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协议是1987年2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达成的一项协议。该协议旨在采取联合措施，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以阻止当时的美元币值下滑，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
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经历了两次大幅度调整。第一次是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期间，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美贸易争端。第二次则发生在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期间，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目的是为了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两次汇率调整均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汇率协调机制来促成和实施，对日美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目前，深入研究和总结日美汇率这两次重大调整的经验启示，对于提高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协议内容
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受到“滞胀”的困扰。里根政府实施供应学派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时美联储通过高利率政策压低货币供应，抑制通货膨胀。这种“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在缓解“滞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导致了美国出现高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美国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日本和西德的经济运行基本面较好，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经常项目出现盈余。日、美、德等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绩效的差异，尤其是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促使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汇率升值、高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等问题的显现，美国国内就业压力增大，国民不满情绪滋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上升。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加强汇率协调，促使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适度贬值。日本和西德也不愿因贸易摩擦而恶化与美国的关系，并且认为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升值有利于其国际化和提升国际地位。因此，1985年9月，G5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了“广场协议”，一致同意通过国际“协作干预”，稳步有序推动日元对美元升值。根据协议，G5国家承诺在两年半时间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237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此外，协议还涉及了各国间的长期利率差问题。广场协议后，G5国家在外汇市场加强“协作干预”，有效促进了美元贬值。1985年底，美元对日元汇率降至1美元兑换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至1美元兑150日元。
卢浮宫协议与稳定美元汇率
广场协议后，尽管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幅度贬值，但由于美国政府未能有效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加上货币贬值存在的“J曲线效应”，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未见缩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到1680亿美元，占GDP的3.6%，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在此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同时，日元和马克升值导致日本和西德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率下降。面对这些问题，日本和西德对美国未能按广场协议有效削减财政赤字表示不满。此外，美元大幅度过快贬值引发了国际外汇市场的震荡，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意识到需要尽快阻止美元下滑，保持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这对全球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在美国主导下，为了稳定国际外汇市场，通过国际协调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政策难题，1987年2月，G7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了“卢浮宫协议”。该协议强调G7国家加强“紧密合作”对维护美元汇率稳定和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全球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国际间外汇收支平衡中的关键作用。协议规定，日本和西德应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G7国家应在外汇市场加强“干预协调”，秘密保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若汇率波动超出预期目标5%，各国应加强合作干预。卢浮宫协议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基本稳定，未发生大的动荡。
对日美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对日美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美国经济而言，总体上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这两个协议本质上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特别是在卢浮宫协议后，美国外贸出口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降。1987-1990年间，美国外贸出口增幅持续保持在10%以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1680亿美元下降到920亿美元，占GDP的1.6%；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4.5%下降到3.4%。这些变化对强化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缓解国内“滞胀”及就业压力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卢浮宫协议之后，由于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促使日本和西德下调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国内经济状况影响一时难以下调利率，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纽约股市于1987年10月19日出现了严重的股价暴跌，跌幅达22%，被称为“黑色星期一”。此外，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促使美国由净债权国逐渐转变为净债务国。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就日本经济而言，1985年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成为了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广场协议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局面。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但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总体上正处在复苏增长的上升期，国内各行业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普遍充满乐观和自信，同时，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益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拉动了日本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广场协议前后，日本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在同意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进口市场，而是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进口美国商品，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开始，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下调公定贴现率，将其降低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日本银行官定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例80年代初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升至100%。1987-1989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由于货币政策极度扩张，1988-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0%、4.4%和5.5%，明显超过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它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大量过剩资金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致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1987-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而同期，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3.1%。由于在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消费物价没有大幅上涨，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银行和经济企划厅对资产价格泡沫都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当时政策决策关注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增长、消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虽然认为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方面出现了一些“异常”，但在当时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被实体经济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益所迷惑，决策当局对当时的金融领域“异常”问题只是发出过警告，进行过风险提示，而并未及时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这样，信贷增加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加，信贷增加进一步创造泡沫，如此循环促进，到1989年底日本已经全面步入泡沫经济之中。
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1989年5月，日本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1989年底，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上任伊始即将公定贴现率由3.75%提高到4.25%，结束了日本“超低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使之高达6%。同时，日本央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业实际上已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1990年跌至7.4%，1991年跌至2.3%。由于过急过快的信贷紧缩，日本泡沫经济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陷入了持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
参考资料
卢浮宫协议.知网阅读.2024-08-15
卢浮宫协议.知网空间.2024-08-15
卢浮宫协议.12Reads管理百科.2024-08-15
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网易.2024-08-15
卢浮宫协议.MBA智库.2024-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