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鸭
《野鸭》（挪威语：Vildanden）是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发表于1884年11月的五幕悲喜剧，在1885年1月9日于挪威卑尔根国家场景剧院公演。该剧是易卜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富含深刻的象征意义，因此也被主流学者视为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代表作。
《野鸭》成书于易卜生的创作晚期。彼时，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感到悲观，其作品由犀利评判转向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且以体现象征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紧密联系为特征。《野鸭》便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戏剧，而贯穿全剧中的“野鸭”则富含象征意义。剧中讲述格瑞格斯和雅尔马两个家庭的复杂纠葛，格瑞格斯认为雅尔马看似平静的生活实际如同折翅的野鸭一样“陷落在阴暗地方等死”，他自负地以为告诉雅尔马其妻子的丑闻是“坚持真理”，却导致雅尔马女儿海特维格的惨死。而海特维格的死亡最终意外地让雅尔马与妻子走向“和解”，使结局走向喜剧式荒诞。
亨利克·易卜生在《野鸭》中使用“回溯”手法揭示过去，激发人物冲突，通过塑造人物的悲喜双重戏剧性揭示生活理想与庸俗生活之间的矛盾，相比其以往的作品更具有悲观的气氛。
作者简介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年—1906年），挪威著名的戏剧家，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在1848年至1849年期间，易卜生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凯蒂琳》。
易卜生的作品聚焦社会问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现代欧洲戏剧有巨大影响。除了《野鸭》外，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作品还有《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海达·加布勒》《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
创作背景
社会背景
易卜生被认为是一位“战斗的诗人”，早期的作品是他同资产阶级黑暗势力斗争的反映，《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等戏剧形象映射了他眼中的社会问题。《野鸭》的创作也是对具体问题的反思。1884年4月，易卜生与挪威其他名作家如比昂斯滕·比昂松等联名上书挪威议会要求赋予妇女单独的财产权利，他们对挪威议会敷衍应付的态度提出批评，而同年开始创作的《野鸭》也正是围绕着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与爱情纠葛展开故事。
与此同时，19世纪90年代末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腐朽，亨利克·易卜生对拜金主义盛行的病态社会感到失望。受到自然主义思潮影响的易卜生将作品创作中的社会批评转向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野鸭》等后期作品也因而蕴含更多的悲观主义情绪。
内容取材
易卜生的剧作大多数都反映他本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所熟悉的人都是其作品的取材之源。
易卜生在撰写《野鸭》时正侨居意大利，身处异国怀念故乡，在此时期其发表的三部重要作品《玩偶之家》《群鬼》《野鸭》都具有典型的挪威自然特征。戏剧中展现出挪威乃至北欧的独特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寒冷、雨雪、崇山峻岭、幽深的峡湾以及狭小拥挤的村落等。而《野鸭》中雅尔马的家正是取材于亨利克·易卜生位于挪威文斯塔普村的故居。
在人物取材方面，研究学者广泛认为《野鸭》中雅尔马女儿海特维格的名字是参考了易卜生姐姐海特维格·易卜生（Hedvig Ibsen）。而雅尔马父亲老艾克达尔的形象则被认为是易卜生父亲克努特·易卜生（Knud Ibsen）的形象投射。克努特·易卜生过去曾是成功的商人，因投资过滥和经济衰退而被迫举家搬迁到挪威的小村落，“垮台了的父亲”形象如同《野鸭》里的老艾克达尔。
内容情节
《野鸭》是一部五幕悲喜剧。故事讲述狡猾的工商业资本家老威利曾和老艾克达尔合伙经营公司，但由于非法伐木以及老威利的陷害，老艾克达尔独自承担责任入狱，而将公司危机转嫁他人的老威利家族过上兴旺的日子。在老艾克达尔出狱后，老威利为老艾克达尔安排了一份抄写文件的工作，还帮老艾克达尔的儿子雅尔马开了一家照相馆。表面上老威利在资助老艾克达尔一家维持体面而平静的生活，实际上老威利将与其私通并已怀孕的佣人基纳许配给雅尔马。
老威利的儿子格瑞格斯在母亲临终时了解到父亲的劣迹，在戏剧一开始格瑞格斯被父亲从矿上召回家并从好朋友雅尔马嘴里知道了父亲照拂其一家的“善行”。格瑞格斯为父亲的卑劣感到愤懑，在和老威利大吵一架后他选择离家到雅尔马家借住。
老艾克达尔出狱后一直靡靡不振，他和孙女海德维格整天躲在阁楼里照料一只受伤的野鸭。格瑞格斯同情雅尔马对妻子的过去毫不知情，又自负地认为雅尔马一家是“陷落在阴暗地方等死”的野鸭，想拯救雅尔马一家的他决定揭穿基纳和老威利通奸的丑事。雅尔马得知过去的隐情后开始疏远妻女，海特维格明白自己的身世后，不甘父亲的蔑视选择开枪自杀。而因为海特维格的去世，雅尔马和妻子却有了“和解”的可能，两人决心共同面对生活。
主要角色
老威利（Håkon Werle）：性格狡诈、道德败坏的工商业家，唯利是图。与老艾克达尔合营的林业公司由于非法伐木被取缔，老威利便将老艾克达尔陷害入狱。待老艾克达尔出狱后又伪装善人，表面上“照顾着”老艾克达尔一家人的生活，却把自己玩弄过的女仆基纳许配给了老艾克达尔的儿子。
格瑞格斯·威利（Gregers Werle）：老威利的儿子，立志做一个“揭示真理的人”的理想主义者。当他得知母亲是因父亲与曾经的女管家基纳私通而气得病死，且基纳的丈夫雅尔马对此并不知情时，他抛家出走搬去与雅尔马一家同住。格瑞格斯是不通世务的教条主义理论家，他以真理为名强行告诉雅尔马生活的真相，最终导致雅尔马一家的悲剧发生。
老艾克达尔（Old Ekdal）：年轻时曾是军官和猎手，后来被老威利陷害入狱。出狱后被佯善的老威利安排去抄写文件，终日靡靡不振自暴自弃。老艾克达尔在家中阁楼虚构了一处小树林圈养动物供狩猎之用，实则用以幻想昔日风采，顾影自怜。
雅尔马·艾克达尔( Hjalmar Ekdal)：老艾克达尔的儿子，一个仰仗老威利“照顾”的照相馆老板，也是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的庸人。雅尔马一边沉醉在自己子虚乌有的发明里，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对家人缺乏关爱，一边又游手好闲享受着家庭和谐的天伦之乐。直到得知海特维格非自己亲生女儿时，把被欺骗的愤懑都发泄到海特维格身上，他对海特维格的嫌弃与冷视是造成其自杀的重要原因。
基纳·艾克达尔（Gina Ekdal）：雅尔马的妻子，老威利的前女仆、前情妇。基纳虽然带着谎言与雅尔马组成家庭，但她始终满怀希望积极承担家庭责任以此弥补从前的过失，努力经营家庭小店。
海特维格（Hedvig）：名义上是雅尔马和基纳的女儿，实际是老威利的私生女，十四岁，患有眼疾。海特维格谦逊、善良、天真烂漫，面对父亲的游手好闲从不抱怨，主动承担起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的责任。在得知自己屈辱的身世后，海特维格选择开枪自杀。
瑞凌（Relling）：住在雅尔马家楼下的医生，是故事的旁观者，剧作家的代言人。瑞凌在格瑞格斯首次来到雅尔马家里时，就看清格瑞格斯对和睦家庭既极度渴望又分外陌生的心理。瑞凌指出格瑞格斯是“正直热”，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主题思想
作为亨利克·易卜生后期戏剧作品的转折点，《野鸭》以生活理想与庸俗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题，表现出剧作家对人文精神更为理性的思考，亦体现其对理想追求的幻灭感。易卜生一直认为理想的缺乏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对此他在创作中期的社会问题剧中展开过深入探讨。但在《野鸭》中，剧作家通过塑造格瑞格斯“正直热”的形象以反思迫使他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野鸭》不再像易卜生此前作品《人民公敌》和《社会支柱》般“蓬勃”，它充满悲观的气氛和对宿命的见解。人们可以通过《野鸭》中的失败者对照自身的处境，从中承认“幻想能带来的短暂的幸福”。故事中的野鸭本是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因受伤只能被老艾克达尔养在狭窄的阁楼继续生存，自然的性质被消磨尽，正如社会中本有理想抱负的人逐渐向现实妥协。
但《野鸭》的创作并不代表亨利克·易卜生否定曾经的信仰，而是易卜生在自我反思后，选择去理解并呈现信仰的多元性。《野鸭》中理想至上的格瑞格斯和享乐至上的雅尔马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体现了易卜生感受到的两难困境：捍卫理想遭受怀疑与维持生活的幻想不被认可。易卜生在剧中对这两种生活处境予以悲喜双面的公正展示，以引出读者的思考。
艺术特色
《野鸭》的创作集成易卜生一贯的叙事技巧，又创新地融合悲喜元素；既没有改变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基底，又在此基础上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展现更复杂深刻的人物性格。在1884年，亨利克·易卜生在给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海格尔的信中谈论到他对《野鸭》的预期，易卜生认为《野鸭》的创作构思与方法与以往不同，甚至会把年轻剧作家引上新的创作道路。
叙事技巧
时空选择
易卜生常运用“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在的戏剧”的“回溯”手法，在《野鸭》中亦是用揭示过去来造成剧中人现实关系的戏剧性变化。《野鸭》开幕定格在十四年后的故事，易卜生选择由老威利家中仆人的谈话引入过去的事件背景，通过格瑞格斯对过去丑闻的发现来制造老威利父子的冲突，同时借此丑闻激发雅尔马的家庭矛盾。相比《群鬼》等戏剧中抽丝剥茧的“回溯”，《野鸭》把“过去”的披露放在次要地位，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存在。
《野鸭》在空间设置上对场景只作了一次改变，除去第一幕在老威利家中以外，其余四幕都设置在老艾克达尔家中。极少的空间转换放大了场景特征，如第一幕中正举办宴会的老威利家客厅豪华明亮，与后四幕中老艾克达尔家圈养野鸭的阴暗阁楼形成鲜明的光暗对比。
悲喜融合
《野鸭》被认为是现代悲喜剧的起源，即采用喜剧的方法来处理悲剧的主题，且对观众有教育意义。同是剧作家的萧伯纳认为亨利克·易卜生式的悲喜剧是更高级的戏剧，优越性超越描写重灾祸的悲剧以及不触动思想感情的滑稽喜剧。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喜剧如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呈现的形式是“交替出现的”，但在《野鸭》中喜剧成分和悲剧成分是同时出现的，是“化合的”。
《野鸭》中的人物也具有喜悲双面性，如自欺欺人的雅尔马、木讷无想象力的基纳都是表面上的“喜剧”人物但实质都带有悲剧的元素。天真烂漫的海特维格选择自杀，本应是剧中悲剧性矛盾爆发点，但雅尔马与基纳却在其死后走向“和解”，使得此剧实现悲剧性人物与喜剧结尾的高度融合。
创作手法
《野鸭》在创作中采用了象征手法，“野鸭”的象征意义贯穿全文，它承载了剧中人物的命运或处境的多重象征。“野鸭”首先是被老威利猎伤带回家，在即将被杀时被老艾克达尔讨要并拿回家精心饲养，海特维格甚至将这只野鸭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被猎伤被圈养的野鸭象征囚禁与自由的关系，也象征遇到生活挫折后失去信念且接纳现状的人们。受到陷害后一蹶不振的老艾克达尔、在家人面前装腔作势在贵人面前唯唯诺诺的雅尔马、势利且缺乏自省，时常对老威利家表达留恋的基纳、天真却身世不幸的海特维格、“散发着野鸭般霉气”的老威利等都是野鸭的象征对象。
作品影响
文学影响
《野鸭》之后，亨利克·易卜生在象征主义戏剧的探索逐步深入，后期《罗斯莫庄》《海达·高布乐》《建筑大师》等作品发表体现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的逐步融合，为现实主义戏剧与象征主义戏剧之间搭起了桥梁。《野鸭》突破了传统表现手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着重分析表现，这种象征性风格的形成对欧美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远在俄罗斯的象征派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勃洛克、别雷等人表现出对易卜生的强烈兴趣，别雷把易卜生视为自己象征主义的领路人。
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亦深受亨利克·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其剧作如《雷雨》《日出》《原野》《蜕变》等都具有象征意义。而《野鸭》和曹禺的《雷雨》在人物塑造以及写作手法等都有相似之处，《雷雨》中最大的象征是阴郁的天气和瓢泼的雷雨，如同《野鸭》中的“野鸭”始终贯穿整个戏剧故事。
学界争议
易卜生的创作之路一般被分为浪漫主义（1848年—1868年）、现实主义（1869年—1883年）、象征主义（1884年—1906年）三个阶段，《野鸭》被认为是后两个阶段的划分之作。但亨利克·易卜生本人对“象征主义”的说法表示否认：“我不去写象征的东西，我只是刻画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同样认为易卜生没有象征主义，除了是概念上的问题外，也说明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依然有着大量的现实生活内容。尽管如此，近代学者从《野鸭》等后期作品的创作手法以及内容意象中分析，多数研究倾向认同易卜生后期创作是属于“象征主义戏剧”范畴。
影视衍生
作品评价
易卜生在《野鸭》创作中体现的创新使其在作品发表时获得两极评价。其中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好友比昂逊在看过剧本后表示不解与不安：“我发现这部剧本在结构上如此匪夷所思……真是令人大为作呕。”作家哈孚洛克·蔼理斯则认为《野鸭》是易卜生的社会剧里最不精彩的一篇戏剧，此剧没有一个吸引注意力的中心人物，也没有庞大的场面。
作家克里夫顿·费迪曼为代表的褒扬者则认为《野鸭》是易卜生最细腻的作品之一。蔼理斯也肯定了《野鸭》对于研究易卜生的作品的人有特别的意义。蔼理斯认为通过此剧第一次感觉到易卜生堕于形式主义（Mannerism），而且易卜生对于象征主义的倾向——此剧中的象征是集中在“野鸭”上面的——也变得更显而易见。
剧作家萧伯纳则突出评价了《野鸭》对悲喜剧的创新：“悲喜剧是一个比悲剧和喜剧更残酷，更能使人震动的戏剧形式……他们（观看《野鸭》的观众）怀着恐惧和怜悯的心情观看一出深刻的悲剧，而看到逗人的喜剧时又捧腹大笑。这是由于得到一种比现实生活给大多数人，或者经常给所有人带来的更深刻的经历。”
参考资料
Das Haus der Lüge (1926) - IMDb.IMDb.2022-11-14
野鸭 The Wild Duck.douban.2022-11-14
野鸭 The Wild Duck - 话剧 (豆瓣).douban.202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