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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原名《鸿烈》，又名《淮南王书》《淮南鸿烈》。其成书于西汉，是由英布刘安及其宾客撰写的哲学和学术著作，《汉书·艺文志》称其为杂家。

《淮南子》原有内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目前只有内篇得以流传下来。《淮南子》有二十一卷本和二十八卷本两个版本，目前流传最久的是二十一卷本，即北宋本，由许慎、高诱两家注本相掺而成，约13余万字。而目前所知最早的二十八卷本，为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官刻《正统道藏》本，国际上也有不少古刻本和各式译本。

刘安当时正处在汉朝统治思想由“无为”转为“有为”的时期，他见证了修养生息政策促进汉朝经济恢复的效果。逢刘彻登基，时窦太后掌权，朝廷尚未独尊儒术，黄老道家之学颇为盛行。彼时社会上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开放，刘安好读书，善琴艺，礼贤下士，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门客，于是他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提出一种汉代黄老之学新“道治”的思想体系，以此指导和影响西汉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促其推动王朝政治，《淮南子》就集中体现了其思想。经过考证，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书成，后刘安为对武帝表忠心献上此书。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为主体，融入了各家学派观点，对先秦百家之学进行大规模地融合与反思。内容涵盖广泛，分为三部分，分别讲述基本原理与应用说明以及总结后记，具体包括上古神话、当代朝政、古代轶闻、天文学、地理学及哲学，拥有旁征博引、论述详尽、文体多样、修辞丰富等艺术特色，是一部古代议论文巨著。

《淮南子》作为文以载道的典范，凝结西汉思潮的理论结晶，是战国至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它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反映了汉代道家的天人之学，以唯物的发展的眼光考察历史，提出治国安邦的经济政策，总结了先秦科学思想与科技成果，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养生学、军事等领域，是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百科全书式学术巨著，同时，它也为中国古代散文构建范式。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亡教训，奉行黄老思想，以“无为”治理天下。统治者在经济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吸收老子“无为”思想，在政治上施行“无为而治”。据记载，从刘知远、刘盈、吕雉到刘恒、刘启和窦太后掌权时刘彻即位初期，汉朝都处于”无为而治“的政治环境。汉初的陆贾、汉文帝时的贾山还有武帝时的伍被等人都得出了苛政酷吏以及焚烧百家著作加速秦亡国的结论，所以主张实行黄老无为，与民修养。后来汉初统治者就以无为化天下，陆续废除严刑苛法。文帝时有人盗取高祖庙前玉杯，即使文帝希望严加惩办，迁慰张释之依旧按律判案，也不被加罪，这就和汉初废除秦苛法的政治环境有关，社会风气也逐渐改善。后期社会经济得到较大改善，至武帝即位之初，社会经济已经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日后“无为”也带来了诸如土地兼并、中央与地方斗争的社会问题，于是汉武帝即位以后，就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学说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取代黄老无为成为统治思想。武帝施行“有为”政治，进一步强化中央皇权，削弱诸侯王的实力。而当时刘安作为淮南王在汉武帝时期有影响力，对中央有威胁。

个人背景

刘安生于刘恒元年，主要生活在西汉前期奉行“无为而治”时期，恰好经历了西汉初“无为”向“有为”转变的历史时期。政治上，刘安本身父辈与帝王有间隙，自己作为淮南王与当时想要集权的汉统治者有利益冲突，又恰逢刘彻刚登基，他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书成，向上献书希望此书可以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能被采纳，一方面是向汉武帝表示忠心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是想要效仿吕不韦邀名于世，所以撰写《淮南子》时内容与书目都对《吕氏春秋》有所借鉴；思想上，前期汉朝奉行修养生息政策，他亲眼见证了汉初“修养生息”的经济政治策略促进西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此时思想界黄老、儒家、道家以及法家等思想并行，有杂家化倾向，他本身又深受黄老学影响，所以《淮南子》中集中体现了这些思想。另一方面刘邦时期陆贾《新语》到刘恒时期的贾山的政论思想也为刘安撰写《淮南子》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汉武帝即位时刘安已四十岁，他构建的思想体系难以改变；个人爱好上，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门下宾客众多，有撰写书籍的基础。

书名

《淮南子》书名从汉代开始经历千年演变，数量多至十余个，这反映出各时期学者对此书的不同态度。汉武帝时期，曾名曰《鸿烈》。在刘安背负谋反罪后，书名被刘向修改为《淮南》。东汉时期《淮南子》被文人称为《淮南书》或《淮南记》，而在东汉后期就有人称之为《淮南子》了。之后《西京杂记》曾将其称之为《刘安子》。隋唐五代时，《淮南鸿烈》一名被学者们所注意，而到两宋以后，《淮南鸿烈》一名就很常见了。

鸿烈

许慎注云：“鸿，大也。烈，功也。”刘安取名《鸿烈》有邀名于当世之意。先秦时代，学者著书多不题名，或者仅有篇名而无书名，其名称多数是后人追加。直到后吕不韦自认为他的书能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所以冠名《吕氏春秋》。这是古人自名其书之始，也是以学术争名之始。刘安编著《淮南子》时不仅在内容上多袭用《吕氏春秋》，而且在著书目的上也意欲效仿，故自号其书曰《鸿烈》。据考证，“鸿烈”一词在先秦古典和同时代典籍中都没有使用过，现认为是刘安特地造词来命名书籍。《汉书·艺文志》载刘骜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当时身为光禄大夫的刘向负责校理诸子诗赋，《淮南子》属于诸子百家语，也是校理的对象。在刘安被判定为谋反罪名后，刘向剥夺了其《鸿烈》之名，改名为《淮南》。

淮南

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最早提及刘向把刘安这部书改名为《淮南》：“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刘向校定后，因为刘安谋反导致书籍不配原来的名称以及自己喜欢用人名命名，《鸿烈》改名《淮南》，并逐渐在汉代士人中传播开来，受到广泛关注。高诱称 “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而从《汉书》本传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看，《淮南》似乎是对英布及其太子宾客著述的一个总称，不是针对《淮南子》的称呼。刘安根据书的内容分为内书、中篇、外书三类。《汉书》本传称刘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代文人便以《淮南》直接指代《内书》二十一篇。后来，因为《外书》和《中篇》的散亡，《淮南内》《内书》作为《淮南子》的称呼就基本消失了。

淮南子

尽管刘向代表官方旨意将淮南王书改名为《淮南》，但东汉文人并未完全遵照，称呼和引用此书时比较随意，因而出现了另外一些书名。《论衡》有时称《淮南书》，如《命实禄篇》：“《淮南书》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引文见于《齐俗训》，原文为“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高诱《吕氏春秋注》援引《淮南子》时多次称《淮南记》，如《仲春纪·贵生》注云：“《淮南记》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引文见于《俶真训》，原文为“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至魏晋南北朝，《淮南子》一名又取代《淮南》成为刘安《内书》二十一篇的正式书名。

淮南鸿烈

东汉中后期有人在“淮南”后加“子”来指代《淮南》，避免《淮南》指代不清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人将“淮南”与“鸿烈”合成来指代《淮南子》。至隋唐五代十国，《淮南鸿烈》的称呼开始为学者所注意。《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淮南鸿烈音》二卷”，是史志正式称《淮南鸿烈》之始，《淮南鸿烈》被当作重要书名正式确立。两宋以后，称作《淮南鸿烈》为常见现象。后来南朝时由于有人误将高诱所著的《淮南鸿烈解》误作为是刘安所著的《淮南子》，因此《淮南子》又多了一个《淮南鸿烈解》之名，直到南宋才发现这种情况。以至于引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诸书引用，遂并《淮南子》之本文亦题曰《淮南鸿烈解》，误之甚矣。”

《淮南子》在千年之久的演变过程中有多达十余个书名，其书名的不断变化折射出各个时期学者对于此书的不同态度，同时也说明了《淮南子》曾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

主要内容

全书着重描述“道”，将人在自然之道引导下秉持“清净”“无为”来保养精神、守护形气最后达到恬然自足的境地作为宗旨。全书二十一卷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基本原理，包括第一至八卷；第二部分讲述应用和说明，包括第九至二十卷；第三部分内容包括后记、总结及纲要，即第二十一卷《要略》。

主题思想

政治哲学

《淮南子》主要体现了无为而治、礼法、政教三方面的政治哲学。

无为是《淮南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淮南子》中的“无为”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维护封建制度和诸侯王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反复强调“无为”之旨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书中认为“无为”是“圣人”的本质内涵。《淮南子·原道》曰：“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告诉天子应当以“无为”来治理天下：不要企图强化中央集权，而应任由封建诸侯的发展，至少应当保证诸侯国的现状和诸侯王的既得利益。

其次是礼法，《淮南子》明确批判“法古”的思想。它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氾论训》记载“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这正是战国时期法家驳斥当时反对变法的人的言论，《淮南子》引用来反对汉代官方的复古主义。它认为，所谓礼义是古代统治的陈迹，不值得尊贵。

最后是政教，《淮南子》批判定一家为一尊的思想。《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一棟，而轮之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认为不可定一家为一尊，指责当时汉朝中央政府统一思想政策。

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包括对宇宙本源、天文地理、天人合一以及自然规律等的探讨。

首先，《淮南子》是把“道”作为万物的本源，也就是宇宙演化的动力，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导。《淮南子》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技成果，剖析宇宙演化，总结了当时最系统的宇宙论。《天文训》中具体描绘了道演化出宇宙的过程，对于天地万物的形成过程描述为道→宇宙→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该宇宙演化及天地万物产生与发展理论体系架构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宇宙论的框架，具有强调“道”是物质的和“阴阳二气”在万物产生过程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

其次，《淮南子》讨论了天文地理。主要是运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结合阴阳五行建立配套地人关系。在《地形训》中依次讲述名山、方位、神话传说、大川起源、各地气候等，宣扬天地生万物，人类顺应自然的观点，特别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一方面，不同地理环境为人们提供不同生存环境与物产，另一方面不同环境还会影响人的性格甚至是生理或心理特征。《地形训》“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瘾，木气多讴”就是在力图揭示地域与人的关系，部分内容主观臆断，但是为后来《齐俗训》中平等看待不同风俗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淮南子》除了论道，还“究天人之际”，讨论在时间变迁的过程中天象、物候和人事的变化，让人与天地一道“依时俱进”。这个天人关系的学说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为人的一切找自然依据。《淮南子·本经训》中讲述人身体结构和天地相参，人的身体就像一个小宇宙。第二个是天文知识服务于政治，《天文训》设计出上天世界的严密组织结构，为人间帝王统治中心作依据。第三个是遵循天道规定从事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活动和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最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

历史哲学

《淮南子》历史哲学包含历史变易和历史规律。

首先是历史变易。《淮南子》用变易的思想审视宇宙、社会和人事的历程，无论自然还是人类都处于不断变易中。《俶真训》中以“无中生有”逆推宇宙万物由来；《天文训》中“阴阳合和而万物生”不仅融道家与阴阳家思想到宇宙生产还讲述天干地支等知识来论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由来；《精神训》则是讲述宇宙演化的五个过程。《淮南子》还将社会与人事结合起来考察，将“变”当作演化的普遍属性。在《人间训》中就提出了至少十五个变易思想与见解，如“福祸相生，其变难料”“功过评判，处于变化之中”，观点中带有辩证思想。

其次是历史规律论。《淮南子》认为历史演变有客观趋势，顺应趋势有利治理国家，相反容易失败。这样的客观性“因循”观念和治乱辩证观念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相结合。《原道训》中说“故因则大，化则细矣”强调“因循”的重要性。这种总结应和战国时期思想家慎到的思想有关。

人生哲学

《淮南子》中主张静默恬淡以养性，《人间训》中说：“静清恬愉，人之性也”，所以“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淮南子》在《泰族训》中还主张“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并重于“法天顺情”，而反“老不本甘所以欲而眠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以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这种扬汤止沸的方法，《精神训》记载“欲修生寿终，一可得乎”。

人性说

《淮南子》的人性思想是以先秦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为本，面向现实，部分地吸收儒家的人性学说。另外《淮南子》对人性增加了脾气、性格、能力等具体内容，使其人性论较先秦道家来说呈现出既丰富又矛盾的状态。

《淮南子》首先指出人性对于人的意义，然后说明内涵。《淮南子》以静论性，因为道的本皆是静。“内不失其情”就是认为情是内在于人的，这是对情的肯定。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的各种伦常才能和洽，这就是圣人之治。

道是公正无私的，因此人性也应是平等无差的。这是人性平等的根源，是对上智下愚能力之别的否定。同时，道是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最高原则，因此礼俗的制定必须因循人性，才能使制度合乎人的需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淮南子》肯定了社会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又将其限制在合理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调和了二者的矛盾。

养生说

《淮南子》卷七《精神》对于人的养生有着深刻的探讨，可以说是汉初的养生论，在具体论述生命起源、要素等基础上，强调对“精神”的持守。书中提到要使耳目聪明畅达，就必须保养血气，克制欲望，做到“恬愉虚静”这样就可以使五脏安定、血气充盈，精神也随之稳固不散。这些其实还是在阐明清静无为的思想。本篇的养生论可以说是汉初的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养生观的杂。

经济哲学

《淮南子》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主术训》和《齐俗训》这两篇中，讨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主张用节赋税的办法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没有抑商思想。

首先，《淮南子》将道、德、仁义分成三个层次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需要。认为“上世体道”，“中世守德”，而“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末世”是当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用仁义来化民。因此它又说：“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战国以后的“君子”“小人"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划分，这里所说的是不同道德修养的人对义、利的不同态度。

其次，《主术训》主张每个人只从事一种职业，“各司其职，不得相奸”，并且要求士农工商四民分居来提高职业技能与道德，同时要符合客观条件来选择职业。

而且，《淮南子》认为经济条件影响思想。《齐民俗》指出“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发展生产，让财有余可以防止争端。想要“富国利民”就需要统治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同时保护生物资源。

第四，《淮南子》还对粮食储备提出了高要求。但是它也指出，一个农民只能耕田10亩，亩收4石，全家靠它生活，常有水旱之灾，“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说明农民生活条件艰苦。因此，统治者应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

于是《淮南子》提出了一个征税的原则说：“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谨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这就是说，赋税的多少要以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为依据。这个原则的实行需要统治者做到抑欲望、尚节俭。

最后，《诠言训》中又将节欲和安民联系到一起，“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少事之本，在于节欲。”同时强调了这不仅应该是统治者需要做到抑欲望、尚节俭，还应该成为社会风气。《淮南子》认为百姓奢靡“追利”会让国家的治理变难。

文艺哲学

《淮南子》吸纳《庄子》发展出来的观点对后世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有道论、无为论、形神论、虚静说是其中重要观点。

首先《淮南子》将“道”看做是万物的根源，其中也包括文学的本源。在《原道训》中“…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焉”体现了这一点，一切艺术文化有“道”派生出来。这开启了对文艺本体论的探索，把文艺放到天地生成、阴阳变化的宇宙大“道”中去考量。

其次，《淮南子》继承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而“自然”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齐俗训》记载“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认为文学艺术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强调自然地由内而外的传达。

同时，《淮南子》提出“神贵于形”、“神与形化”和“形神相妨”的思想，认为艺术创造需以“神”为主，但并不能完全轻视“形”的价值。《修务训》中就以毛嫱、西施“衔腐鼠，蒙猬皮，衣裘”让身边的人“睨而掩鼻”的例子提出了如果过分忽略、轻视“形”同样会对“神”的外观产生负作用。它首次将先秦哲学中的形神问题引入了文学艺术领域，为后世形神论的成熟开了先河。

最后，《淮南子》肯定“虚静”思想，认为艺术创作必须进入“游乎心手众虚之间”，才能达到自由无碍的境地。“虚静”是审美的心态，《精神训》中“夫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居也。”就体现了这种文学审美。

艺术特色

《淮南子》是政论散文，受《庄子》影响较多，形成了以论说体为主，兼用记叙、抒情、说理等多种表达方式的总体风格。如《原道》对“道”的描述，作罗列式的铺陈，运用了辞赋的文学手法；也有散文的韵味。同时其论说大都逻辑性较强，事理兼备，有极强的说服力；先言观点，再援引事例论证说明或先罗列事实，以理论联系现实，十分务实。可以看作是西汉成熟的政论文。

旁征博引

《淮南子》多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古今谚语等，文章奇伟繁富、华赡宏肆。如《原道训》开头一节先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下文极力描述“道”是天地人三才的法则。文本引禹、舜、共工、越王翳等神话和历史传说，说明得道昌、失道亡的道理。《淮南子·道应训》一篇文风瑰丽，引用了“师旷奏自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后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说明幽冥变幻的道理。

再者，《淮南子》的引用也用于证明观点。据统计，《淮南子》大量引用《老子》《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散文的文意，仅《道应训》一篇，引用《庄子》10处；《吕氏春秋》15处；《韩非子》5处。查阅《淮南子》一书，可知引《书》仅为3次。

文体多样

西汉时文体观念淡薄，划分不清晰，《淮南子》呈现出综合性和创新性，具有政论体、小说体、箴言和语录体等代表性文体特点。

首先，《淮南子》作为西汉政论文论点鲜明，有中心突出、结构严谨、条目清晰、论证严密、方法多样、论据翔实这几个特色。如《氾论》用阴阳平和万物休息时可以俯探乌鹊巢穴、禽兽羁从等论据论证“古者有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

其次，《淮南子》还借鉴了小说家的形式，以记述、分析民间的风俗习惯、官野史的形式来了解民间基础。如《修务训》中对申包胥言行乃至外貌的描写中“游山川”等四句、“面若死灰”等三句、“吴为封稀”等三句，描写申包胥艰难经历、憔悴悲伤肖像、痛恨吴国入侵，对表现人物性格、情态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淮南子》的许多章节运用箴言，精粹隽永，妙语连珠。如《人间训》：“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淮南子·本经训》：“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运用箴言，而且《说林训》用“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说明“以小见大，以近喻远”的道理，将知识与哲理结合。

最后，《淮南子》还具有语录体特征。例如《要略训》中：“繆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繆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这是说明《繆称》排列仁义，杂列人间的事情，假借外事来例证，说理简单明了。而且相对《论语》的语言简练，含蓄隽永以及《孟子》的文辞繁复，论据精辟，《淮南子》则是用活泼的说理形式，不拘一格地将事情说明白。

修辞丰富

《淮南子》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例如《主术训》中比喻的运用：“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衔也”这里把权柄势要比作国君的车舆，把爵位俸禄比作国君的马辔头，因此国君处于执掌权势的主要之位，掌握了爵禄赏赐大权。此外还有《天文训》中用排比说明八风的特点和时序的排列；《览冥训》中夸饰女娲在撑天的柱子倒塌，大地裂开的情况下补苍天；《精神训》中炼“道”字，“夫天地之道，至宏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这里的道指的天地施予万物的道理，而“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这里的道指的万物的自然规律；《主术训》中用炎帝时代的政治和末世政治的对比说明不同治理国家的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情况，这些篇章都运用了不同的修辞手法。

语言瑰丽

《淮南子》深受楚地文学影响，同时也兼具汉代文风特点，将楚辞瑰奇的语言风格与汉赋的铺陈结合起来，形成“楚艳汉侈”的独特语言风格，在子书中个性鲜明。主要体现在对于道体以及风物的描述，《淮南子·本经训》中“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株栌，以相支持……”对物体形容描写十分详细与瑰丽。其他诸如道体形容、宇宙起源、创世之初以及对神仙真人的描述也受到楚地浪漫主义的影响。《本经训》言：“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意象绮丽壮美，显示《淮南子》华丽铺排的同时展现荆楚文化的风格。同时《淮南子》用韵流畅，也体现了语言的精致，如《原道训》中“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其中的“形”、“亭”、“成”、“生”形成朗朗上口的押韵，三个“五”来映衬一个“万”，用语精妙。

作品影响

政治思想

首先，《淮南子》主张兼收并蓄，杂糅百家思想，对后世的治国理念影响很大。像祝融认为《兵略训》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军事思想，糅合归纳，有所阐发，成为一篇包括多方面内容有自己特点的军事理论著作。唐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胡适也在《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说:“淮南王书……其自身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从这可以看出后世学者都很关注《淮南子》兼收百家的思想，同时汉以后的统治者也都改变用单一思想来治国的方略。唐朝的统治者都基本坚持儒释道并重的策略，宋时三教融合趋势明显，到了明朝，已经明确提出三教缺一不可的策略。而现在中国对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和绿色文明的追求和刘安的方向是一致的。

其次，《淮南子》针对现实问题，强调经世致用。《淮南子》结合西汉社会实际问题展开论述，具有以往《道德经》《论语》所没有的社会依据，也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

而且，熊铁基在其《秦汉新道家》中将《淮南子》列为秦汉之际新道家的代表作。徐复观以《主术训》为主体讨论了政权、“无为”、“法治”等政治范畴的涵义，探讨了道家政治理想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淮南子》阐述的无为而治乃是受老庄思想影响，涉及整个政治基本问题的无为而治与黄老之说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下的少管事、不扰民的“无为”不同。

哲学思想

《淮南子》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在自然论、思辨认识和宇宙论三个方面。

首先，以自然论明确地反对目的论。经过《道德指归》及扬雄和王充的发扬，《淮南子》的自然论取得了对有神论斗争的胜利。到了魏晋，自然思想取得了支配地位。

同时，《淮南子》的思辨性提高了哲学理论思维水平，培养了分析观察能力，并使老子思想摆脱向政治和实际经验发展的倾向，开始了向真正的哲学思辨的转化。这为王弼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先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准备。

最后，《淮南子》中具体充分地论述了宇宙论和阴阳五行思想刺激了汉代宇宙论的研究。东汉天文学家张衡肯定了《天文训》中朴素的天体起源论，此后该理论流传了一千年。现代席泽宗认为《天文训》是第一次将天体的起源和演化的问题讲述得比较清楚而系统的。

学术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对于以考据为主的传统之学，《淮南子》的研究的重心渐移至义理的阐释，探讨的范围也有很大拓展，涉及其中的哲学、法律、军事、美学、科技和文学等诸多方面。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源流》论述了《淮南子》的天文成就，吕子方还考察了书中记载的二十八宿、天地形象以及干支纪年的知识来源，认为该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为二十八宿以及干支纪年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有重要作用。

《淮南子》还有记录西汉社会政治的文献价值，可以作为史料研究刘安所处时代。段秋关在《<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研究《淮南子》的法律思想，总结了刘安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贡献。

生态理论

《淮南子》认为“人只有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才能自由；要深刻地意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此，王巧慧在《〈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一书明晰地展示了《淮南子》自然哲学思想并讨论了《淮南子》自然哲学思想形成的机制和动力。查海敏在《浅论<淮南子>的精神生态观》中指出《淮南子》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主体（主要是人）的自我和谐方面的生态智慧给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关系提供了深刻、丰富且适用的借鉴和启示。

文艺美学

首先，《淮南子》保留了许多“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这样的神话片段，给后人提供了文艺的素材，对后世探究自然地理情况、形成民族精神影响传统文化、促进统治者增强“民本”意思，实施“爱民”“仁政”的政策以及创作英雄或魔幻小说有重要作用。谢昭新在《〈淮南子〉中的古代神话及其影响》中肯定了《淮南子》对保存中国古代神话的贡献，宁稼雨则在《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中对《淮南子》所记的女娲补天神话的进行探讨，研究其移位为文学的经典之作的过程。

其次《淮南子》还发展了寓言文体，共有一百四十余篇，它继承并吸收先秦至汉初古籍用寓言的形式表达其哲学、政治、社会、人生方向观点，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寓言文学宝库，马庆洲认为“塞翁失马” 是其中最著名的寓言故事。

而且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对《淮南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评价较高，认为它“显示汉初美学思想特色”，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去观察艺术提出“愤于中而形于外”的观点对司马迁的美学很有影响，同时人与自然相互感应的观点影响王充以及晋代葛洪的美学。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淮南子》文学思想表现出兼综博采的时代特征，其中很多艺术精见在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史上是有很高价值的。

《淮南子》的韵律对研究汉语史也有意义。罗常培、周祖谟在王念孙的研究基础上对《淮南子》音韵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了《淮南子》用韵的规律。而且《淮南子》还结合散文和辞赋，为骈体文的形成奠定基础。

作品评价

后世对《淮南子》的评价众多，态度不一，涉及内容较宽泛。

汉代今存最早的评论见于扬雄《扬子法言》，《问神》篇云：“或问：`淮南、司马迁者，其多知······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指二者著述包罗万象、不拘一家之言。《君子》篇又云：“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但是还是比不上太史公的著作。

南朝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对语言内容进行评价，《文心雕龙·诸子》云：“淮南市有倾天折地之说”；“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前一句评价神话色彩，后一句则指出其文辞铺排、华丽的特点。

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对《淮南子》评价，认为它“牢笼天地，博极古今。”

南宋时期，诗人高似孙在《子略》中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有着精当的评析：“《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春秋繁露》之书。

明清人的序跋中，对《淮南子》语言特点的评论也很多，如张攀龙说：“搜博驰辩，发玄于粗，莫妙于《鸿烈》。”

中国近代文学家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评价：“《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中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就其内容为严密的分类，毋宁以入道家也。”

科学史家、天文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美东认为《淮南子》宇宙论“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学说作了新的发展和归纳，把中国古代的宇宙本原与演化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哲学家李泽厚在《秦汉思想简议》中对《淮南子》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淮南子》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台湾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金春峰认为该书思想矛盾、驳杂，反映的是“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类似刘安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精神状态和趋向。从局部看，在许多问题上亦有精辟的论点。但把它与《春秋繁露》的历史作用等同看待，是不妥当的”。

版本/译本

《淮南子》有二十一卷本和二十八卷本两种版本。其中二十一卷本流传久远，目前传世最早的是北宋本。二十八卷本，目前所知最早的为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官刻《正统道藏》本。二十一卷本见于《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相同。英布在《要略》中说“故著二十篇”，当不含序言性质的《要略》。以后的《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历代正史，都有二十一卷版本的记录。

二十一卷本

二十一卷本流传久远，目前保留较早的是北宋本，为刘生抄本。

宋代学者苏颂曾在赵祯皇祐五年（1053年），调升国史馆集贤院校理，任职九年。经过他校定的《淮南子》，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八篇。《淮南子》原文二十余万言，今存宋本仅有131300多字，就是说，残失了八万多字。

明代《淮南子》二十一卷本较多。编辑较早的有明刊花口九行本，之前还有高诱叙文和《淮南总评》。明代归有光《诸子汇函》中收录《淮南子》。实际刊刻于归有光早已过世的天启六年（1626年）。

其次还有明万历八年茅一桂刻本，成书于1580年。收入《广汉魏丛书》（1791年）、《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之中。其书系列尚有（明）茅坤批评本、明末闵氏刊朱黄套印本；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汪一鸾本；明崇祯间姚江张如刻本，有著、注、评、、订等体例。

二十八卷本

《淮南子》二十八卷本，目前所知最早的为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官刻《正统道藏》本。二十八卷本，是把《原道》、《储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七篇分为上下，成二十八之数。198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本《道藏》为底本，重新影印出版。此本最早为朱祁镇正统十年刻《道藏》本，入《道藏·太清部》八百六十三册至八百六十七册。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中说：“余未得见宋本，所见诸本，惟道藏本为优。”而他所用力校勘者，实际上是《道藏》本的翻刻本。

《道藏》本翻刻的较多，如明万历叶近山刻本，1581年刊刻；明万历刘氏安正堂刻本，1593年刊刻；明王元宾刻本；明江夏刘绩补注、明弘治王浦校刊，1501年刻本；明嘉靖九年（1530年）王蓥刻本；明万历临川朱东光刻中都四子本；明嘉靖吴仲刻本；明刘莲台刊小字本；清嘉庆所刻《道藏辑要》本等。

在诸多《淮南子》二十八卷本中，以刘绩补注本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为最佳。黄山书社2012年12月出版了陈广忠校点的刘绩补注本《淮南鸿烈解》。

国外《淮南子》版本

日本

据藤原佐世(891年)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所载，约在中国唐代时，日本就有：《淮南子》21卷，刘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21卷，许慎注；《淮南略》一卷。日本还发现唐抄本《淮南鸿烈兵略间》第二十残卷，和现在的版本有出入。进入20世纪，日本学界在版本源流上，有仓石武四郎的《淮南子考》，对许注、高注及北宋、明、清、近代的《淮南子》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淮南子》的日语译文，有于服部宇之吉《汉文大系》、后藤俊太郎《国译汉文大成》及楠山春树《新释汉文大系》

英语

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是翟译本《Huai Nan Zi》，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是马译本《The Huainanzi》。1884年巴尔福出版了《道家伦理性、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文本》，并附有《淮南子》卷一的英语译文；其后，伊万·摩尔根、安乐哲、约翰·梅杰等人分别对《淮南子》各篇章的英文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加拿大学者白光华节译《淮南子》第六卷。

德语

德文方面，目前可见的只有《地形训》的译文一段。

法语

法文出版过研究《淮南子》的论著多部，克劳德·莱丽、伊丽莎白·罗克特、白光华等对《淮南子》进行法文节译。

参考资料

淮南政协.政协淮南市委员会.2023-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