额曰“治世玄岳”。“治世”是相对于乱世而言的,指国家安定、有秩序。嘉靖皇帝题坊额为“治世”,实际上是对自己治理天下之功绩的肯定。“玄岳”,是嘉靖皇帝对武当山的封号,意谓武当不是一般的山岳,而是有着浓厚崇道尚玄特色的山岳。朱棣封武当为“大岳”,已有抬高武当山地位,尊为“天下第一仙山”的意思了;朱厚熜进一步加封武当尊号,则是更明显地抬高武当山地位,使其为“五岳之冠”。明代礼部尚书徐学谟(1521-1593年)《游太岳记》云:“寻治世玄岳坊而西,坊琢文石为之,跨世雄概,创自嘉靖间……至世宗朝始赐今额,以冠五岳云”。明代官员王在晋(1594年进士)在《游太和山记》中说:“过‘治世玄岳’坊,盖肃皇颜之,以冠五岳,棹楔于皇灿烂”。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云:“仍于入山初道鼎建石坊,赐额‘治世玄岳’,益有以扩先朝之志,而壮兹山之观于万斯年,与天而无极云”。这些文献资料表明,朱厚熜鼎建并题额的“治世玄岳”牌坊,是明代武当山高于五岳等其它名山的标志。

二、“治世玄岳”牌坊的宗教意义及审美特征

“治世玄岳”牌坊的建筑体量,如果比之庞大的武当道教宫观建筑,毕竟属于建筑小品,它既不给人避风,也不能为人挡雨,时代的久远,也使它偏居一隅,因此人们的视线常被掩蔽,在一定意义上乎视了它的存在。“治世玄岳”牌坊究竟有什么样的宗教意义?它在武当道教建筑群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首先,它位于到武当山朝山进香的必经之路上,是提醒香客抖擞精神,虔诚奉神重要关口。民间流传的谚语云:“进了玄岳门,性命交给神。出了玄岳门,还是阳间人”。明代鼎建“治世玄岳”牌坊后,又在牌坊前修建了灵官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灵官殿内供有道教守门镇山之神--王灵官的铜铸鎏金像,高2.22米,宽1.90米,披甲执鞭,三目圆睁,须怒张,锯齿獠牙,形象极为威武凶恶。殿前对联云:“好大胆敢来看我,快回头切莫害人”,反映了道教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

其次,它是武当山古神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起着分隔凡间和仙界的作用。朱厚熜鼎建“治世玄岳”牌坊之前,在遇真宫之西建有“仙关”,作为分隔凡间和仙界的标志。“治世玄岳”牌坊建成后,取代了“仙关”的地位。人们在走完均州至草店七十里平路后,攀登上数百级台阶后,赫然而立一座用碧色石料构筑的“治世玄岳”牌坊,标志着将要进入武当福地,标志着后面将有大建筑群的存在,引导着行人进入一种不同凡响、超凡脱俗的神仙境域。门前原有“沐浴堂”,供香客们沐浴净身,提醒人们朝圣前要清斋奉戒、整洁心身,以示虔诚。这说明“治世玄岳”牌坊有分隔空间的功能,是沟通人和神的媒介,起着连接凡间和仙界的作用。

意识形态上讲,“治世玄岳”牌坊增加了武当宫观建筑作为皇室家庙的威严气氛,象征着皇室对武当道教的恩宠,彰显着朱厚熜要以道教精神来促使国家和平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的意图,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富于象征意义的符号。

既然“治世玄岳”牌坊有如此重要的宗教意义,那么当年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肯定会尽全力把它建造的雄伟坚固,美仑美奂。概括而言,“治世玄岳”牌坊的审美特征有如下几点:

(1)均衡美。“治世玄岳”牌坊,为三间四柱五楼式的石构建筑,高12米,宽12.36米,面阔与高度的比例协调,极近正方形。在此正方形内,五楼相迭,无突兀之势,总体上显现出一种古朴雄浑气势。原建有屏墙、海、踏垛1200丈,现已废。从整体结构和建筑形式上看,“治世玄岳”牌坊显出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均衡之美。

(2)结构美。“治世玄岳”牌坊的每一构件、配件,都是用青石雕凿,但柱、额、枋、阑、斗、屋宇皆为仿木结构的石质构件,用榫卯拼接的办法组装而成,接口紧密,结构牢固。柱脚贴夹杆石,而没使用一般牌坊常用的抱鼓石;中柱大额枋花版下,两底角以卷尾鳌鱼形雀替相托,次间是在大额枋花版下加穿插枋;主、次、边楼檐下皆施五辅作重栱出三并偷心造斗栱,斗上有圆雕神话人物;各楼屋宇之制相同,以龙吻吞镂空屋脊,正脊中央立葫芦宝顶。从结构上看,完全以青石仿木构建筑,反映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严密性和条理性,堪称石坊建筑的上乘之作。

(3)装饰美。“治世玄岳”牌坊的装饰非常有特色。中国古代建筑中常用的圆雕、透雕、浅浮雕、阴刻线等雕刻手法,在玄岳门上全能看到。特别是透雕(也称剔空雕、镂空雕)的技法已经相当纯熟,如在“治世玄岳”额坊四周,是透雕的祥云、龙、丹顶鹤等。龙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常用题材,此不赘述。仙鹤在古人眼里,为极为高贵的仙禽,尤其是仙鹤在祥云中飞舞,玉羽凌云,十分有神韵,给人以飘然出尘之感。在道教文化中,仙鹤是道士的坐骑和伴侣,有仙友之喻,因而倍受尊重和爱护。祥云,是吉祥的预兆,如果按《道藏》上对“真气”的议论,武当山的祥云是福地之真气,是吉祥的预兆。坊上还饰有八仙人物和福、禄、寿三星神及禧神,有蝙蝠喻为福,反映了明皇室对道教之信仰。这些装饰雕刻,工艺精湛,精美绝伦,为明代石雕艺术的典范。

三、“治世玄岳”牌坊装饰凸显道教信仰

现存的玄岳门正面门柱上,用上好青石精雕出八仙人物和上八仙之中的福、禄、寿三星神及禧神。正面二楼四柱上石雕八仙人物成对排列,从右至左分别为:铁拐李和钟离权、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正面的左侧三、四楼雕有禄、禧二神像,右侧三、四楼雕有福、寿二神像;背面左侧四楼立柱上有手持宝瓶的蓝采和。玄岳门上的八仙以实体雕的手法,刀法洗炼,刻画精致,人物比例适当,栩栩如生,稳健中充满华丽,增强了整个牌坊建筑的美感。这些石雕八仙神像,不仅丰富了玄岳门的道教文化内涵,而且也反映了明朝中期武当道教的八仙信仰情况。

第一,它反映了敬神求福、祈祷长寿的理想。武当山是道教第九福地,是真武大帝修道成仙的圣地。玄帝作为司帝王及众人寿命的大神,早在宋代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元代皇帝把武当山作为“告天祝寿”的道教名山。明代皇帝把武当山作为“朝廷家庙”,每当皇帝“万寿圣节”和太子“千秋令节”时,都要命令武当道士建醮祝寿。“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既然历代皇帝都把武当山作为祈福祝寿的道教圣地,民间信士更是崇敬有加,趋之若狂。明世宗建“治世玄岳”牌坊,把八仙等道教神仙雕像,安放在门柱上,是想用八仙过海为王母娘娘祝寿的神话,隐喻为皇帝祝寿之义,营造众仙祝寿的喜庆氛围。到武当山朝圣的民间信士,多有祈福祝寿的心理预期,一看到玄岳门的石雕,就能感受到八仙神像所渲染、营造出的喜庆祥和的气氛。

第二,它反映了修行得道、神仙可求的信仰。八仙人物各具特色,曹国舅是皇亲国戚,钟离权是将军,吕洞宾是儒生,蓝采和是优伶,铁拐李则以乞丐的面目出现的官吏,张果老是长寿老人,韩湘子是年轻出家的富贵子弟,何仙姑是民间妇女,他们的身上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八仙人物都是通过苦行修炼得道成仙的,把他们的形象雕刻在众人必经的玄岳门上,就是向世人宣扬神仙可求的思想。神仙与人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如果人们能苦志修炼,就可以得到神仙的垂临,得到神仙的赐福。

第三,它反映了吉星高照、平安祥和的理想。玄岳门正面上方雕镂着福神、禄神、寿神和禧神四尊造像,其中前三位称为“三星神”,它们代表着天界吉祥之星,是道教“上八仙”中的成员。福神,又称“增福星”,是道教传说中“掌善恶之因,注增福之事”的神;禄星,又称“注禄星”,是道教传说中“掌人间荣禄贵贱之事”的神,旧时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多供奉之;寿神,又称“南极仙翁”,是道教传说中主管寿命的天神。禧神,是代表幸福、吉祥涵义的,旧时男女成婚,被称为办喜事,新娘子坐立,须正对禧神后对的方位,这样一生才会多有喜乐之事。这四位星神都是吉神,可谓是吉星高照,它们所代表的幸福、瓜尔佳·荣禄、长寿、和合、快乐等涵义,反映了道教文化追求平安祥和等现世幸福的理想。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