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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1357年－1402年），字希直，又字古希，号逊志，亦称“正学先生”，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明朝初期大臣，主要担任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是学者、文学家、思想家。

方孝孺出生在宁海县一个儒学世家，长大后便拜入了宋濂门下学习。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和揭枢推荐，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廷对中，明太祖对方孝孺颇为赞赏。廷对结束后，明太祖按照礼节将方孝孺遣送回去。此后十年，方孝孺便隐居田园，潜心著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再次被举荐到朝廷，被授予了汉中市教授之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即位后，建文帝先后让方孝孺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建文元年（1399年）秋七月五日，燕王朱棣举兵造反，当时讨伐朱棣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攻破京城。因拒绝为燕王书写诏书，方孝孺在写下了绝命词后从容赴死，时年46岁，葬于聚宝门外的山上，后追谥为“文正”。

明代宋奎光曾在《宁海县志》中高度评价方孝孺，认为他是一世儒宗。中国近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则认为方孝孺是迂腐的儒臣，所提出的计划不能使用也不能成功，他拒绝起草诏书是忠臣之举，但不应该激怒朱棣导致灭族。方孝孺的政论文、史论文、经典释文、散文和诗文皆为最佳，其著述绝大部分收录在《逊志斋集》中。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方孝孺，汉族，出生在宁海县一个儒学世家，其父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曾在洪武年间担任循吏。方孝孺自小便喜爱读书，五六岁时便能作诗，九岁时更是能背诵五经，被人们称为“小韩愈”。长大后，方孝孺便拜入了宋濂门下学习，在宋濂的门生中颇为出众。后因父亲受“空印案”一事牵连被判罪处死，方孝孺暂停学业，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家乡安葬。丧期结束后，方孝孺继续跟随宋濂完成学业。

初入仕途

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和揭枢推荐，方孝孺被明太祖朱元璋召见。廷对中，朱元璋对方孝孺写的《灵芝甘露策》颇为赞赏，肯定了他的才能，并让皇太子朱标重用他。廷对结束后，明太祖按照礼节将方孝孺遣送回去。此后十年，方孝孺便隐居田园，潜心著述。期间，方孝孺因仇家的牵连被逮捕到了京城，但当明太祖看到他的名字后便释放了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再次被举荐到朝廷。由于明太祖和方孝孺治国主张不相同，明太祖并未重用方孝孺，但却授予他汉中市教授之职。汉中与蜀郡相邻，当时正在蜀郡的献王朱椿听说了方孝孺，便聘请他为世子师傅，时常请他讲经论史，并将他读书的地方称为“正学”。

受帝宠信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其孙朱允炆即位，为朱允炆。同年秋七月，方孝孺受召担任翰林院侍讲一职。次年，方孝孺便被提拔为侍讲学士。朱允向他垂询国家大事，命他批答朝臣奏章和起草诏书。当时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的总负责人。任职期间，方孝孺对洪武朝的政制进行了整治。政治上，方孝孺实行重德省刑和更定官制，在对官职进行制定更改之后，方孝孺的官职也改为了文学博士。经济上，方孝孺采取了均免赋役和限僧道占田等措施。而深受儒学濡染的朱允炆与方孝孺以仁义治国的思想相契合，对改革给予全力的支持。

抵抗燕王

建文元年（1399年）秋七月五日，朱棣举兵造反。建文三年（1401年），燕兵攻打并且占领了大名府，朱棣上书请求召回诸将罢兵。对此，方孝孺上表建议暂时答应燕王的要求，再派遣辽东的将领进攻永平和真定，趁燕王回救时，再行抓获。建文帝朱允炆认为方孝孺说得有道理，便让他起草诏书。而后，朱允炆便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嵓前去答复燕王，表示将会赦免他的全部罪过。但最终，燕王未听从诏令。同年五月，燕王再次派遣使者上书请求建文帝退兵。建文帝准备答应燕王的请求，但方孝孺上书表示这只是燕王的缓兵之计，请求建文帝不要同意。于是建文帝便下令杀了来使，以此来表达与朱棣的决裂。而后，燕军进攻沛县，将运输粮草的船只烧毁。对此，方孝孺颇为忧虑，便打算通过离间燕世子朱高炽和其弟朱高熙来使燕军内乱。在将此计禀告给朱允炆，方孝孺便指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市，将带有皇帝玺印的信件交给了朱高炽，但朱高炽并未拆开信件观看，而是直接连人带信一起交给了朱棣，而方孝孺的离间计也就此宣告失败。离间计失败后，方孝孺写下《闻鹃》一诗，表达了无能为力的愁苦。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军打到了长江以北，朱允炆下令召集四方军队。方孝孺感觉情况紧急，提出要用割地的方式拖延时间，并建议同燕军在长江上作战。于是朱允炆命令众将领将战船集结于长江，但由于将领陈碹钾叛变，燕军顺利渡过了长江，局势越发危急。于是便有大臣进言暂时放弃京城，但方孝孺坚持守住京城等待救援。同年六月十四日，燕军攻破京城，朱允炆葬身火海，方孝孺也被关进了监狱。

身死族灭

攻破京城后，朱棣想要让方孝孺为他起草诏书，但方孝孺被召至宫中后便开始大哭。于是朱棣便开始安慰他并表明自己只是想效仿周公姬旦的做法来辅佐姬诵。方孝孺便责问他成王在何处，即朱允炆在何处，朱棣却表示朱允炆已经死去。于是方孝孺进一步逼问为何不拥立成王之子，朱棣却表示二皇子尚且年幼，无法亲政，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方孝孺便再次逼问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弟弟，表示朱允炆的弟弟朱允熥也符合标准，朱棣却以家事为由拒绝回答。沟通无果后，方孝孺更是表示自己至死都不会帮朱棣起草诏书。对此，朱棣颇为气愤，下令将其斩首示众。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402年7月25日），在写下了绝命词后，方孝孺从容赴死，时年46岁。方孝孺死后，其门生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和他的弟弟廖铭将方孝孺的尸首收殓起来，葬于聚宝门外的山上。而后，方孝孺的妻子儿女也先后自杀，其亲友和门生也多有因其而死的。同时，在方孝孺死后，他的文章也成了禁书。因方孝孺的门客王徐暗中编录作成《侯城集》，方孝孺的文章才得以流传在世上。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朱翊钧下令将发往边界戍守的方孝孺后裔释放，一共一千三百多人。明神宗初年，皇帝下令赞扬并记录朱允炆时期的忠臣，在南京建筑了表忠祠，被表彰的第一人是徐辉祖，接下来就是方孝孺。

主要作品

方孝孺生前著作颇多，著有《逊志斋集》《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基命录》《文统》《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等大量作品。殉难后，方孝孺的著述被列为禁书，收藏者处死，故其间多有毁失。现存文集《逊志斋集》为其门人私下所藏遗稿。遗稿原本凡三十卷，拾遗十卷，正德年间(1506-1521)重刊时并为二十四卷，分别为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诗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价道：“方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方孝孺将圣贤作为表率，以文章、理学著名，基本上继承和发挥了宋濂的主张。《明史·方孝孺传》曾评价方孝孺的文章“醇深雄迈”。方孝孺一直实践其 “理明辞达”的主张，如一些书信、杂著等议论文，大都语言质朴，文意畅达，而以记叙、描写为主的散文也是如此。同时，方孝孺的文章经常取喻设论，以物喻理，直抒胸臆。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指责同类相嗜甚于毒蚊。《指喻》一文，以友人生病为例，指出“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 ”，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越巫》一文则以寓言形式揭露越巫骗钱害人，文简意。

思想主张

政治思想

“君之职在乎养民”的君职观

从“天人合一”的君权神授理论出发，方孝孺认为，天立君长，是因为天生众民，智愚相悬，故立君长代天理民，而作为代天理民的君主，应替天行道。由此，方孝孺提出了所谓的君职论。在《君职》篇中，他从君主的起源入手来阐述君主的职责，认为君主的职责主要是以天下所出养天下百姓，遇制纷争，消弥动乱。与此同时，方孝孺继承了儒学中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养民、育民、利民的人君之职的实现途径。他认为，君主要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必须通过后天的修身、学习来加以完善。而完善“君职”有两个渠道，一是君主通过“人君之学”，加强自我修养来达到；一是通过臣子们的进谦、规讽，即“格君”来达到。

“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

方孝孺讲“君职”，强调“养民”“育民”“利民”，目的是要求当政者以仁义治国理政。他认为：“仁足以施法政，义足以洽乎民心。”而要实现仁政，一方面是要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是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经济思想

复行井田，抑制贫富分化

明朝建立后，亲王、贵族、功臣、地主均占有大量的土地。到洪武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渐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日趋严重。方孝孺欲恢复井田制的思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方孝孺欲行井田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与友人论井田》一文。方孝孺以恢复井田制作为实行仁义治国的基础与条件，希望借此解决因土地不均而造成的贫富分化，使耕者有其田。

节财俭用、藏富于民

节财俭用、藏富于民，是方孝孺“君之职在乎养民”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它同样为其推行王道这一政治主张服务。据说朱允炆是一位“宁缺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的君主，对此，方孝孺在指出“国不患乎无积，而患无政”的同时，提出了节财俭用的理财主张，并引历史上的汉朝为例，来说明节财俭用的作用。

法律思想

“立法以利民”的法制观

方孝孺明确指出，立法的大本大纲在利民，如果所立之法不能利于民，虽圣王之法亦可随时而变。他认为，立法如果维护了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么，禁止其种种不法行为就会十分容易。由此，他主张加强对百姓的法制教育，同时，方孝孺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知立法的本意在利民，不能从自身的立场、利益考虑来制订法律。再者，执法者要严于执法。方孝孺严于执法有双重含义，一层意思是要防止司法官员有法不依，另一层意思是要对视国家法律如同儿戏的人从严执法。

“本之以德而辅之以刑”的德刑观

方孝孺的法治思想中明显体现出儒家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德刑观。以仁义治国，这是方孝孺社会主义的基本点与出发点。然而，尽管方孝孺主张以仁义立国，但他对刑罚的辅治功能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将德治与法治喻为谷栗与盐蘸的关系，认为如果弃德而尚法，犹如弃谷栗而食盐蘸，这是本末倒置，只会导致乱政。同时，方孝孺指出，行仁义之政，一是需要制订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保障，二是行法者能据此治民理政，二者缺一不可。

文学思想

崇尚六经，强调儒家圣贤之准则

方孝孺师从明代儒学大师宋濂，受到老师的影响主张“文以载道”，崇尚六经。他主动宣扬儒家道统，在《答俞子岩》中表明学六经可以有助于修身治国，并且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此外他借助《答王仲缙四首》中对写作的方法作了全面解释，认为写好一篇文章需要达到体、章、理、意、气五大要素，这五大要素分别指的是文章的整体格局要完整协调，结构要严谨合规，陈述的事理要充分周全，中心主题要连贯，思想情感要充实丰盈。并且方孝孺将儒家思想中的“道”贯穿在文章中，他在《答钱罗二秀才》中提倡文学创作应该注重明“道”而不是文章本身，因此在反对华丽文风的同时主张文章应该自然，并且他在《答张廷璧》中详细地列举了造文自然的长处。

看重文学创新与个性化特征

方孝孺主张文章思想应该遵从儒家思想中的“道”，但不反对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创新。他在《楼希仁时习斋诗集序》中提到历代文学家对于文体的创新不会变更“道”的本质，“道”是永恒的，而文体应该跟着时代的改变而创新。方孝孺虽然认可文体的创新，但是反对奇怪的倾向。他在《与王修德二首》中提出，新奇不代表怪诞，而是代表创新，并且创新是对于内容的创新而不是用词上的创新。方孝孺主张对意思内容进行创新，但用词需要使文章通俗易懂。而且他还强调文学创作的个性化特征，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中提出文章不要强制要求一样，而是提倡文学个性化，同时也对明朝提倡公式化八股文进行了否定。

养气观

方孝孺受到老师宋濂的影响主张“养气”，他认为气需要通过文章抒发出来，天地万物皆充满了气。方孝孺的养气思想使得他卫道的文章有了活力，使得教化伦理和个人情感得到了融合并且可以在文章中表现出来，使得文章更加生动有力，从而达到传播儒家思想的效果。方孝孺的文学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文以载道”，对儒家道统进行宣传，但他肯定自然文风，主张文体创新与文学个性化，对当时厚古薄今的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重要争议

“诛十族”说考

方孝孺被诛十族一事流传至今，学界也有所考证。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奉天靖难记》，而后的《明太宗实录》也采用了其说法。从行文来看，方孝孺成了一个怕死的懦夫，而朱棣是完全的胜利者。至明代李贤著《天顺日录》时，对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开始详细起来，记载方孝孺被“夷其族”。其中信息被后人保留下来，成为后世流传的方孝孺殉难形象的原本。通过查考可知，至《立斋闲录》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诛十族”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据目前所见记载，“诛十族”一说最早出现在明代祝允明所编的《野记》中。而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成书的《皇明通纪》也采用了“诛十族”的说法，此书的记载更是成为后世流传的殉难事迹版本之一。但与《野记》不同的是，这里方孝孺并没有主动提“灭九族”的事，而是朱棣直接宣布要“诛十族”。这段文字的后面还增加了其亲族在其面前被诛杀、朋友门生都被作为十族诛杀等情节。而此内容对后世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述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刊行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吾学编 ·文学博士方孝孺》，综合了诸多方孝孺殉难的传世信息，但并没有“诛十族”的内容，之后的《国朝献征录》等书中也未见记载。由此可见，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但“诛十族”一说自弘治、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只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从万历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史料里出现了方孝孺“诛十族”的记载，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陈禹谟所上的《谥典未颁幽魂未妥疏》，“诛十族”一说已被作为事实来陈述。明清战争之际，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结合在一起，被进一步宣说和议论，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和万斯同的《明史》均采用了“诛十族”的说法。但是康熙以后，随着文献的梳理和考据，在官方史书中，方孝孺殉难事迹中“诛十族”的情节渐被剔除。同时，部分学者持保留意见，如清代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曾对此事提出疑议。他通过考查 “族刑 ”的历史，发现所谓“诛九族”远没有“诛三族”残酷，将“诛九族”夸张为“诛十族”更是世间人无知的表现，而且方孝孺的朋友并没有全被株连，所以他认为，“诛十族”一说并不成立，只是“野史之谬”。当代学者商传在《明代文化史》中写道：“方孝孺被杀时，宗亲受到株连被杀八百四十七人，还有一些门人或以身殉，或遭株连，因此史有诛十族之传说。”这是一种很审慎的说法，称“诛十族”为“传说”。

人物评价

就方孝孺而言，世人多有评价。明朝政治家姚广孝曾评价道：“如果杀了方孝孺，就会断绝天下的读书人。”朱高炽朱高炽也认为方孝孺是忠臣，亲自为方孝孺平反。明代宋奎光曾在《宁海县志》中高度评价方孝孺，认为他是一世儒宗。清朝政治家张廷玉也曾高度评价过方孝孺的文采，认为他工于文章，其文清纯深，雄伟豪迈。他的每一篇文章问世，海内都争相传诵。后世历史学者张伟曾评价方孝孺的思想道：“方孝孺的思想虽有着浓重的‘泥古’成份，但也不乏合理的价值，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中国近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价方孝孺是迂腐的儒臣，所提出的计划不能使用也不能成功，他拒绝起草诏书是忠臣之举，但不应该激怒朱棣导致灭族。

家族成员

人物轶事

读书种子

在明成祖发兵北平，明朝大臣姚广孝就曾向明成祖请求，说起兵成功后，即使方孝孺没有投降，也不要杀他，因为若是杀了方孝孺，就会断绝天下的读书种子。

后世纪念

方孝孺墓

方孝孺墓坐落于南京雨花台雨花阁东边的山上，明万历年间在此建造祠堂。崇祯十七年（1649年）祠堂被破坏，留到现在的只有衣冠冢。墓前有一个石头制成的单门，为坊。上面写着“十族殉忠无遗方氏；一埋血地接孝陵”。方孝孺墓包括了石碑和高冢，二者都是1998年重新修建而成，石碑为青绿色，上刻“明方正学先生之墓”，下款为“清同治五年（1869年）八月两江总督立”。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特请东南大学丁宏伟教授设计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