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macroeconomic control)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旨在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社会的供求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和干预,弥补市场调节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不足之处,以实现经济的协调稳定运行。宏观调控是典型的中国化经济术语,于1988年9月26日发布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出。

宏观调控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发展而来的。1936年约翰·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代表着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走上了历史前台。自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发达国家对宏观调控的实践已有近百年历史。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就颁布了70余部相关法律,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在当时也非常健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增强了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作用,并逐步形成了需求导向的间接宏观调控机制。改革开放后,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市场化的"宏观调节"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宏观控制"两种概念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宏观调控"理念,并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八轮不同形式的宏观调控。中共十九大揭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新时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通过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国家经济。这些手段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协调配合,共同作用于市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手段体系。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总水平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通过运用这些手段,政府可以调控市场供求关系,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以推动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基本概念

定义

宏观调控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是为了防止市场失效并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稳定运行,政府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的一整套操作过程。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起到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引导和调整经济,以最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或“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来表达相近的含义。其概念起源于凯恩斯主义,主要指的是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失灵现象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并使经济总量恢复平衡。

特点

指导性

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企业等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是具有指导作用的,调控政策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但执行的决策由这些活动主体自愿决定。现代国家计划是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提出经济预测,并提前公布国家将要实施的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措施。企业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计划。

间接性

宏观调控措施的直接作用对象主要是各种经济总量,如货币供应量、外贸收支、就业率、社会商品服务总供给与总需求等。通过操作这些经济总量的各种经济杠杆,宏观调控达到对经济的整体影响。直接作用对象并不是各个单独的企业或其他经济活动主体。

强制性

宏观调控对执行主体具有强制性,意味着执行主体有义务按照宏观调控决策的规定执行相应的行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执行主体不能违反宏观调控的规定,包括积极地违反或者消极地不采取行动,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宏观调控对被执行主体不具有强制性。宏观调控对被调控主体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并不直接对特定的被调控主体设定义务。宏观调控的决策往往是针对整个经济体系或特定经济领域,通过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环境进行调整,从而对各个主体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意义

中国之所以能够更好地预防和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并且更快地从中复苏,主要得益于有效的宏观调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中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无宏观调控的纯市场自由状态,而是更加适合市场、为市场服务、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状态。无论是过去推行的“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惠民生”的政策,还是当前执行的“六稳”和“六保”措施,都离不开完备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宏观调控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调控能力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基本原则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是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和注重实效。在面对问题时,需要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并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调控措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避免过于急躁或一刀切的做法。宏观调控要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总量的调节,也要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它不仅要严格控制某些行业的过度发展,还要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既要控制投资需求的膨胀,又要扩大消费需求。宏观调控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同时,它要在宏观层面上管好管住需要管的事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历史沿革

国际社会

宏观调控的“前因后果”

经济学的历史上,古典经济学最早研究了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亚当·斯密提出了通过竞争性价格机制实现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平衡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因此,他们主张政府尽量不干预和调控经济,认为自由放任是最佳的经济政策

在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阶段。在这一时期,凯恩斯提出了现代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指出国家需要承担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于消除经济危机并实现充分就业,其中主要的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并未否定古典学派关于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但他强调国家调控经济总量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免于危机的威胁。

凯恩斯的观点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当总供求失衡时,即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时,大量商品包括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将无法实现市场配置,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逐渐从自由而粗放的传统市场模式转向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其中政府的经济干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护了本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美国的宏观调控实践

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克服经济的衰退并恢复增长,开始全面干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干预措施。这一阶段被称为罗斯福新政,它标志着美国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并为今后建立美国宏观调控框架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在凯恩斯主义思想影响下,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社会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肯尼迪执政后,美国政府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通过增加政府采购、公共开支和大幅度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及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消除贸易壁垒来促进出口,实现了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这些调控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持续增长,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大幅下调基准利率、连续下调再贴现率以及增加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此外,还实施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如创造新的政策工具、与其他央行开展货币互换以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等。为了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美国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继续实施了大规模财政扩张,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等措施刺激经济。然而,货币政策采取了相反的操作,多次加息。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政策上的差异,美国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和物价水平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

欧元区的宏观调控实践

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各国政府采取了应对政策。一方面,欧洲央行通过购买大量欧元区债券等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注入了流动性。同时,降低了欧洲央行贷款的抵押标准,以支持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欧元区国家继续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比如延长退休年龄、降低退休金等措施,旨在减少政府公共开支,缓解债务和赤字压力。这些措施旨在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财政政策的紧缩来稳定经济和财政状况。

日本的宏观调控实践

战后日本的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扩张性政策,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以及为出口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然而,这也导致了日本的财政赤字持续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在战后实行了低利率政策,1999年起更实行了“零利率”政策,之后又于2001年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旨在确保物价正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尽管量化宽松政策逐步推动了日本经济走出负增长,但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从2012年末起,日本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财政支出的扩张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举措,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经济逐渐好转。

中国社会

宏观调控概念的诞生

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到“宏观控制”再到“宏观调控”的演变过程。最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宏观调节”的概念。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中出现了“宏观控制”一词,主要是作为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膨胀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在1988年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出现了“宏观调控”一词。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实施了八轮不同形式的宏观调控。前四轮调控主要以紧缩为主,而后四轮调控则主要以扩张为主。中国始终根据时代需求灵活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纠正国内外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宏观波动,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第一轮“计划式”宏观调控

在1979年至1981年的第一轮宏观调控阶段,中国面临了短缺经济的挑战。首先,经济过热导致供需失衡。其次,投资过热和投资品价格上涨。第三,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速。第四,外贸出现赤字,需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最后,消费增长和物价上涨,政府提高了部分产品的价格。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宏观调控的出发点。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宏观调控。这一调控体系以计划经济管理为基础,以计委为核心。通过行政手段,压低计划指标、削减投资、控制财政支出、限制信贷投放等措施,实现了对经济的整顿和调节。同时,对落后企业进行整顿和淘汰,加强了物价管理。这些调控措施快速压缩了总需求,遏制了通货膨胀,使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到5.2%,经济增长率回落到5.2%。

第二轮“双紧式”宏观调控

1985年至1986年时第二轮宏观调控时期,在当时的经济社会中,为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番的目标,全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在短暂调整后出现了快速增长,带来了几个问题: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15.2%,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了国民经济关键比例关系失调;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膨胀,导致了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局面;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通货膨胀,专业银行盲目扩大信贷规模,货币供给增加迅速;机关和事业单位提高工资、发奖金和消费品,加剧了通货膨胀。最终,1985年物价急剧上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物价高峰。

1985年,第二轮宏观调控运用“双紧式”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开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采用行政手段压缩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乱涨价行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国务院要求各地制止物价继续上涨,压缩基础建设项目。这些调控措施快速而有效,成功抑制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1986年经济增长率降至8.8%,通货膨胀率降至6.2%。

第三轮“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在1989年至1990年的第三轮宏观调控时期。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实施为期五年的价格和工资改革计划,这被称为“价格闯关”。然而,这一改革措施导致了物价的迅速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形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上涨高峰。随着货币供应的放松,投资呈现出猛增的态势,消费增长也表现出强劲的势头,1989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3%。然而,与快速经济增长相伴的是进口的增加和外贸赤字的出现。1989年的外贸赤字达到77.5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55.5亿美元。

1989年,中央政府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目标,采取了多种手段:主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促使计划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形成共同调控体系;执行紧缩信贷政策,国家银行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严格审批投资项目;通过行政手段整顿经济秩序,制止价格乱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为经济发展奠定后劲。结果,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至3.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也急剧下降至2.1%。这次宏观调控使经济实现了所谓的“硬着陆”。

第四轮“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3年至1995年是第四轮宏观调控时期,经济体制和微观经济基础与前三轮有本质区别:首先,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得到推进,并建立了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发生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大幅发展。第四,本轮宏观调控还需要解决上一轮宏观调控所遗留下的问题,包括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自1949年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

在本轮调控时期,宏观经济发生了以下变化:经济从短缺转向过剩、消费率下降、外贸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得了积极成果,有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既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水平,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

第五轮“激励式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中国进行了第五轮宏观调控。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形势带来新的变化。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和东南亚国家的信心,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

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努力扩大内需。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计委、财政部门和国家银行有机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侧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将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和积极对外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由适度从紧转向主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消费需求,优化消费政策和环境;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通过本轮宏观调控,中国的GDP增长持续提升、消费价格稳步上升、重工业比重增加、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抑制了亚洲国家汇率进一步贬值,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六轮“未雨绸缪式”宏观调控

2004年至2007年是第六轮宏观调控时期,这次调控不是在经济已经全面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后进行的事后调节,而是在经济进入增长期后,为了预防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调控措施。中央政府及时发现了一些部门投资过猛的现象,当经济增长率仍在适度范围内、价格上涨趋势刚刚显露时,就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

这轮宏观调控综合运用了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综合运用了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注重采用经济手段,以保护各方面利益;采取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保持“稳”中“从紧”的态势;坚持了“适度从紧”的原则,稳定物价的总体水平;坚定推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配套改革;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通过这些措施,中国成功实施了一轮有力的宏观调控,取得了稳定和发展的良好成果。

第七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

2008年至2011年期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为国际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全球通货紧缩现象显著,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时,中央政府以全球视野准确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并用战略思维来协调国内外两个大局,灵活果断地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2009年,中央政府迅速推出了综合性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疗、教育和生态环境发展、促进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灾后重建、提高居民收入、推进税制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更新、加强金融支持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提高汇率弹性,并使其保持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

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应对,中国成功将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与重视民生和谐等方面相结合。同时,还将保持国内经济稳定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相结合。这些措施使得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迅速扭转,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经济逐渐稳定并实现回升。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其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

第八轮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2014年,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将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密切结合,以改革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来改进宏观调控。在财政政策方面,实施了积极的措施,同时结合税制改革,完善了面向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了稳健的政策,以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并改善优化了融资和信贷结构,实际降低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这些措施旨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调整。

2015年,中国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方面,主要目标是稳定经济,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成本、补齐短板,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财政政策方面,增加了财政支出,进行了税制改革和减税,支持经济发展。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灵活适度的调控,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信贷结构,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自实施本轮调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稳定因素。

宏观调控的目标

2002年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规定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标不仅适用于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政府调控经济时通用的目标,通货膨胀(或紧缩)、失业(或过度需求)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会导致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从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对社会的稳定和公平产生影响。

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创造的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情况,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不仅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大,还体现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经济增长需要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中存在周期性,尤其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采取引导措施,以确保整个社会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幅度。

增加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始终困扰着各国政府。在中国,存在着劳动者寻求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适应的矛盾,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来提高就业率,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稳定物价

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是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平衡发展的保证。当物价相对稳定时,企业和个人能够更好地规划生产和消费,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剧烈波动的影响。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扰乱价格预期,影响各个经济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来稳定物价,可以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意味着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过自发性交易形成的经常项目能够自然平衡,而无需依赖于调节性交易。特别是对于那些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在开放经济中无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可能对本国货币的稳定造成影响,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大量消耗国际储备和降低国内外对本国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和恶化投资环境,削弱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等措施,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宏观调控的手段

计划手段

计划手段是指政策在统一规划发展战略、协调资源配置和监测宏观经济方面所采用的手段,以引导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以市场为基础,反映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活动的规律。其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它是指导性或导向性的计划,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计划手段的运用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和顺利发展提供服务。

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指利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来调控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经济手段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利用经济杠杆和经济参数的变化,来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

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是经济手段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手段包括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管理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这些手段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相互配合协调使用。财政手段的调控功能在于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平衡供求关系。

货币手段指国家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以实现既定目标,并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具有间接微调的优点,借助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这种微调能够灵活应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并与宏观调控目标进行比对。当政策力度过大或不足时,经济手段可以进行相对容易的调整,而不会对微观经济造成重大损害。这种灵活性使得经济手段成为一种相对可靠的工具,可以进行试错和及时修正,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进行维护经济秩序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中,法律规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完善和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立法、司法和执行职能,使市场经济政策运转。法律手段通常通过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和维护市场秩序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

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权力颁布行政命令和采取行政措施等方式,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一种工具。在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行政手段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的国家来说,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可以及时解决与国家发展和民生相关的重大整体性问题,是恢复经济秩序的有效措施。

政策方向

2023年7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了上半年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会议总结了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的成绩,同时也正视了国内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风险隐患等新的困难挑战。会议强调,中国经济具备强大的韧性、潜力和活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正在全面推进,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能增强和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并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任务,以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推动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这六方面任务是:第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通过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强化政策统筹协调和预研储备,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第二,促进消费扩大,推动大宗消费稳定恢复和增长,激活民间投资,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释放区域城乡协调发展需求潜力。第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升级和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综合措施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并提高效益。第四,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五,夯实经济安全根基,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加强能源和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链、延链、升链和建链,有效维护数据安全。第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持续促进居民增收,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

参考资料

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经济网评论理论.2023-09-27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调控.中国经济网评论理论.2023-09-28

宏观经济调控.中国经济网评论理论.2023-09-27

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政府网.2023-10-01

金观平:物价稳定并非通货紧缩.中国经济网.2023-09-27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等六方面任务.中国经济网.2023-09-28

河南工人日报数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