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道事件
金丹道事件，是指光绪十七年（1891年），发生在热河地区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由金丹道组织的武装起事。
从康熙年间开始，大批汉族百姓进入热河垦种，后逐渐定居，耕地扩展致普通蒙古民众游牧受限、贫困化，而蒙古上层贵族地主剥削、欺压民众，社会矛盾激化。与此同时，清末天主教会进入热河地区，宗教团体和教民行为横恣，普通民众和教会之间冲突不断。贫民佃户为联合自保，加入金丹道等宗教结社组织。
金丹道事件主要组织有金丹道、武圣教、在理教及混合形成的组织。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初，敖汉贝子准备调兵剿杀金丹道，金丹道首领杨悦春得知后召集首领密议，先发制人。十月九日，数千人在 “替天行道，扫胡灭清” 旗帜下分五旗队攻打贝子府，后占领并以其为 “开国府”。十二日，武圣门首领李国珍指示攻打朝阳城，在理教正面攻城，金丹道潜入内应，攻克朝阳。随后，金丹道袭击多处天主教堂，提出仇教口号。十月十六日起，李鸿章令各路清军镇压。起事部队在多地与官军激战，虽有抵抗，但陆续被击破。十一月，李国珍、杨悦春被捕获，事件被镇压。
历史学界对于金丹道事件的定性和评价不一。部分学者认为，金丹道事件是反帝（反天主教）反封建（反贪官、反蒙古王公）的农民起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中国反洋教、反侵略方面有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金丹道事件具有很强的民族矛盾成分，事件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清军杀死两万多金丹道徒众，蒙古族死亡数万，还有大量难民。暴动中蒙汉民族间的仇杀，是蒙汉剥削阶级长期压迫、掠夺广大蒙汉民的结果，是民族间的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此后蒙汉民族隔阂严重，直至民国初年仍有紧张关系。
背景
民族、阶级矛盾激化
热河原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地区，后金皇太极年间，该地蒙古诸部投附于皇太极，随后在满族的军事远征中建立了功勋，蒙古贵族得到了该地的领权。康熙，大批的贫穷百姓从山东省进入热河，寄靠于蒙古贵族及其所属蒙古人，以垦种山林荒地为生，开始是春来秋去，被称之为“雁民”，后来逐渐定居下来，乾隆初期，直隶山东等地的贫民掀起移民浪潮，该时期的农民开始建造房舍并形成村落。由于耕地扩展，削弱和限制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导致了下层蒙古民众的贫困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起来，租佃关系日益恶化。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消朝政府将热河厅升为承德府，同时将八沟厅等地改为一州五县(平泉州，建昌、朝阳市、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赤峰县)，这种建制变动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混乱，为该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动荡埋下了伏笔。随后清代政府为了缓解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产生的财政困境，在内蒙古自治区采取了蒙地开放的政策，希望用征得的“押荒”银两来缓解危机，至1863年，热河围场附近垦耕的土地就达8000顷，从中搜刮到大额银两、同时，蒙古贵族向清朝的“捐输”与军事动员，进一步加剧了该地的紧张局势，热河地区爆发了多场抗租斗争。咸丰、同治年间，以热河、朝阳为中心的起义，爆发了李凤奎起义，李凤奎联合蒙汉民众、明确提出建立地方政权。起义的社会影响与行动方式，影响了后来的金丹道事件。
洋教势力侵入
183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潜入热河，1838年东北教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教区从天主教北京总教区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教区，并由当时的天主教四川神学校校长法国人方·厄玛呶主教专门负责这个教区的传教“事业”。方主教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便由四川省经陕西省、山西省、内蒙来到热河东部，选择朝阳县南部的松树嘴子村，建立了教堂，作为辽西地区、热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传教据点。1883年天主教堂又把内蒙古地区“析为三境，派三主教分理教务”。部分教士在东蒙的朝阳庇护教民，包揽词讼，强占民产，放高利贷，窃取情报等。仅以教堂放高利贷为例，就有所谓“借地作保”（到期还不上债，没收土地）、“坐地留利”（借款时先行将1年利息留下）、“驴打滚”（到期不还，利息归为本，即利滚利）等多种形式。教堂的剥削激起各个阶层的排外情绪。
民间结社组织发展
金丹道为晚清流行于朝阳县、建昌县、敖汉旗一带的民间宗教组织。其传教活动主要表现为劝人吃斋行善，不食烟酒、施行医术，故当地人对信教者也称之为“学好者”，首领是建昌县杨家湾的杨悦春，他同时也是敖汉旗贝子达克沁的佃户，入教者多为来自关内的汉族移民。参与金丹道事件的宗教组织还有武圣门和在理教。武圣门的传播范围大致和金丹道重合，其首领为李国珍。在理教在晚清主要传播于直隶、沈阳市等省，以劝人戒烟戒酒为宗旨，光绪九年（1883年）因“既无违碍字句，亦无悖逆情状，不致惑众萌乱”，获得合法身份。金丹道、武圣门则处于地下状态。热河地区的贫民佃户因屡受蒙汉上层地主的勒索压迫，加入了这类民间宗教组织，宗教起到了将处于分割状态的、孤立无援的佃民联合起来的作用。
起因
在事件爆发地敖汉旗贝子府，金丹道徒众与敖汉旗贝子达克沁及其奴仆的关系非常紧张、对立。达克沁时任昭乌达盟盟长，他对汉族人暴虐异常，贝子府中的差役往往又仗势欺人，致使“百余里中无人不怨”。达克沁的暴行使贝子府一带蒙、汉间的民族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在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的其他蒙旗，金丹道徒众与蒙古族之间的积怨也非常深刻，指挥清军镇压金丹道事件的清政府大员李鸿章、叶志超等人也认为，金丹道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蒙、汉族积怨。
1891年，促使金丹道首领杨悦春下定决心的直接原因，是十月初达克沁准备调选一千余名蒙古兵，以打猎为名剿杀金丹道。杨悦春闻讯后立即着手准备，他召集草自营子的王增、李彬、丁义和、李广，载术、感、王福等金丹道教堂首领密议，决定先发制人。
发生地点
金丹道事件爆发时，热河地区大致包括直隶热河道承德府一州（平泉州）五县（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赤峰市、建昌、朝阳市），内蒙古自治区卓索图盟五旗（喀拉沁左旗，喀拉沁中旗、喀拉沁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昭乌达盟十一旗（扎鲁特左旗、扎鲁特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右旗、翁牛特左旗、敖汉旗、奈曼旗、喀尔喀左翼旗）。热河道，卓、昭二盟皆统属于驻节在承德市的热河都统。光绪十七年十月金丹道事件爆发于敖汉贝子府，并迅速蔓延至翁牛特左右二旗、奈曼旗、喀拉沁三旗、土默特二旗、朝阳县、建昌县、平泉州。
事件经过
10月9日，杨悦春在杨家湾子秘密聚集了数千人，在“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大旗下，分成了青、黄、赤、白、黑五个旗队出发，攻打贝子府。贝子府的兵进行了有准备的激烈抵抗，入夜，金丹道方面的火药车中弹爆炸，气浪将旁边的金丹道道徒抛向空中，蒙古兵见状以为金丹道施展腾云驾雾的法术，从空中杀入府中来，都惊慌失措地逃命，金丹道徒随后攻入府中，事后将贝子府作为“开国府”，杨悦春做了“总大教师”。在后来的几天里，一方面张贴出抚民告示，一方面扩军备战。
12日，李国珍捎信给在理教首领王增，指示暴动的具体行力。该日入夜，开始攻打朝阳城，在理教从西北方向正面攻城，金丹道潜入城内放火呼应，随即攻克并占领朝阳城。
15日，金丹道袭击了建昌县二十家的天主教堂。17日，袭击并烧毁了平台子的天主教堂。20日，摧毁了聂门子沟的天主教堂。在这场仇教斗争中，金丹道提出：“以善为本，不伤百姓，“报与天主堂之仇”、“焚烧各地天主党”的口号。当时，在法国保护下，英、法、荷、比等国的传教士在这一带活动，天主教堂的情况是：滦平县设有三座，平泉州没有三座、建昌县没有五座，赤峰县设有三座，朝阳县设有六座，围场厅设有三座。天主教在布教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村民们拒绝承担教民分派的有关迎神、演剧、赛会、烧香等费用，另外，教民的不诚实行为能够得到教会的保护。这样，金丹道就成为民众与帝国主义教会对抗过程中唯一能够信赖的力量。
10月1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得到盛京将军喜塔腊·裕禄的报告，令在山海关区外巡营的直隶提督叶志超随即镇压。同时，电告淮军驻卢台练军（夏青云、聂士成），驻开平的通永练军（杨元升）、山海关榆关防卫各营（卞得祥、刘运昌）前往建昌镇压，电令西北的宣化练军向多伦县、赤峰出击，大沽口直守营的洋枪队也开往热河，编入镇压行列、奉天方面，盛京营（丰盛阿、秋凤鸣）、奉天练军（左宝贵）、锦州驻军（聂桂林）也根据包围计划开始出击。
10月24日，三十家子的起事部队受到古北口练军韩照琦的攻击。随后，起事的在理教首领林玉山，带领部队开始向瓦房店市移动，准备集中力量攻击建昌县。27日，在王官营子与追赶上来的古北口练军展开战斗，随后，起事部队向高尔磴一带转移，并与三官庙道士吴广生等人合并起来。至11月初，该部在官军、村勇的镇压下，停止了活动。
10月28日，奉天省境外的起事部队在朝北营子被奉天官军击溃。随后，照树沟以“十字红旗”为标志的李济道部、黑城子的潘岳林部也被陆续击泼。29日，榆树林的以黄旗为标志的起事部队（曾打败平泉州州制于勇筠的乡勇抵抗力量，于勇筠被杀）、建昌县以红旗为标志的叶柏寿部陆续被击破。11月4日，在毛家铺用土炮、抬枪进行了激烈抵抗的以红黄旗为标志的起事部队也被击溃。
11月14日、杨悦部在长皋与前来镇压的官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1月19日，在吉林府的烟筒山镇，起事部队与官军发生激战。在敖吉起事的群众将李国珍推戴为开国府的“扫北武圣人”。11月，该部遭受以直隶练军为首的各部消军的攻击在这场战斗中，李国珍负伤被捕，清军还缴获了起事部队的书信、经书、神牌物。至此，乌丹、赤峰一一带的起事军被镇压下去。在长皋战斗中逃脱出来的杨悦春，试图拢集溃散部队，努力失败后，在金广沟梁的山洞中被人发现告发，11月27日，他与其子、叔侄等被捕获。
结局
事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众丹道、武圣教、在理教的活动并未因此终止，后来，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事件，不断从消朝档案中反映出来。如杨悦春旧部沈国源（奉天省新民厅三台子人）全家在事件失败后移居开原市八裸树屯，改名换姓潜伏下来，后与该地李福庭等人拜伙，称李福庭之孙李中央是背龙附体，推戴为主，称其为“盖世法王”。他们私造木印、符咒幡巾及刀枪，广结党伙，活动于盖州市、广宁县一带。
金丹道事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仅从死亡人数来看，被清军杀死的金丹道徒众就有2万多人，蒙古族的死亡人数也有数万，还有6万多户、30多万人沦为难民。因此导致的蒙汉民族间的隔阂、猜疑、仇视也不可忽视。从那以后，一直到民国初年，时常听到有人说汉族准备杀蒙古人，或者蒙古人谋划杀汉人，这种相互牵连的说法不时传入耳中。然而幸运的是这些都没有真正实施，只有各自准备武器器械，以防不测。有时候会办理团练以及设立巡警，时而办理时而停止，时而聚合时而分散，始终没有统一稳定过。
影响
正面
金丹道大事件是近代朝阳史上一次规模巨大、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次事件席卷了整个辽西地区、热东地区，波及东北地区、华北、内蒙数省，影响所及，曾使整个清廷为之震惊，使诸帝国主义列强为之瞠目，在近代中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场近代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农民革命运动，即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又是反帝（反天主教）反封（反贪官、反蒙古王公）两种革命任务的农民革命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金丹道事件对中原地区反洋教、反侵略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反面
金丹道暴动具有很强的民族矛盾成分。暴动中蒙汉民族间的仇杀，是蒙汉剥削阶级长期压迫、掠夺广大蒙汉民的结果，是他们酿造的蒙汉民族间的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诚然，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民族矛盾并不是暴动的唯一原因，其间还有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因素：打击和反抗的对象也不只是蒙古族，还有清代官府和外国教会。但无论如何，暴动中的蒙汉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都是十分突出和激烈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19世纪的金丹道徒也好，其后复仇的蒙古人也好，他们根本不可能省得这个真理。他们是小生产者，视界狭隘是他们固有的特性。在矛盾激化的当时，人们冲昏了头脑，胀红了眼睛，演出一场规模不小的流血悲剧，其原因是不难理喻的。在清代，王公贵族、地主，他们统治下的农牧民小生产者，都无法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矛盾，这是由他们阶级条件决定的。金丹道暴动这样的民族仇杀，归根到底，只能从土地关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得到解释。
后世评价
内蒙古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玉海在《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蒙汉民族矛盾》一文中认为金丹道事件“具有很强的民族矛盾成分”，但又指出，金丹道事件中的民族仇杀，“是蒙汉剥削阶级长期压迫、掠夺广大蒙汉民的结果，是他们酿造的蒙、汉民族间的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蒙古王公对汉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固然是金丹道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民族问题并非只是阶级问题，对于许多历史现象是无法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的，如蒙古王公对蒙古平民的阶级压迫也极为暴虐，但蒙古平民的反抗却极为少见。
在一段时间内，金丹道事件被看作：“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洋教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置诸史料，反洋教只是金丹道事件中非常次要的内容，主要是与天主教会结仇的在理教所实施，且局限在建昌县三十家子教堂及邻近地区。关于金丹道事件，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把当年长江领域的反洋教斗争在辽西地区推向高潮”，“是一次反抗作为欧美列强侵略中原地区的工具基督教与反抗清代、蒙古王公贵族压迫相结合的以反帝反封建为课题的少数叛乱事件之一，”但金丹道事件针对的主要是蒙古族，并进而演变为蒙、汉族间的血腥仇杀，而反洋教倒是金丹道事件中非常次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