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说
格物致知，简称“格致”，中国古代认识论命题，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格物致知”进行诠释，其中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读较为学界认可。
汉唐时代，郑玄、孔颖达等从伦理学的角度诠释“格物致知”，并赋予其伦理道德的意义，认为“格物致知”是指善恶事物之来与人的善恶之知的关系，善恶事物的由来源于人的善恶之知，只有“知至”，才能行善不行恶。宋以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甚多，程颐认为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过程，认为人心受外物影响而产生欲念，使人心不正而泯灭了“知”，也就丧失了“天理”。为了要恢复人固有的先验知识和道德，就要通过“格物”。朱熹通过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并补作“格物致知传”，突出“格物致知” 在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朱熹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宇宙的普遍之理，要达到这一点，不会只格一物便能把握万物之理，也不需要把天下万物逐一格过。经过对外部事物反复考究的渐进过程，在某一阶段上人的思想认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及至明代，王守仁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论点出发，将“格物”诠释为“格心”，把“致知”诠释为“致良知”，认为通过考究外部事物，并不能达到“致知”。强调“格物致知”是在行事过程中的为善去恶，将良知的发用流行充拓推广到事事物物当中，体现其鲜明的心学特色。
“格物致知”最初影响有限，后经宋儒尤其是朱熹的阐发，开启了儒家知识论的新途径，对于整个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创新性的意义。除此之外，在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众多人士展开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明中叶之后，西方科学开始进入中国，徐光启把西方科学归于“格物穷理之学”名下。清中期之后，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都冠以“格致”的书名，而且西方科学被称做“格致学”，直至最终出现了“科学”概念。
原文出处
“格物致知”概念的最早表述出自《大学》。朱熹通过《大学章句》对《大学》内容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并补作“格物致知传”，明确提出并丰富了“格物致知”的概念。
《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李一氓，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章句》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定义
“格物致知”源于《大学》。宋儒朱熹撰《大学章句》，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并补作“格物致知传”，明确“格物致知”的概念及理论基础地位。“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为认识事物之理。“致知”为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是主体通过考究物理使主观上得到的知识得以扩充。格物致知指通过对具体事物之理的穷索，以使人们主观上所掌握的知识得以扩充。包括探求万物之理、积累经验知识，以及完善和提高人的道德意识两个层次。
内涵变迁
汉唐学者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字康成）在注“致知在格物”中指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对此，唐代经学家孔颖达（574—648，字冲达）疏曰：“‘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若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源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善事来，则知其至于善；若恶事来，则知其至于恶。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
在这里，“物”只是指善恶之事物；“知”只是指善恶之知；“格物致知”则是指善恶事物之来与人的善恶之知的关系，认为善恶事物之来源于人的善恶之知，只有“知至”，才能行善不行恶。显然，郑玄、孔颖达纯粹只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诠释“格物致知”，并赋予其伦理道德的意义。
程颐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程颐将“格物”的意义解释为穷理，将理学的天理说与认识论沟通起来。程颐所谓的“理”既是伦理道德之理，也包括自然界事物之理。要致知就必须格物，而格物就在于穷究事物之理。“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程颐认为，人心受外物影响而产生欲念，使人心不正而泯灭了“知”，也就丧失了“天理”。为了要恢复人固有的先验知识和道德，就要通过“格物”。程颐从格物的内涵，格物的对象、范围、方法、次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使“格物致知”思想成为理学的重要资源。
陆九渊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南宋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释“格，至也，与穷字、究字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陆九渊将格物致知看作为学成人的“下手处”，讲格物更为强调心的作用，要求“先立乎其大者”，“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可视为“以尊德性为宗”的格物致知，强调人的德性在穷究事物之理中的优先地位。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通过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并补作“格物致知传”，朱熹突出“格物致知” 在《大学》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此外朱熹对如何“格物致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探讨了格物的对象、途径、方法等诸多问题，要求通过持敬、学问思辨、推类、积累与贯通，达到“物格而后知至”，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格物致知论。
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即物”，就是接触事物，第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极”，朱熹用以训的“至”即指“极至”。“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认为格物的基本意义是穷理，穷理要到具体事物上穷，穷理又必须穷至其极。
致知是指主体通过考究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致知作为格物的目的和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认识方法或修养方法。“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朱熹强调，致知只是就认识实践在主体方面获得的知识成果而言，没有即物穷理，主体是无法扩充知识的。
知是属于主体的，理是属于客体的，格物是即物穷理至乎极，其方法程序则是“用力积累”与“豁然贯通”。朱熹认为，格物的目的是最终认识宇宙的普遍之理，要达到这一点，不会只格一物便能把握万物之理，也不需要把天下万物逐一格过。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具体事物的物理、伦理是各个差别的，同时又都是普遍、统一的宇宙原理的表现，只有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反复积累，人的认识才会从个别中发现普遍，逐步认识一切事物间共同的普遍规律。“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指出，正像人在正常认识过程中常常体验到的，经过对外部事物反复考究的渐进过程，在某一阶段上人的思想认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即“豁然贯通”。
朱熹的格物学说中虽然也包括省察身心性情之德方面，但主要和更多地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考究，尽力在方法论上指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的学说中不仅容纳了认识的客观法则和辨证过程，而且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从认识论的路线和原则看，朱熹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心本有天赋的道德原则，同时又强调认识的直接对象是具体事物之理，只有通过具体的学习的积久过程才能最终使内心的原则彰显出来。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明代心学代表人物王守仁以《大学》古本为正本，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论点出发，将“格物”诠释为“格心”，把“致知”诠释为“致良知”，认为通过考究外部事物，并不能达到“致知”，只有通过内在探求，明了良知本心，才能真正实践“格物致知”。王阳明强调“格物致知”是在行事过程中的为善去恶，将良知的发用流行充拓推广到事事物物当中，体现其鲜明的心学特色。
王阳明作为为学宗旨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更是明确将“格物致知”仅仅限定于心性修养的范畴。王守仁否定格外部事物，格自然界事物，因而具有排斥外部知识的倾向。在阳明学那里，纯粹属于道德论意义上的阳明格致论取代了包含着知识论元素的朱子格致论。
王夫之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明清之际王夫之（1619—1692）大体继承了朱熹的格致论，并有所发挥。他强调格物，认为“此学之始事必于格物”，又以“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以求尽其理”作为格物的解释。此外，他将“质测之学”、“泰西物理、化学”与“格物致知”的概念联系起来，实现了格物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贯通。
王夫之的格致论与王守仁排斥外部知识进而否定朱子的格致论不同，王夫之赞同格外部事物，但认为道德修养无须穷尽外部事物之理。同时，王夫之把“格物”与“致知”看作认知过程中递进的两个阶段并作具体分析，对朱熹的格致论进行了补充。
相关概念
三纲八目
指三纲领八条目，出自《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是朱熹对于《大学》内容的总结概括，简称为“三纲八目”。三纲领，指的是《大学》开篇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领明确了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指出了儒学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提供了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表达了儒家一贯倡导的以教化为手段达到德政礼教合一的理想目标。八条目将个人的道德意识修养作为治天下的根本，将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相结合，表明了儒家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德治仁政的理想追求。
三纲领八条目作为“大学之道”的总结，系统而具体地表达了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明确了儒学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式，对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格物致知”为程朱理学的工夫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受宋明理学影响，“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儒学工夫论的思想之源与经典总结，使得“内圣外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理想。
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概念。朱厚照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守仁在赣州市初讲“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自己的良知发掘出来并落实在行为上，就是“致良知”；对于“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他强调说，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功夫。此外，王阳明还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和路径，认为并非仅仅有良心就可以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要达到致良知的境界，绝非等闲中来，要自困顿中来，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要在事上练，这也与“心即理”“知行合一”说一脉相承。
晚年的王阳明，于天泉桥回应弟子心学之争时，进一步提出了载入史册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深入系统地阐发了致良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史称“天泉证道”。
相关著作
大学
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为《礼记》篇名，旧传为春秋曾子所作，近代许多学者认为是秦汉之际儒家作品。
《大学》全文围绕开篇提到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展开阐述，论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与道德修养法则的完整论述。
唐代韩愈、李翱将它视为与《孟子》《周易》同样重要的经书。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两篇，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重新编定《大学》章次，作“经”“传”之分，又补写“格物致知”章，尊崇《大学》是为学纲目，并刊刻于“四书”。他提出融道德政治为一体的“大学之道”，包括三纲领八条目，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被宋儒称为“初学入德之门”“所以教人之法”。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的代表作之一，是朱熹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学经典的理学式诠释。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章句》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其祖述北宋程颢、程颐的观点，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
该书展示了朱熹的经典解释方法，酌取前人注解而加己注，从理学出发，颇多发挥，体现出“理气论”“格致说”等具有理学特色的相关思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与刊行在传扬孔孟成德之教的义理、引介严肃而合理的治学方法以及摆脱“五经”的权威束缚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阐发见于《大学章句》开篇及格物致知补传部分。
王文成公全书
共三十八卷，又名《王阳明全集》，是王阳明著述汇编，其篇次、内容基本依据隆庆本抄录，该版本为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门人徐曰仁辑录，钱德洪订正。其中以《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大学问》最为重要，是王守仁学术思想的代表作。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致良知”等观点在书中都有呈现，是了解王阳明思想的经典著作。王阳明有关格物致知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在《传习录上》及《大学问》中。
意义影响
思想史意义
“格物致知”源出自《大学古本》，限于文本诠释不足，影响有限。后经宋儒尤其是朱熹的阐发，确立“格物致知” 在《大学》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才最终明确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格物致知”经朱熹阐明后，对于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创新性的意义。孔子以“仁”开创了儒学，并强调“仁”与“知”的统一。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的“仁”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而“知”学却一直融合于“仁”学之中，发展较为薄弱。朱子的格致论虽然没有能够明确地把“知”学从“仁”学中分离出来，但其具有显著的“知”学倾向，并发展了儒家的“知”学，实际上开启了儒家知识论的新途径。
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格致论，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诚如钱穆所说：“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为最受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它不仅为朱子门人以及后学所继承，而且导引出王守仁、罗钦顺、王夫之诸多格物致知的解说者。他们对于朱子的格致论，既有阐扬，亦有责难，使得“格物致知”思想开启了后世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
科学史意义
“格物致知”经朱熹阐发后，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界事物，实际上包含了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不仅朱熹自己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开了对于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而且朱子后学以及后世不少儒家学者，乃至许多科学家，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展开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明中叶之后，西方科学开始进入中国。徐光启把西方科学归于“格物穷理之学”名下。清中期之后，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都冠以“格致”的书名，而且西方科学被称做“格致学”，直至最终出现了“科学”概念。
评价
学界对“格物致知”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认识上。
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哲学家钱穆晚年在所著《朱子学提纲》“朱子论格物”一节中指出：“朱子论心学工夫最要着意所在，则为致知。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学家诸家中，实惟朱子一人为然。欲求致知，则在格物。就理学家一般意见言，心属内，为本；物属外，为末。理学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性之理，则贵反求而自得。朱子不然，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此为朱熹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自此开出理学之新趋。”
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胡适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
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在《朱熹》一书中指出朱熹格致论“为影响中国思想甚大而为后人攻击甚力者”。
当代哲学家、史学家任继愈，在《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认为，“朱熹创立的‘格物说’丰富了中国哲学史，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天理，众物之表里精粗与人类的全体认识过程的认识范围融合为一体。这个理既有自然之理，也有人心之理，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
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陈来在《朱子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到格物论是“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