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元代脱脱主修的史书)

《金史》系元朝脱脱等人奉敕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一部系统反映女真完颜氏部族时代和金朝百年兴衰历程的官修史书，主要记述了自完颜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至完颜守绪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期间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

孛儿只斤·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即下令置翰林国史院，诏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主持开修《金史》，后因种种变故致使撰修工作迁延八十余年，直至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方才成书镌刻。全书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另附《金国语解》一卷。

元修《金史》，主要以金朝实录、王鹗所作《金史稿》、刘祁所作《归潜志》、元好问所作《壬辰杂编》等为史源，一并辑取《大金集礼》《大明历》《中州集》等著述撰修而成，是为后学研究金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为一部元末成书的官修正史，《金史》在推崇儒学治世思想的基础上，也反映出元代统治者强调多民族一体和希冀以史为鉴的治世思想；《金史》的成书传世，则首次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少数民族创立政权的正统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所创帝纪编纂体例亦对后世颇具影响，明清两代官修史书就此均有取法因袭。同时，又因《金史》叙事详略较为得当，撰修水平多胜宋、辽二史，故此常被后世称誉为元修三史“最善”之本。

撰修背景

宋元之际，“国可亡，史不可灭”的思想已经开始生发，并渐次为历朝士大夫阶层所渐次接受。金朝灭辽后，“帝统”承袭（“德运”“正闰”）问题尚在争论期间即已灭亡，《辽史》议修工作就此戛然而止。蒙古灭金不久，继承这一思想的刘秉忠、王鹗等人，随即向元朝统治者进言开修辽金二史、传于后世。

元顺帝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剧，元朝社会矛盾开始日益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呈现出多点爆发的态势；元朝统治者出于道统延续的政治考量，遂再度诏令翰林国史院开局修史，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寻求籍此总结前朝兴亡经验，宣扬王朝更迭自有天数，绝非人为所能改变的“天命观”，继而达成压制民众思想、维护政权统治的目的。

主要作者

《金史》撰修历时绵长，孛儿只斤·忽必烈时期系王鹗主持议修，累至元顺帝一朝重开史局，方才改任脱脱领衔都总，帖睦尔达世、太平、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十五人一道参纂而成。

王鹗（1190年-1273年），字百一，曹州东明人，系完颜守绪正大元年（1224年）科举状元，官至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天兴二年（1233年）金朝灭亡，王鹗在蔡州被俘，后为张柔解救招入幕府。蒙古乃马真皇后三年（1244年），受聘加入孛儿只斤·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忽必烈登基称帝初年，王鹗官拜翰林学士承旨，翌年主持撰修辽、金二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年届八十四岁的王鹗去世，谥号“文康”。

脱脱（1314年-1355年），字大用，元蒙古蔑儿乞部人，出身元朝名门望族，父亲马札儿台曾官拜中书丞相。脱脱自幼身强体壮，少年即能挽强弓，后师从元末名儒吴直方，一生文治武功颇有建树，十五岁既已出任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元顺帝年间，脱脱因平定唐其势叛乱、驱逐擅权右丞相伯颜、整饬朝纲吏治有功，一度累官至中书右丞相，都总修纂《辽史》《金史》《宋史》。元朝末年领兵镇压农民起义屡立战功，后因派系斗争遭致弹劾、罢官流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为哈麻假传圣旨赐死，卒年四十二岁。

欧阳玄（1283年-1357年），字原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与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同宗，彼时以文章著称于世。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二年（1315年）赐进士出身，官拜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受命出任《辽史》《金史》《宋史》纂修总裁官，后又多次官拜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封楚国公，谥号“文”。著有《圭斋文集》流传于世。

成书历程

早期酝酿

蒙古灭金后，金朝旧臣元好问等人认为，金朝典章制度完备，几乎可以比肩汉唐，应当记录传至后世，故以“国亡史作”为己任，开始发愤著书、首倡撰修《金史》。蒙古乃马贞氏元年（1242年），汉族刘秉忠进入孛儿只斤·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参事后，同样向元初统治者提出了“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的建言，认为旧朝国体虽已灭亡，但其国史不可不立，且为旧朝修史亦对新朝多有裨益，力荐元朝统治者应当正式将《金史》撰修提上日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进言称：“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力主博采前朝遗事，开院撰修辽、金二史；随后张柔进献金实录及秘府书，一并建议正式开局修史。孛儿只斤·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下令置翰林学士院开修辽、金二史。

历朝诏修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3年），时任参知政事商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推举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髙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鳞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道（）、孟祺、阎复、刘元为应举，《金史》初期纂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至元五年（1268年），王鹗年迈辞官后，元修《金史》逐步搁置。忽必烈之后，又历赵祯、赵曙、成宗、文宗等数朝，虽屡次诏修辽、金、宋三史，但受元朝政权时有动荡、正统义例纷争渐起、史料散佚史才不足等叠加影响，始终未能纂修成书。

镌刻刊行

累至元顺帝一朝，各地反元农民大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元朝统治者迫切希望假借修史之手，继而进一步宣扬天命观、神学论，希冀从思想统治入手挽救元朝日趋式微的命运。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决心下令重开史局，以中书丞相脱脱为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帖睦尔达世、中书平章政事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侍御史李好文、礼部尚书王沂、崇文太监杨宗瑞等为总裁官；江西省湖东道按察使沙剌班、副使王理，翰林待制伯颜、监察御史赵时敏、国子博士费著、太常博士商企翁等为纂修官，按照“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原则展开撰修。其间，脱脱“三史各为正统”“江南三省官田税收资为修史”的裁定，为后续撰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迁延八十余年的《金史》一书最终脱稿，翌年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首版刊刻发行。

内容概要

《金史》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立《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通计一百三十五卷，末附《金国语解》一卷，系元朝官修“三史”和中国现行“二十四史”之一，比较系统地记述了上起完颜阿骨打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下至完颜守绪天兴三年（1234年）金国覆灭的一百二十年历史，大量载录了金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对外关系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内容，是为当代研究了解女真族所建金朝兴衰历程的最基本史籍。

《金史本纪》记述了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1068年）到金哀宗天兴三年金朝灭亡（1234年）期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该部通篇按照编年体叙事逻辑，先立《世纪》，后置《本纪》，再作《世纪补》，简要追述了金朝立国前，女真族完颜部始祖完颜函普、德帝乌鲁等十位首领的生平事迹；详细载录了金朝立国后，完颜阿骨打、李世民、完颜亶、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完颜永济、完颜珣、完颜守绪等九代帝王的言行政绩，并以此为全书总纲；《世纪补》则为逝世后追加帝号的三位“父皇”补修立纪，简要刻画了其生前履历。

《金史·志》从“天文、历法、五行、地理、河渠、礼制、乐制、仪卫、典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等十四个方面出发，集中记述了金朝建国百余年间的各种典章制度、行政区划、自然现象等情况，叙事较为详尽，内容丰富多元。《百官志》系《金史·志》的主要撰修部分，不仅载录了金朝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架构，而且还介绍了女真部族特有官制的基本情况。

《金史·表》涵盖“宗室表、交聘表”两部分，宗室表采取表格加按语的方式，记述了金朝完颜氏家族的世次关系；交聘表则以年号纪年的方式，收录了金朝与邻国政权往来的主要史事。

《金史·列传》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先后为后妃、王公、宗亲、权臣、世戚、忠义、文艺、孝友、循吏、酷吏、幸、列女、宦者、方技、逆臣、叛臣等人物立传750余篇，重要历史人物皆在文末加以“论赞”，或简评或略论其是非功过。《金史·列传》立《外国传》，重点记述了金朝与西夏、高丽政权之间的一系列史事，是为元修三史的一大亮点。

撰修特点

叙事详略得当

《金史》初修之际，已有前朝史家元好问、刘祁等人广泛搜集金代史料整理成书，而后又有元将张柔进献所藏金代历朝官修实录。及至元顺帝再度诏修《金史》，元朝数代史家既已陆续修成反映金代史实的《大金集礼》《大定遗训》等史书多部，同时又有元朝初年王鹗等人所作《金史稿》为底本，续修《金史》所需史料实则已经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使得元顺帝一朝纂修《金史》工程大为简化，记述叙事也有了比较充分的史料储备，继而促成了《金史》叙事详尽、干支分明的撰修特点。譬如《金史》的《天文志》，比较详尽地记述了金朝一代所发生的历次日食、月全食、太阳黑子等天文现象，其间所发生的42次日食活动全部详细记录在册，对后世研究这一时期天文现象提供了基本参考；又如《金史》的《河渠志》，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方水陆交通和当年治理黄河的相关历史，大篇幅介绍了金朝统治年间的重要水利兴修、黄河水患爆发、河渠疏浚治理等事件。

在行文结构上，元修《金史》叙事层次也颇为分明。纂修者大多采取了统分结合的叙事逻辑，注重分清事件发展的主流与支流加以展开。如《金史》记述出河店之战，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御驾亲征一事即载录于《本纪》篇；而俘虏辽朝末代君主和宋朝徽、钦二宗，则主要系宗翰、宗望两人功劳最多，故多详细载录于《宗望传》《宗翰传》篇，继而使得全书篇幅既能详略得当，又显得重点突出。

体例多有创新

《金史》撰修虽总体取法前代史书，但在体例运用上却不墨守成规，且具颇多新颖之处。《金史》在沿袭历代史书为实位帝王立纪传统的基础上，首创专门记述女真部族历代先祖生平事迹的“世纪”篇，清晰刻画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面貌；首创专门记述逝世后追封帝号人物生平事迹的“世纪补”，进一步廓清了金朝帝位世袭传承的历史脉络。

《金史》在沿袭历代史书为前代修史立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纂修“交聘表”，专记金朝与宋朝、西夏、高丽政权之间使臣往来、会盟议和、表章交换、战事攻守等重大历史事件；“交聘表”又以金朝年号纪年，分置“时间、宋朝、夏朝、高丽”四栏，从纵向比较和横向发展两个维度出发，较为系统清晰地呈现了金朝与周边诸国的交往关系及其发展变迁。

专立《金国语解》系撰修工作的又一创新。女真语作为金朝通用语言文字，政权灭亡后即被渐次废止、不再使用，元修《金史》专立《金国语解》一篇，分置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等五目，逐一标称作出汉语解释载入正史，为后世研究了解金朝历史和女真文字提供了诸多便利。

思想主张

推崇儒学

元修《金史》继承了金朝儒学治世的理念，以“天命、王道、仁政”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旨趣在全书多有体现。如在《金史·列传》中，纂修者便多次引述儒家经典论赞、品评金代各类人物，以儒家倡导的“仁、义、忠、孝”为义理衡量标尺，褒扬有德、有识、忠正之士，贬斥叛逆、误国和碌碌无为之辈。又如《金史本纪》《金史·志》中，纂修者同样以儒学“天命论”为经纬，强调金人灭辽朝而得天下皆拜神明所赐，万物五行相克相生亦不能跳脱天命，鲜明传递了元代统治者“小至个人荣辱，大到王朝兴替”皆为天命的修史理念。《金史》成书之际，都总裁阿鲁图所作《进金史表》，则进一步将“天命论”与“仁政”思想为一体，把金朝治国之道集中归结为“以武力夺取天下，靠儒学维护道统”的政治表达，清晰展现了元修《金史》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推崇之意。

多民族一体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在确立“三史各为正统”撰修原则的基础上，对金朝“同华、同夏与同汉，同经籍、同文脉与同为正统，同籍贯、同编户与同国人，同风、同文、同伦，同君、同轨、同宇”等多民族一体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并将多民族一体的思想主张融汇贯穿于《金史》各卷之中，叙事多视金朝为一个整体而立论，鲜有谈及各类人物的族别属性，继而进一步淡化了有金以来的“华夷纷争”。譬如《金史》论赞，在品评金朝各民族人物时，往往不再突出强调人物族别，记载也多以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为主。即便偶有涉及民族区分问题，《金史》记述也多立足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展开。

以史为鉴

《金史》完书刊刻之际，《进金史表》即申明了“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的修史理念；随后，元顺帝又对时任中书丞相阿鲁图等群臣直言：“史既成书，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然岂止激劝为君者，为臣者亦当知之”，更为坦率地表露了元朝统治者“君臣皆应以史为鉴，共同维护元朝统治”的心迹。《金史》纂修史官在论赞部分，同样对金朝立国百余年的兴亡原因多有分析探究，认为金朝兴衰除受天命影响外，还受到人谋和用兵的多重影响。在元末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通过修史总结前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宣扬元朝政权上承“辽、金、宋”而得正统的合法性，希冀籍此来挽救早已身处危亡之中的王朝统治，则进一步凸显了《金史》撰修以史为鉴的现实需要和重要意义。

历史影响

政治影响

元修三史的成书传世，首次真正意义上承认和确立了少数民族建立统一政权的正统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有明以来延至当代，仍有部分学者不以金朝为正统，但始终未能改变这一既有事实。《金史》作为一部元朝官修的纪传体史书，较为直观地记述金朝年间时代发展变化的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元朝统治阶级民族、家国观念的演进变迁。譬如元朝官修“三史各予正统”的治史思想，《金史》少提人物族别而多以“金人”相称的叙事手法等，都进一步促进了后世同华、同夏与同汉观念的生发，推动了后世同经籍、同文脉和同为正统理念的发展，加速了唐代以来同籍贯、同编户和同国人认知的形成，对后世家国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一体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

史学影响

《金史》作为一部记载多民族融合荟萃的史书，其史学价值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就体例而言，《金史》在因袭历朝修史旧制的基础上，首创运用了《世纪》《世纪补》的修史体例来进行帝纪编纂，尽管其间内容记述不多、语焉不详，但仍对后世修史有开创之功，后为明修《元史》、清修《明史》所取法。《交聘表》《金国语解》也系《金史》纂修者所独创，尤其是《金史》后附的《金国语解》篇，不仅反映了《金史》民族史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元朝史官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和远见。

就史料而言，《金史》撰修时间绵长，史料积累颇丰，既有金朝重视修史且留存有较好的史料基础，又有金朝遗老元好问等人始作《壬辰杂编》《归潜志》的积极奠基，后有元初修史总裁王鹗等人所作《金史稿》的奋力开创，终有元末都总裁脱脱的果断裁决和总裁官欧阳玄等人的系统集成，使得《金史》较为完整地反映了金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领域的历史史实，继而成为了一部记载多民族融合荟萃的官修史书，颇受历代史学家所称誉。同时在当下金朝史籍著作多散佚或失传，女真早年因无文字而史料缺失，后续女真所创语言文字又渐次衰亡，西夏因未纳入正统而缺乏完备记载的现实境遇下，尽管元修《金史》本身存有不少历史学缺陷，但这一汇聚了当年诸多反映金朝历史原貌史料的史书传世，对于当代研究金朝和女真族历史依然具有重要史学影响。

就功用而言，《金史》虽有讳言金朝前中期的金蒙关系和战事，又或间有不少记载内容的疏漏讹误，但总体较好地反映了金朝所处时代宋、金、辽、元、西夏等王朝政权的关系变化和金朝一代典章制度、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意识的重要演变，使得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与面貌得以完整呈现。与此同时，《金史》一书还比较详备地记述了金代的政治军事、人口经济、社会结构、行政区划、自然现象等内容，对后世研究金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历史演变，乃至借鉴吸收金朝一代军政外交的成败经验均产生有多方面影响。

历史评价

明清时期

《金史》自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付梓镌刻，流传至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古今史家多有好评，但也间有批评。明人郑所著《井观琐言》曾诟病“史中凡改姓名者，当其未改，只有著其旧名，乃得事实”“今《金史》尽书后所更名宗望、完颜宗弼之类，非是”，认为《金史》记述宗望、宗弼等曾有更名经历的人物时，一律载新名而不用旧名，有失史实。清人赵翼所作《二十二史札记》则评价“《金史》行文雅洁”“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认为其行文整洁雅观，叙事详略得当，撰修水平远胜《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也称誉《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认为在元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是为修撰最好的一部。清人施国祁、顾炎武等也对《金史》叙事、史裁、文笔多有称颂。

近现代时期

清末史家李慈铭曾在《荀学斋日记》中指摘《金史》“乃绝不见史载佳处，至多不成句读，盖当时记载，皆俚俗之词，无能为之润色也”，认为元修《金史》问题甚多，实在乏善可陈，以至于自己想要为之润色都无从下手。近代史家梁启超则认为：“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已故学者张孟伦认为：“《金史》是修得较好的，但又是有缺点的”。他以《金史》所录卷十三《卫绍王纪·赞》为例，称誉《金史》撰修已然摆脱了历代史家论赞的因袭弊病，对《金史本纪》既已载录的史事不再论赞部分加以评断，而是传至后世以求公论；同时张孟伦也指出“《金史》记事，往往有一事，而重见于两三处的”弊病，“重重复复，实在令人怨烦，不愿卒读”。当代史学界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难称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等相媲美，但在元修三史中仍属最好的一部，较之明修《元史》而言亦略胜一筹。

版本流变

《金史》初刻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传世至今已有近700年历史，其间历经数次刊刻印刷，现为史学界所广为熟知的主要有：元至正本、明洪武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殿本、清局本、民国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修订本等版本。

元至正本

元至正本系《金史》祖本。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金史公文》载称“今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印造一百部”，即《今史》修成后第二年率先在杭州市镌刻付印，这便是最早一版的《金史》祖本了。元至正本形制为细黑口、四周双边，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简称元刻本。元明交替之际，因至正本《金史》刻板渐次散失，加之元朝年间刻印《金史》本就不多，故已知现存的元刻本《金史》均系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今藏元刻本《金史》有甲、乙、丙、丁、戊五种，甲本今存五十四卷，乙本今存四十三卷，丙本今存七卷，丁本今存四卷，戊本仅存一卷；另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等藏有少量卷次，累计叠加已知现存不相重复的元刻本《金史》八十八卷。

明洪武本

《金史》第二个版本系明洪武年间的覆刻本。元至正本《金史》刻成不久，元朝治下各地便已烽火四起、战乱不断，《金史》刻板也随即遭到损毁，明朝初年至正本已很难见到。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重刊历朝史书，《金史》遂于福建书坊开板雕刻，最终刻成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二月。该本系至正本《金史》的覆刻本，形制为左右双边，少量四周双边，同为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世称明覆刻本，又称明洪武本，是为后世诸本中传真度最高的本子。正因明洪武本与元至正本形制高度趋同，所以直至清代末年内阁大库所藏至正本面世，仍有不少当世学者和藏书家误将两本混为一谈。

明南监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时任锦衣卫千户沈麟提议校勘历代史书，然届时《金史》“浙版已亡，止存印本”，故嘉靖帝即令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主持重刻涵盖《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总体以元至正本为底本再次开雕刻印，最终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由新任祭酒林文俊主持雕印完书，总体形制与元至正本相一致。新刻南监本《金史》完计2398面，校订修正了元至正本中的一些显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误，加之刻印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刻成不复细勘等缺憾，南监本《金史》修成不久即被称为 “大花脸本 ”；但总体相较后世版本而言，仍属《金史》诸本中讹误较少的善本。明南监本《金史》卷首均刻有“大明南京国子祭酒臣张邦奇、司业臣江汝璧奉旨校刊”字样，版心上方亦刻有 “嘉靖八年刊”字样，后续递修补刊工作一直持续到清代初年。清乾隆殿版《金史》刻成后，明南监本便再鲜有刊印。

明北监本

北监本系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所刻，是为《金史》传世的第四个主要版本。朱翊钧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南监本《金史》等史书届已刻成数十年，府库所存官刻旧板多已磨损严重，北京国子监遂“奏请重刊二十一史”，万历帝诏命时任司业张位主持雕板刻印。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南监本为底本组织开雕，直至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刻成，《金史》重刻工作前后历时近十年，累计花费府库银两六万金。北监本《金史》形制仍为左右双边、半页十行制式，但每行所载字数改为二十一字，版心上部刻有 “万历三十四年刊”字样，总体版式较为整齐，但不如南监本古雅，且内容校勘不精、讹误明显增多。明崇祯年间和清康熙年间，北监本《金史》又曾历经两次校刊，讹误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总体质量尚且不及南监本。

清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爱新觉罗·弘历下令重刻历代正史，武英殿遂以明北监本为底本展开校勘，最终在乾隆十一年镌刻成书，再版《金史》形制与明北监本总体相一致，世称“殿本”；鉴于本轮校勘对北监本讹误多有承袭，校修工作所做努力颇为有限，且有新增多处舛(chuǎn)误，故史家多不以其为善本。殿本成书次年，乾隆帝即下令改译《金史·金国语解》，后续译修工作一直延续至爱新觉罗·旻宁年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武英殿取乾隆四年所刻殿本原版，在未加严肃校勘的情势下，对《金史》进行了板片挖改、内容增删，致使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刻《金史》错误百出、面目全非。进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再度启动重刻《金史》，这次刊刻虽对殿本讹误多有承袭，但也对标《永乐大典》修补了南监本以来的部分阙文。

清局本

江苏书局本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系以道光殿本为底本的《金史》刻本，形制改用左右双边，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镌刻做工较为严谨，是为《金史》的第六个刻本，简称局本。但因局本所依殿本《金史》本就舛(chuǎn)误甚多，且同治年间所作校勘工作极为有限，故当代学者多不看重局本，史料功用评价亦是褒贬不一。

民国百衲本

百衲本史书系近现代国学大师张元济主持影印，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正式出版发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刊印的《十七史》至《二史》可见本为底版，择善而从之，残缺不全者则以他本配之，故称为“百衲本”。百衲本《金史》是以元至正本七十九卷（含目录二卷）、明覆刻本五十八卷为底本，以殿本为通校，以南监本、北监本为参校，间引施国祁《金史详校》校勘而成，百衲本素以版本精善，校勘审慎，印刷精美而广受称誉。

中华书局点校本

点校本《金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当代历史学家傅乐焕、张政烺主持点校的新一版《金史》，中华书局于1975年正式出版发行。校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以百衲本为底本，以北监本、殿本为参校，广泛借鉴吸收《大金国志》《大金集礼》《三朝北盟会编》《金史详校》和《永乐大典》残本等既有史学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撇号、分段、校勘，继而使得诸多史料中讹倒衍脱的问题得以校正，是为当下流通最广的《金史》版本。

中华书局修订本

修订本《金史》系当代学者程妮娜主持校修，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发行的《金史》最新版本，汇聚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轮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至正本、清武英殿本，参校明南监本、北监本、清局本、《永乐大典》残本，进一步吸收施国祁所作《金史详校》、文渊阁所版《四库全书》本、张元济所作《金史校勘记》等前人校勘成果，一并参详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校读札记和高丽古籍展开本校、他校，对中华书局原点校本《金史》进行了系统性修订，最终形成《金史》校勘记2780余条，是为当下比较的好《金史》流通本。

后世研究与衍生作品

《金史》成书以来，虽称元修三史最善之本，但其本身问题同样不少，清代学者施国祁在所著《金史详校》一书中，大致将《金史》纂修体例和版刻问题归结为总裁失检、纂修纰缪、写刊错误三类，称其叙事存有体例不当、相互矛盾、史实错误、年次脱误、内容重复、遗漏甚多和人名地名记载混乱、战事也多扬胜讳败等现象，广为后世历史学界所接受。纵然《金史》传世至今不乏诟病，但因其本身具备较高史学价值和诸多亟待澄清的历史史实，故此仍被视为研究金史的最基本史料，长期受到国内外历史学者的研究与关注。

明朝年间，对于《金史》所作工作甚少，主要成果多集中体现在《金史》重刻方面，且间有文官士族反对将其列入正史序列。传至清代，在清朝主张“满汉一体”新观念的影响下，《金史》研究开始逐步受到重视。崇德年间，皇太极曾命希福等人以满文翻译《金史本纪》，后又诏令将满文《金史本纪》译为蒙文，内容与满文本相一致。康熙年间，清代渐有考订、校勘、补遗等《金史》研究成果问世，先有倪灿、黄虞稷等取材《金史》撰成《补辽金元艺文志》《辽金元艺文志》在前，万斯同取材《金史》修成《金诸帝统系图》《金将相大臣年表》在后，较好地补充了元朝官修《金史》中《表》《志》二部的部分缺失。乾嘉年间，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敕撰《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三种，为辽、金、元三史所载人名、地名、文华殿大学士通计加注6680余条，是为后世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后被统一收入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同一时期，杭世骏所作《金史补》首开清代史家补注《金史》的先河，毕沅等人所作《续资治通鉴》则率先打破了前人著书多谈宋而略辽、金的治史偏见。清代中叶，随着考据学和金石学的发展，《金史》研究开始日趋兴盛，先后成书的有赵翼所作《甘二史札记》、钱大昕所作《金史考异》，考证、校勘了元修《金史》中的诸多谬误。清代后期，清人施国祁耗费二十余年功力写成《金史详校》一书，校得伪谬、衍脱、颠倒等诸处约四千余条；随后又有李有崇所著《金史纪事本末》（自成一体，并附考异）、黄大华所作《金宰辅年表》一卷相继完书，这些都为后世研读和把握《金史》提供了诸多便利，并继而推动了《金史》后续研究的纵深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史学新思想的宣导下，中国金史研究方向也渐次从传统史学转向实证史学、现代史学，同时史学界对《金史》的考补工作持续依旧。继清人施国祁治《金史》大成之后，复有近代学者张元济以元至正本和明覆刻本为底本，出校《百衲本金史校勘记》两千余条。这一时期，金史研究开始趋于运用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三史兼治”“三史互证”法，先后涌现出了王国维、冯家升、毛汶、金毓黻、陈述、姚从吾、傅乐焕、张政烺、张博泉等诸多金史学大家，形成了《〈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金史拾补五种》《辽金国事史论文集》等一批研究著述，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点校本是为新中国成立后《金史》研究的典型代表，其间金史研究也经历了由兴盛转入低谷、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

延至当代，随着国内外金史研究的渐次深入，加之不断有金朝碑刻墓志最新出土，学界校勘研究《金史》的成果屡屡刊出，2020年相继发行的中华书局《金史》修订本、《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即为当代《金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放眼世界，亦有日本、欧美、俄罗斯等地多国学者长期潜心金史研究，其中尤以日本起步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