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经济学著作)

国富论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于1776年在英国首版发布。1901年严复将其翻译成中文名为《原富》，是此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后又相继出现了许多译本，均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书中总结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其经济思想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利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完善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二是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中心观点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只要合理追求自身利益，就能带来经济的稳定和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

《国富论》与美国《独立宣言》被西方学者合称为“产业自由宣言书”。《国富论》所阐明的经济理论仍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它与约翰·凯恩斯创建的“宏观经济学”一起成为统治西方经济思想的两大理论体系，至今还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国富论》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被列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成书背景

社会背景

《国富论》诞生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完成前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并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商业资本急剧向产业资本过渡、工场手工业急剧向机器大工业转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现象。当时的主流观念是“重商主义”(mercantism)。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一国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金银数量，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国家为了致富，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的原则。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看法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货币资本的渴望，重商主义称不上是一种理论或制度，但却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较有系统地讨论如何追求国家财富。诞生于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则对重商主义持反对态度，重农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民财富源于农业财富。重农学派秉承“农本主义”的理念，认为乡村的内在价值比城市高。重农主义者认为，教会和贵族是经济的寄生虫，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这种对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的区分，对亚当·斯密的著作影响颇深。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受法国重农主义学说的影响。

作者背景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之一。1723年6月，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寇克卡迪，1737年，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深造。1748年，亚当·斯密应邀去爱丁堡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将自己掌握的修辞学和纯文学等一系列知识展示给听众，演讲大获成功，亚当·斯密也因此名声大震。1751年，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执教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此期间，他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四个领域：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此后还六次修订再版，这使他成为学术界德高望重的精神导师。1764年，巴克卢公爵聘请亚当·斯密担任其私人教师，并携他赴法游历、生活。在此期间，亚当·斯密结识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的创立者弗朗索瓦·魁奈和杜尔阁。1766年11月，他返回英国，着手创作《国富论》，并于1776年3月9日出版。1778年，亚当·斯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亚当·斯密晚年定居爱丁堡，担任着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职。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成书过程

《国富论》开始撰写于1765年，第一版出版于1776年3月，历时12年，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65年10月之前，亚当·斯密在法国的图卢兹专心本书初稿的写作。第二阶段为1767年5月到1772年9月，其在柯科迪与其母亲共同生活，撰写《国富论》。第三阶段为1772年9月到1776年3月，为第一版《国富论》修订完善和出版时期。这一时段，由于亚当·斯密的身体状况不好，所以曾一度委托大卫·大卫·休谟来帮他出版，如1773年4月在给休谟的信中就提出，“因为我已托您保管我的全部文稿，所以我必须告诉您，其中除我随身带着的外，别的都不值得出版。”1776年3月9日，第一版《国富论》正式出版。

1776年10月，亚当·斯密致信威廉·斯特拉恩，提出希望了解《国富论》的销售问题，由于本书销售情况尚可，威廉·斯特拉恩提出再版，对此亚当·斯密也提出了改作八开的四卷本出版，于1777年底准备完毕。第2版做了一些补充和更改，包括理论上的一些修正，以及文体加工、增加实况材料准确性和补充资料，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书的体系。

再版后的《国富论》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对书中的一些不足，亚当·斯密也公开承认，在1780年10月，在给安德烈亚斯·霍尔特的信中就说，“虽然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有很多纠正，我不敢自以为它完全没有错误。我本人已发现几处不精确的地方，最大的错误在第2卷第482页……”。1782年，亚当·斯密着手开始对《国富论》进行修订，1784年6月，《国富论》第三版的清样校订完成。第三版出版后，亚当·斯密仍不断收集资料进行新版的准备，如苏格兰地区的人口问题、海关税收问题、货物进出口问题等等，两年后即1786年，修订后的第四版面世，使得《国富论》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1789年第五版出版。至此，历经24年的完善修改，《国富论》的最终版本确定了下来。

内容结构

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无论是本国生产的，或是从国外进口的，都来源于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因为，进口物品是用本国物品交换的，也就是用本国国民的劳动去交换外国国民的劳动。而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应状况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劳动的熟练程度，即劳动生产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他将该书分为五卷三十二章进行论述。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以及因分工而起的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第一卷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及生产物分配给各阶层人民的顺序

亚当·斯密开篇表明，由于劳动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劳动分工必须由货币来促进，因为劳动分工是商品交换发达的产物，进而引出对实行交换的条件即价值和价格的论述。对于价格的考察表明，它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价格依存于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这一卷从劳动分工切入，随后分析了交换、货币和交换价值，论述了产品的分配，即工资、利润和地租。

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至投资，实质上都由分工引起。分工源于人们以物易物的交换，其发展归因于市场交易的扩大，某一时期特定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说明由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促使分工出现和发展起来，这种力量又促使分工成为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在货币理论的论述中，他完整地提出了“分工的出现——物物交换——货币”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顺序。这一章阐述了亚当·斯密的重要思想，即劳动价值观。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最早、最系统的阐述。

关于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亚当·斯密给工资下的定义是：工资是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者（企业家、农场主）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他认为，工资由协商或合同决定，在平衡过程中雇主居于有利地位。他把工资率分成三种状态：均衡状态，衰退状态，上升状态。他将利润同工资的利润率结合起来讨论，指出其他条件也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资本数量保持相同，利润率也还是与通行的工资率有关。论述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变化时，亚当·斯密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在性质上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出发，从职业不均等的角度，深入对工资和利润进行探讨。

关于地租，他主要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从成本价值理论出发，将地租现象只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第二，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第三，粮食生产享有独特地位。其原因是，随着粮食生产的扩大，人口会不断增加，因而粮食生产可以自己创造需求。

第二卷论财富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亚当·斯密认为，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能为所有者带来利润的都是资本。通过对资本的分析，亚当·斯密认识到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且，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这一卷从资本出发，分析了资本的构成，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资本的各种形态。

论财富，主要论述了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在研究货币时，亚当·斯密先把资财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全部资财必须进行区分才能进行研究，于是他将资本首先从这些资财中分离出来。他不仅仅把有形货物看作资本，把“全体居民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也看作资本。他引入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进而对属于这两种资本的各种货物进行了分类。

论资本积累与贷出利息，亚当·斯密的逻辑顺序是，先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然后讨论利息，最后重点落脚到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上。他认为储蓄倾向是物质资本的真正创造者。亚当·斯密说国家每年储蓄与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节俭会增加公共资本，奢侈会减少公共资本”。对于利息问题，亚当·斯密将利润看作基本现象。其论述主要为三点：第一，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多，竞争越激烈；第二，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认为金属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息率下降；第三，他对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适当而审慎的论证。

第三卷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

第三卷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对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所起的作用。这一卷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农业的抑制状态，阐述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的恶果以及农奴、佃农和自耕农等对土地改良的态度。研究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叙述了城市居民获得自由的经过，以及国王与城市居民联合向地主贵族进行的斗争，城市在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亚当·斯密赞扬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商业的力量，地主贵族的权力受到了工商业的彻底摧毁。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按照财富自然增长的顺序，应首先将资本用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最后用于对外贸易。但是这个顺序已被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颠倒。

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在第四卷中，亚当·斯密既驳斥了重商主义片面强调国家储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也否定了重农主义者将土地视为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提出了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观点。他认为重商主义混淆了财富和金银的概念。他否定了经济管制政策，主张自由放任。对重农主义的批判同批判重商主义不同，他认为批判重农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天然自由的合适体系，只有这个经济体系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国王“监督私人劳动”，并将其导入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第四章亚当·斯密讨论了殖民地，他对殖民地的历史和演进的论述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方法，他没有证明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这个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本卷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亚当·斯密认为商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贸易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但如果商人资本认为投入在该行业的回报远低于其他优势行业，投入的资本就不会迅速增加，因此是否可以引导产业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就不一定了；如果没有限制，虽然国内市场会收到一定的冲击，但这本身也不是国内商人的利益之所在，国内商人会把资本投资在优势行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而如果每个商人都在自己的领域获得统治地位，那实际上就是总体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

第五卷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五卷讨论君主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支出超过收入后的应付策略。这部分论述还涉及国防支出，包括的面较广，涉及各种军事组织、法庭、维持公共工程的方法、教育和教会机构的讨论。斯密主要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债。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政是政权的基础，因此君主或者国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等方面职责需要通过财政来实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公共资本和土地，实际上公共资本和土地并不足以支付国家的必要开支，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费用应该以赋税的方式获得，但赋税的征收需要遵循四种原则：按照收入的比例缴纳国税、应缴纳的赋税必须确定且不得随意更改、缴纳赋税的日期及方法应该以方便纳税者为前提、向人民征缴的赋税应该与国家实际收入相等，赋税主要包括：地租税、利润税、劳动工资税、土地房屋及资本价值附加税。公债是国家发行的借款凭证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但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发行公债，认为公债会陷国家于不利；国家的主要收入是赋税，发行公债的本息必然通过赋税来偿还，因此国家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增加赋税，增加赋税又会引发资本外逃；除非因战争需要，否则发行公债用于政府开支时，会进一步降低社会生产力，国家只能宣布破产。

主要主张

亚当·斯密的主要思想包括：自由放任的政策、国际贸易理论、国家干预的有效性、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劳动价值论、批判重商主义、批判重农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税收四原则、国富民裕、重视节俭等。

自由放任的政策

亚当·斯密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最早的经济学家。自由放任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把充分的经济活动的自由看作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条件。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着自然的客观的规律性，顺应这些规律让其自发地起作用，才最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的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他在《国富论》中提到：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象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贸易的倡导扭转了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发展方向，使自由贸易理论成为了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对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依据，他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绝对优势原理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各国存在着产品绝对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各国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分和生产，出口本国生产成本绝对低的产品，进口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的产品，就可以获得绝对利益，增加国民财富。在论证绝对优势时，亚当·斯密首先阐述了绝对优势对于国内分工和贸易的有利性。他说：“ 每一个精明的户主的座右铭是：凡是制作起来比购买更费钱的东西，绝不要在家里制作。裁缝不自己制鞋，而是向鞋匠买鞋。鞋匠不自己缝衣服，而是雇裁缝缝制。......，他们都发现，用一种使自己对邻人居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全部劳动，用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产物或是它的价格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于自己有利的。”他认为既然对于国内分工和贸易是有利的，按绝对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必然是有利的。他认为绝对优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自然优势，另一类是后天获得性优势。亚当·斯密认为先天自然优势是一国绝对优势形成的基础，而后天获得性优势则可以弥补一国自然资源上的不足。他的绝对优势原理奠定了其后长时期内国际贸易纯理论的探求方向，为大卫·李嘉图等人的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他的对外贸易促进分工进而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思想为新贸易理论所继承，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当然的逻辑起点。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还为研究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家干预的有效性

亚当·斯密认为如果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对于国防“不采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习性是会使他们失去自卫能力的”。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有必要对有关国防的产业进行干预。他认为，在“国防所必需”的产业方面对外国“加上若干负担“（即课以关税）会对本国大有好处。他认为自由放任虽能增加国家财富，但是当国防需要时，政府应当舍弃自由放任，改行保护政策。斯密虽然主张政府是有限政府、守夜人政府、廉价政府，但是他倡导的是有作为、有能力的好政府。他反对政府对微观经济个体的直接干预，但他主张政府实行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节；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扰，但他提倡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他反对政府不当立法阻碍经济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他提倡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彻底的无所作为。

收入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对劳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构成了他的三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他说：“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家，而工人这个种族就将灭绝。”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又精辟地指出：“丰厚的酬劳宛如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这一思想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经济发展一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重视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从而可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保持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劳动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在初期野蛮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但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以后，这些生产物则需要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进行分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劳动者的普通工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在具体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前者的影响，并以之作为深入研究工资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还认为劳动工资差距受社会不公平的政策和不正常的竞争的影响，对今天主张建立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书中作者通过举各行各业的例子来论证了分工能够使各种产品成倍制造和激增，因为劳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各阶层就都普遍富裕起来了；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城市越大交换能力越强，所以大城市的分工往往比小城市的分工更精细，也被称为“斯密定理”。

提出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劳动才是衡量真实价值的唯一尺度，劳动本身的价值恒定不变，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格，等量劳动具有等量的价值。他首先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通过美洲河狸和鹿的例子意图说明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平均劳动量决定了该商品的价格，他深入研究了交换量的比例而不是绝对量上的比较，创立了劳动数量价值理论。

批判重商主义

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通过高关税、禁止进口、退税、发放奖励金、签订通商条约、建立殖民地等方式提高国内的金银储备量，从而积累国家财富的目的。亚当·斯密指出，金银作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并不是真正的财富；贸易逆差并不会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实力，如果逆差是由于进口商品加上关税后依然比国产的有价格优势，人民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而把剩余的资本用于投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只有其生产长期不能满足消费，才是真正的衰亡之源。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因对外殖民储备大量金银的政策而抑制其农业、制造业发展，导致两国逐步落后。

批判重农主义

亚当·斯密批判重农主义把农业当做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分工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不赞成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高度重视，资本应该先作用于农业，但基本生活资料满足后就要开始发展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产业结构对国民的财富影响举足轻重，而劳动要素中资本的流向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如当时的中国过度重视农业，导致忽略海外市场的拓展，其他产业发展受限，而对比欧洲，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繁荣一时。

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亚当·斯密认为，两国的贸易中，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自由贸易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势必是低于国内生产才会被进口，因此两国的生产力都会增加。他指出，国家制定政策都会有偏向性，反而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通过国家分工和自由竞争，让资本自由配置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亚当·斯密还首次论述了汇率的波动和结汇币种会对贸易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后人形成了极大的启发。

提出税收四原则

亚当·斯密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经济”四项税收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广泛推崇。平等是指向公民征税的额度应该按照其收入的比例和享受的服务确定，确定是指征税的标准和额度是确定的不随意变更，便利是指为公民纳税提供便利时间和方法，经济是指所征税赋与国家收入相等。

提倡“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目标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报酬的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费维持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其主张高工资，认为劳动者创造财富，人民越富有国家越强大，从而最终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平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个观点可能是源于人与人天然平等的思想。他说：“就天赋资质来说，利奥六世与搬运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畜牧家犬的差异，要少得多。”亚当·斯密的平等思想，对当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尊重劳动者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伦理建设的人，对劳动者富有同情心，在《国富论》这本巨著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在叙述社会上三大主要阶级（地主、资本家、劳动者）各自的优劣时说道：地主阶级是社会繁荣的获利者，但他们不劳而获，是个无所作为、没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最受尊重，但个人利润与社会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资本家也要从私利出发而不顾公益。劳动者在社会繁荣时受益不多，在社会衰退时受害最重，所以只有劳动者与社会公益联系最紧，但他们又在社会上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重视节俭

亚当·斯密认为，节俭是增加资本的直接原因。资本只有用于生产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任意挥霍只会把资本消耗掉；节俭相当于增加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因而可以维持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数量和更多的劳动量，最终增加整个社会的劳动年总产值，使社会财富得以增加。以英国为例，节俭不仅让老百姓富足而且在天灾人祸之后更从容的应对，以为他们节俭的资本在发挥作用。

出版历史

《国富论》版权保护自然终止之前

第一版《国富论》由伦敦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以及爱丁堡的出版商威廉·格雷奇，以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在伦敦、爱丁堡等地共同出版，上卷包括第一、二、三篇，510页，下卷包括第四、五篇，共587页。初版没有序言和索引，大约出版了500至1000册。随后在1778年、1784年、1786年分别发行了二、三、四版。1789年，亚当·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一一第五版《国富论》发行，发行量为1500册。直至第十版，其版权都在斯特拉恩公司，于1804年《国富论》的版权保护自然终止了，多种编辑版本开始出现。

《国富论》版权保护自然终止之后

1805年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Iayfair)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国富论》，在其中，普莱费尔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独立的注释、补充与批判。1814年，戴维德·布查纳(David Buchanan)则主编出版了一个新的四卷本的注释评论版的《国富论》，在该版本中，布查纳尝试修正与补充亚当·斯密的分析，意图保持《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系统性与完整的特性。1797年，一本题为《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的删节本或完整分析报告》(A Complete analysis or Abridgement of Dr.Adam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书，在剑桥由本雅明花公司(Benjamin Flower)印刷出版。该书的编者为乔伊斯(Jeremiah Joyce)，他在保留《国富论》主干结构与思想的基础上，将其篇幅精简至少于300页。1776年6月中旬，第一个都柏林版的《国富论》出版，篇幅为3卷8开本。

《国富论》中译之初

1896年10月至1901年1月，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1899年，严复初拟译名《计学》，但1901年整部译著完成之时，严复将其定名为《原富》。1931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对亚当·斯密一书进行翻译，首次定名为《国富论》。但1972年的修订版将书名改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在译序中写道“原名应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

作品影响

《国富论》对经济学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分综合了众多思想体系而形成，这一理论体系不但影响了后来的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等学派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并启发了一些经济学家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其中著名的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约翰·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亚当·斯密伦理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国富论》第八章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他说：“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家，而工人这个种族就将灭绝。”劳动经济学中的最低工资制的思想应该源于此。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又精辟地指出：“丰厚的酬劳宛如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这一思想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经济发展一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重视对劳动者收人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从而可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保持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国富论》中对与商品生产和交换密切关联的市场的阐述，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分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杰出的贡献。《国富论》中经济自由思想对一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社会都有不容忽视的普遍意义。书中的经济思想，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为出发点。它研究这个社会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它的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这些分析对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不论其社会性质如何，都有不同程度的参考、借鉴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也影响了包括像伊曼努尔·康德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利奥六世。"而思辨哲学家存在的意义对于经济转型和政府调适又都是极为重要的。亚当·斯密指出，近代(《国富论》发表的时代以前一段时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而《国富论》的发表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富论》对经济史学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经济历史学的开创之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经济史学赖以建立的基础。今天的经济史学界，虽然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不断涌现，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仍然是亚当·斯密创立的。《国富论》首次明晰地揭示出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制，即一个不靠习俗和指令的社会必须组成一个系统，以确保能生产出生存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必须安排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靠市场。因此，《国富论》从分工开始，系统论述了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等基本经济理论和运动规律。《国富论》中关于历史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引用历史作为例子进行理论分析，例如自然条件、分工、利率、职业培训(学徒)；其次，直接讨论历史，例如货币、殖民地；最后，讨论当时的情况，这对后人来说就是经济史。特别是在《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和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亚当·斯密分别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在经济思想上出现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进行了分析，说明它们在经济政策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上不利于经济自由发展的作用，这实际也是为论证如何增加财富而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的论述总结。《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论述了为保证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所需要的国家赋税政策，说明了国家课税的必要性，以及课税必须遵循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原则，否则就不利于财富增长。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是经济历史学赖以建立的基础。

《国富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亦受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深刻影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三个来源之一，没有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马克思就很难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对卡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马克思说，他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亚当·斯密一大卫·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方法，即他尝试的抽象掉资本主义经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力图寻求决定这些现象的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探讨这一制度内在联系的方法，虽然没有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整部作品中得以彻底贯彻，却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里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光辉思想，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在克服了亚当·斯密在社会经济历史阶段的分析，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出现的不足的基础上得以完善的。

《国富论》对20世纪初管理理论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不仅对以后的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对20世纪初的管理理论影响颇深。20世纪的前半期是一个管理思想多样化的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管理学家，如泰勒、弗兰克和莉莲·吉尔布雷斯、法约尔等，他们的管理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斯密分工理论的影响，表现在关于“第一流工人”的观点，通过动作研究、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经营管理活动分类，管理者角色的区分等方面。20世纪初的管理学家把分工理论运用到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通过把工人分类，把工人的动作分类，把经营管理活动分类，把领导者角色分类，使分工理论在管理学中得到了拓展，也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国富论》对立法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农主义和政府干预贸易自由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并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控经济的自然法则。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律学最初交汇的基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推崇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里面肯定了自然法理学是所有学科中最为基本的科目。亚当·斯密对法律经济问题的分析，既涉及抽象的法哲学问题，也涉及具体的法律制度问题；既涉及法律的价值问题，也涉及法律的实施问题；既涉及公法问题，也涉及私法问题，这些理论对于后来市场经济法律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于《国富论》影响深远，客观上使其更多地关注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如何自由，都必须有国家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作为支撑。

《国富论》对体育教学改革的影响

现代社会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劳动分工，其价值在于集中个体的注意力和精力，减少从事工作的种类，提高工作频率和效率，加快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结果是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劳动分工理论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根源，也应为体育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体育教学改革的主旋律是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教学组织要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满足学生身体心理需求，教学为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熟练掌握运动技能，培养体育运动意识和习惯，能够满足终身运动的人的需要，培养身心健康、个性完善的教育目的。社会分工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分工把每个人的体育教学简化到只从事一种运动。体育教学应用社会分工理论，将节约原先一个人每学年学习多种运动时由一个运动转换到另一个运动所花费的时间。分工式运动专项教学，以学生运动兴趣培养为中心，促进其运动技能的正迁移。

外界评价

《大不列颠岛百科全书》对该书的评价是：经过200年以后，亚当·斯密仍然是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高耸入云的人物。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评价说：“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出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罗德·罗杰斯1876年在《国富论》诞生100周年时说过，“亚当·斯密推出结论的过程与他的追随者或注释者们得到同样结论的过程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不同更加意味深远了。”

佛罗里达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文·索贝尔说，“《国富论》是那么广泛地包涵着人类的历史、伦理、经济和政治上所表现的行为的所有方面，以致不同的和对立的思想学派都已经能够与斯密认同。”

卡尔·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认为：亚当·斯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不仅将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这位印度经济学家在著述中反复阐明了亚当·斯密的贡献。

翻译家严复认为“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当·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他说西方的富强在于采用了亚当·斯密的M理论和政策，他在给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也特别推荐“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此书。1901年，严复翻译了亚当亚当·斯密《国富论》，标志着中国引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