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县志》是一本记载岐山县地区当地风土人情以及人文地理的书籍。该书据历史资料证实，最早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主要记载的是五丈原诸葛亮庙修建，明万历《岐山县志》是最早记载诸葛亮庙的志书：“汉诸葛忠武侯庙在县南五十里五丈原上，即屯兵处。元至元初建，廉访司副使郭思恭有记。”以后的省、府、县志都沿用了这一记载。
历史沿革
建国后首部《岐山县志》编修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新时期，1982年滥觞肇迹，1992年付梓出版。这次修志工程前后历时10载，六更篇目，四易其稿，众手共襄，玉成其事，凝聚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心血和关爱，渗透着编修人员的艰辛和智慧。
组建与起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逐步开展。陕西省亦顺时而行，要求各级成立机构，提出规划，迅速开展地方志编修工作。
1982年3月23日，中共岐山县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岐山县志编委员会，与中共岐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为一套机构，合署办公，两块印章。县委副书记党志英兼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振江、常务副县长王斌民兼任副主任，委员21人。编委会下设临时办事机构——史志办公室，县委办公室主任薛尚武兼任史志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部长陈玉礼、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颉保民、县档案局副局长黄玉铭兼任副主任，着手县志编修的启动工作。
7月，增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为史志办兼职副主任，主抓这一工作。当月，陕西省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指出盛世修志惠泽千秋，确定新编地方志的基本范围为三类，即以全省为范围的《陕西通志》，以城建区、郊区为范围的各城市志和以县为范围的各县县志，对各市、县启动志书编修工作提出了新要求。8月，宝鸡市召开了地方志工作会议，动员安排市、县志的编纂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政平，资深文化文物学者、原县文化馆馆长庞怀靖和任铨参加了会议。省市会议后，史志办公室借用县委党校西院前一楼的6个房间作为办公场所。10月前后，本着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热爱修志工作之原则，聘请离退休干部凤、刁志敏等入室工作和调配了王忠栋、王效文、张宏斌等少数工作人员。
人员到位伊始，由庞怀靖传达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山西省召开的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精神，又利用月余时间，组织大家学习中央领导有关指示、上级有关文件和志书编写专业知识；派人参加了省上组织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培训。11月初，组织室内人员去编志起步较早的鄠邑区、武功、扶风县等县学习取经，开阔眼界。同时多方索取了修志起步较早地区形成的有关实例资料，购买了部分编志业务书籍。
12月拿出了《岐山县志编纂方案》，提出编纂《岐山县志》是一件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造福的大好事。并对县志编纂的宗旨、指导思想、原则、体例、工作步骤、组织领导及注意事项作了规定和提出了要求。指出县志编纂不是续修旧志，而是重在创新。要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纂出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资料性有机结合的新县志。
1983年初，县委、县政府以〔1983〕4号文件将《岐山县志编纂方案》批转各社镇、各部门、各相关单位执行。《方案》的下发，为全面开展编志工作创造了外在的氛围。2月，县志编写人员搜求各类资料，浏览外地形成的县志编写纲目，按照横排纵述，以事为经、以时间为纬的志书体例，拟订《岐山县志基本篇目》，奋战两月余终成其事，遂将其印发到各公社（镇）、县级各部门和部分个人，广泛征求县、社领导和有学识的老同志以及史志爱好者的意见，集中力量进行研究讨论修改，形成较为完整规范的《基本篇目》（讨论稿）二稿，共10编77章，内容包括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文物等方面。
4月1日，县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各位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及县上部分老同志莅会。会议通报党史资料征集和县志编纂进展情况，部署了大规模开展县志资料征集工作事宜，再次征求对《岐山县志基本篇目》（讨论稿）的意见。这次会议促进了县志编写面上工作的逐步开展。
随着工作的全面铺开，1983年下半年县政府对编写人员予以充实，使合署办公的史志办工作人员增加到12人。此后，党史和县志工作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工作格局发生变化，参加县志编写的人员基本固定起来。
1984年2月，县志办与党史办分设，冯志忠调任县志办专职主任，改变了办公室领导都是兼职的状况。县志办亦根据业务职能，内设政秘组、通讯联络组和编辑室，使县志编写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县志编委会单设，县志办公室成为常设机构，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1986年8月县政府配备张汉涛、凤胤为县志副主编，1987年2月任命朱德钧为办公室副主任兼县志主编。
10年沧桑修志路，县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屡有变动，先后任编委会主任的有：张满祥、孙宗林、赵佩智；任副主任的有：王力、李芳、冶兴海、谢广元、令志岐、张志恒、曹宗仁、李新宇。参与县志编纂的工作人员主要有：朱德钧、张汉涛、凤胤、刁志敏、黄元绩、崔思诚、黄长明、李三虎、沈德科、陈跃进；参与办公室工作的主要人员有：冯志忠（主任）、朱德钧（副主任）、王少波（副主任）、王政荣、冯菊翠、刘新军、张宏斌。除此而外，曾参与本志部分卷章初稿撰写的有祁乃鱼、赵杰民、李虎、吕凡音等；曾参与过办公室工作的有王效文、王志哲、王忠栋、刘西岐、李瑜、何靖、仝世民等。
资料搜集
1983年4月，县志资料搜集工作启动，县志编委会按照《基本篇目》中相关卷章节的内容，为各单位下达了资料搜集任务，对难以下分的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社会、人物、方言、附录等由县志办负责搜集。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资料搜集起步之时，各部门工作参差不齐，即是工作开展起来的资料搜集人员不少对如何着手搜集资料也感到很茫然，频繁来县志办咨询情况。为此，县志编委会于5月12日至14日召开了有41名县志资料员参加的首次县志资料员培训会议。会议由王振江作动员，在组织大家学习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和黄苇、范明、史念海等专家、教授有关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庞怀靖就资料征集作专题报告，县志办业务人员就资料搜集进行业务辅导；当会再次讨论了《岐山县志基本篇目》，进一步落实资料搜集任务，并对如何搞好资料搜集工作进行了集中探讨。
为推动资料搜集工作，这一时期县志办还印刷《县志资料征集通告》2000份，广泛散发张贴；将工作人员编成组，明确分工联系指导资料搜集单位，不定期的对资料搜集单位人员落实、资料搜集进度进行催促，解答疑难，先后集中开展了3次大的资料搜集督察检查。12月创刊《岐山县志通讯》，刊登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和县志编委会对编志工作的部署安排；发表征集的史志资料初稿、考证意见；反映编志工作动态和信息；交流报道修志经验，释疑解惑。县志资料搜集部门和单位成立的县志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力量也逐步加强，由部门领导任组长（多为主要负责人），各自配备2—3名（最多有4人的）专兼职资料员，全县确定和聘请资料员一度达到167名。县志办也先后聘请熟悉县情的民间资料员10多名。
1984年2月，县志办与党史办分设，冯志忠调任县志办专职主任，改变了办公室领导都是兼职的状况。县志办亦根据业务职能，内设政秘组、通讯联络组和编辑室，使县志编写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县志编委会单设，县志办公室成为常设机构，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1986年8月县政府配备张汉涛、凤胤为县志副主编，1987年2月任命朱德钧为办公室副主任兼县志主编。
10年沧桑修志路，县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屡有变动，先后任编委会主任的有：张满祥、孙宗林、赵佩智；任副主任的有：王力、李芳、冶兴海、谢广元、令志岐、张志恒、曹宗仁、李新宇。参与县志编纂的工作人员主要有：朱德钧、张汉涛、凤胤、刁志敏、黄元绩、崔思诚、黄长明、李三虎、沈德科、陈跃进；参与办公室工作的主要人员有：冯志忠（主任）、朱德钧（副主任）、王少波（副主任）、王政荣、冯菊翠、刘新军、张宏斌。除此而外，曾参与本志部分卷章初稿撰写的有祁乃鱼、赵杰民、李虎、吕凡音等；曾参与过办公室工作的有王效文、王志哲、王忠栋、刘西岐、李瑜、何靖、仝世民等。
初稿撰写
1983年9月，县志办确定凤胤执笔第一编的试写，王忠栋执笔第二编的试写。1984年初，又确定沈德科承担人物编，刁志敏承担大事记，着手搜集资料进行试写。
随着对方志性质及体例认识的加深，1985年9月县志办将县志的主体部分由起初的按“编”设置篇目调整确定为按“分志”设置，主要为《大事记》《汉书地理志》《人口志》《农林志》《水利志》《工业交通志》《商业志》《财政金融志》《城乡建设志》《政治志》《劳动人事志》《军事志》《文化志》《文物志》《人物志》《社会志》等，经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并于10月15日予以批复同意。
年底，县志办承担的“大事记”部分（商至清末）拿出草稿，“建置沿革”、“行政区划”、“清和民国时期的行政建置”以及部分立传人物等已整理成系统材料。在试写的基础上，对所有分志都逐步明确了初稿的撰写者：《汉书地理志》为凤胤；《财政金融志》为朱德钧；《人口志》为赵杰明；《农林志》为李三虎；《城乡建设志》《人物志》为沈德科；《工业交通志》《商业志》为黄长明；《政权志》为黄元绩；《党派群团志》《社会志》为张汉涛，其中《党派群团志》由李虎协助；《军事志》为崔思诚；《文化志》《教育志》为祁乃鱼；《文物志》特邀庞怀靖承担；《方言志》特邀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郭子直承担。
初稿大规模撰写时，编辑人员对资料取舍、语言表述、文字量的把握等还是心中不大有底，只能在学习摸索体悟中前行。印象最深的是《陕西地方志通讯》（双月刊）从1985年第4期起到1986年第3期，连续刊登新编县志稿评议之一到评议之二十六，比如《小概述的写作方法议》《新志语言规范化的八个问题》《县志大事记建国后部分撰写中的几个问题》《有关〈地理志〉的几个问题》《关于编写县志〈人物志〉的几点意见》等，这些文章涵盖了志书撰写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使我们的编写人员有雪中送炭之感，坚持每期必看，从中获得了不少借鉴。这些评议性文稿不少是省地方志编委会樊光春执笔撰写的，他是主编完《紫阳县志》后调到省地方志编委会樊光春执笔撰写的，他是主编完《紫阳县志》后调到省志编委会的。一次他和省地方志编委会领导来我县了解县志编写工作时，我们才发现他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大家既感敬佩又惊讶。
1986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县志办又派凤胤、朱德钧、张汉涛、黄长明、沈德科等编写人员赴陕南的紫阳、南郑区、勉县县志办学习志稿撰写的经验，每到一地，听取情况介绍，翻阅志稿，共同探讨关心的问题，使出外学习的人员对志书撰写有了新的认识，带回的经验和一批可资借鉴的范本，对每位编辑极具借鉴意义。县志办也多次开会讨论志稿的编写，提出在写初稿时，要遵循胡乔木指出的“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的精神，对资料要重视研究，善于分析，取舍得当，运用自如，使整个志书能体现出资料的广泛性。动笔中，各位编辑尤为注重选用有内涵价值的资料；注重选择有可比性的文献资料；注重选用有背景的资料；注重叙述性资料取舍；注重对资料文献的考证。
1986年底，由县志办编撰的《汉书地理志》《社会志》《人物志》等初稿已基本完成，办公室组织大家集体阅览讨论进行练兵，提出修改意见。《人物志》影响大，较为敏感，部分初稿拿出后，是年4月17日召开了讨论会，对初收的人物进行审查，且提出了调整语言表述、核实部分资料、补充韩清芳等人物入传、按生年对人物排序等修改意见促进了志稿质量的提高。
志稿形成中，每位编辑对所承担的由部门提供资料的专志篇目进行了数次集中指导修改，并由办公室组织逐志对篇目进行讨论。对形成的资料长编和专志中的部分章节，在《岐山县志通讯》上陆续刊登，征求意见。仅《人物志》的“人物表“部分刊登后，收集到了几十条建议意见。对形成的部分卷章初稿还分送相关领导和社会人士，听取和收集社会人士意见。原县委书记巨志让审看《社会志》初稿时指出：该志谚语收的太滥；歌谣遗漏不少，需收录的要鉴定；社会新风中以事系人要慎重。这样边撰写边听取意见，对志稿逐步趋于成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87年分志初稿进入全面编撰时期。县志编纂委员会于1月召开县志编纂工作会议，要求各资料提供单位领导配合县志办，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审查本部门资料稿，严把政治关；对县志办陆续编撰出的专志初稿，编委会成员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严格审查，认真把关。结合志稿撰写，县志办上半年4次派人外出学习，搜集整理外县县志篇目实例37篇13万多字，多次召集室内人员学习讨论，对县志篇目架构进行再斟酌再调整，将《政治志》调整为《政权志》，将原《政治志》等一些志稿中的内容划分出来增设了《党派群团志》及《教育志》，修改编制出了县志篇目第四稿，由17部分志和概述、凡例、附录等组成，使县志篇目更趋于合理化和科学化。
由于我县采取两步成志法，即由部门搜集提供资料，由县志办负责编撰。因此在分志初稿撰写中，对资料进行再核实工作量相当大，县志办编辑人员对所用的资料均十分谨慎，稍有疑点，即反复考订，多方印证，力求准确翔实，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方法：1、对仅有一种记载或说法的资料，尽力考订，如再找不到旁证的史料，就不采用；2、对来自旧志、档案中的资料，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凡使用必慎重考订。如8年抗战岐山县出壮丁数，武装部的资料记为21463人，但省档案馆存的资料载为33529人，相差12166人，我们初以为应以省档案馆的数据为准，但经对所附历年征兵数表进行复核，发现其中三个年份的人数为错，其总数亦谬。8年抗战共出壮丁数实为21563人；3、史书记载不一，互有矛盾的，以何说为是，必加考证；4、利用考古发掘成果，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5、对不同部门提供的同一事件的资料彼此核对，如见出入，究其原因，判明正误，定其取舍。抗美援朝战争时岐山征集志愿兵的人数，武装部的资料载1951～1952年，本县两次征集志愿兵，第一次征集1300多名，第二次300名，两次共为1600多名。但民政局的资料却说两次共征集1484名。经调查始知当时各县选送的志愿兵，送至宝鸡军分区后要复查身体等，凡不符合条件者不能入伍。武装部的数字是征集选送数，民政局则是经宝鸡市复查后实际入伍数字，故以民政局的资料数字为准；6、档案所记与实际实施不一致的，以实际实施为准。如象1956年岐山县、扶风县边界区域的调整，文件所记彼此划出、划入的村落，与实际划出划入的不一致，经逐一核对，以实际划入划出数为准。为确保资料的权威性，对涉及重要事项和关键资料的入志，还提交县委常委会或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像入志人物标准就是提交县委常委会议讨论的，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是多次核对后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讨论确认的。
1988年9月，新编《岐山县志》在众手装扮中，终于走到了前台，按计划提前3个月完成了全部初稿的编撰任务，受到宝鸡市地方志指导小组表彰。约110万字的初稿完成后，随即制订了照相制图篇目，筛选和拍摄照片。次年5月，又完成了政区图等县志附图绘制、修改和初审任务，到10月完成了90个题材的照相任务。
修改与审定
初稿完成后，县志编修重点转轨到修改和审定阶段。我们按照省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的“志书的脱稿，只不过是完成了全部工作量的一半，另一半就是审稿，就是反复地加工、修改，使它不断臻于完善”的讲话精神和省市的要求，首先组织县志编写人员审察观点、考证史实、完善体例、精炼文字，采用编辑人员交叉审稿，集体讨论，定人定卷精心修改，反复锤炼的办法，对县志初稿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工作。因县城内没有合适的打印设备，遂赴杨陵区（现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办打印部打印成册，装订成县志征求意见稿，反馈给各部门，由部门负责人对涉及本部门章节内容的观点、史料再次审核，同时，将志稿分送省市编委会听取意见。
1989年9月19日孙宗林县长参加、李新宇副县长主持召开了编委会会议拟订了审稿规划和评审办法，提出对志稿的评审主要看指导思想的准确性，资料的科学性、可信性、系统性、全面性，体例的完整性，文字的流畅性。在力量上召集63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组成4个评审组进行评审，由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分组把关对县志稿逐卷进行评审。第一评审组组长为雷纪成、第二组组长王勤郁、第三组组长李新宇、第四组组长张志恒。孙宗林县长还确定由他亲自审阅《大事记》和《人物志》，并委托熟悉县情的前任县级领导巨志让、李世慧、吕怀玉、王政平、冶兴海、王振江等6位同志对全部志稿进行通审。
10月至11月，各组对所承担的志稿进行了认真的阅览和评审。各组评议会县志办都派员参加，收集审稿意见。12月上旬和1989年1月上旬县志办又派员赴省市收集了省志编委会和市志办对志稿的修改意见。短短几个月的志稿初审，共收集到省市和县上修改意见和建议1100余条。
分析初审和省市地方志办所提的修改意见，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的出现和产生，源于志书是众手成书，特别是初稿由13名编辑分别撰写，各自运用资料标准不一，把握繁简口径各异，交叉重复现象较多，甚至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而互相悖谬，文风也不大统一，所以精心总纂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了。1989年年初开始，我们以主编为核心，组成县志总纂小组，本着避轨让道的原则，分析比较，调整归属，统一口径，分别侧重，删繁就简；精心调整图、表、照的安排和运用。从更高的层面上，对志稿的谋篇布局、资料摆布、各卷的文字量等进行了再次的审核谋划和修改。对资料运用和文字修改尤其注重“十削”：一削套话空话；二削引言赘说；三削宣传言辞；四削评议论说；五削文艺加工；六削名词解释；七削技术资料；八削出格资料；九削重载叠记；十削杂务虚肿，力求文约事丰，详略适宜。
总纂过程中，不断召开全体人员会议集中大家的智慧，解决总纂中的疑难问题；对于重大的事宜和普遍性的一些问题，由主编会议进行讨论决定。特别是总纂初期对篇目拟行调整时，以3天时间组织全体编写人员对篇目进行讨论、调整和修改。使县志主体部分由原来的18部分志调整为23部分志：将“概述”变为“前言”（后“前言”又调整为“概述”）；将《政权志》分设为《政权政协志》《民政志》《**司法志》《劳动人事志》；《地理志》分设为《行政建置志》《自然地理志》。并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原则摆布各个分志在志书中的顺序。
12月上旬形成了《岐山县志》送审稿，报送市志办复审，至元月上旬前后复审通过。市志办评价《岐山县县志》以丰富的材料、充实的内容扣动着读者的心弦；恰当的形式，构筑成结构严谨的载体，是一部成熟的志稿。特别是《大事记》中记载的650余条大事、要事，反映出岐山悠久的历史；《文物》卷用10章篇幅，洋洋9万言，展示出岐山灿烂的文化。图、表、文齐头并进，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陶文、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铜钱币、镜鉴、石刻、古建筑、名胜古迹，琳琅满目，也属县志中“文物之最”；《人物》卷近70名传略、事略人物，120余位**烈士及成千上万的各方人才，描绘出岐山县人才济济的多姿风貌；《方言》卷不仅总结出岐山方言的语音规律，揭示了岐山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而且收录了各种方言词汇1700多条，资料丰富，为上乘之作，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此时已到年末岁初，春节将临，县志办组织编辑排除一切干扰，对市志办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及时处理和修改，仅用了短短的三、二周时间，于1990年1月形成了《岐山县志》（终审稿）。
岐山县志历史
《岐山县志》最早于明朝万历年间，以碑文形式出现。其中记载的是五丈原地区，诸葛亮庙修建的历史。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三月，由宋祖法主修、叶承宗编纂的第一部《历城县志》成书之后，80多年未再踵修。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因纸焦字漫，不易读识，李师白仅就部分纲目略加增补，个别错讹作了些许订正后，重新刻印，称为《重修历城县志》。
至乾隆三十几年，又过了50多年，两次刻版均已漫，出现邑乘残缺之状。且百数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残者已复，诎者已赢，幽者已显，漓者已淳”，实有重修县志的必要。这个任务由时任历城区知县的胡德琳承担了。他“聘名士、搜遗书，辨地域，订讹补缺”，纂修成一部新的县志。
乾隆年间，由胡德琳(进士，字书巢，广西桂林人)主修，李文藻(字素伯，一字苣，益都人)、周永年(字书昌，一字书愚、静函，号林汲山人，历城人)等编纂的《历城县志》(略称[乾隆]历城县志》)，“卷繁富，广征博引”，体例完备，“考据精严，词旨隽洁”。“凡历代掌故，风土之记，寰宇之志，及直省通志，名人总集，下逮官小记，无不搜罗；金石之文消残■，无不抉剔；山川之脉络、沟渠之分并，皆亲至其地，综览而条析之”，“详而不失之芜，核而不失之凿”，正文中片言只宇皆有依据，引文皆注出处，“考订无缺失”。书成之后，即见称于世，被誉为清代方志纂修体的代表作，是当时公认的“佳志”。
该书刊刻成书的时间，历来认为是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辞典》也如此著录。近几年来有人提出：乾隆三十八年成书之说，不确，应是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刊刻成书。此说一出，即被不少地方性资料及有关工具书引用，自此，《历城县志》出书时间形成古、今两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